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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向、歆父子的思想背景
刘向、刘歆父子生活的西汉后期，正是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汉武帝54年的统治对西汉王朝的走向构成了深远影响，首先，中央集权战胜了诸侯分封。自汉文帝以来，不断削弱诸侯王的力量；景帝时期，平定了七国之乱，诸侯势力元气大伤，很难再对中央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到武帝时期，继续施行削藩政策，施行推恩令，诸侯势力进一步削弱。至此，以诸侯王为首的地方分裂势力基本消除。其次，皇权逐渐加强，相权日益削弱。西汉肇建之初，出现了大批军功勋贵，如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人，他们出将入相，掌握大权，除其本人的能力、功劳外，西汉初期赋予丞相较大的权力，如在大政方针、官员任免上都有极大话语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汉高祖、汉文帝为了巩固皇权而打击萧何、惩治周勃。到汉武帝时期，皇权达到高峰，一方面，皇帝选拔亲近之人组成“内朝”，侵夺丞相职权；另一方面，皇帝也大量任用身份较低之人出任丞相，这些人的权力得失在武帝一念之间，因此对汉武帝唯命是从。皇权的高度集中虽然便于汉武帝施行自己的政策，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附带了一系列弊端，最明显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专权。最后，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令儒家思想一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主导思想。儒学之所以能够在百家争鸣中被“独尊”，一方面在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巩固需要思想上的统一做支撑；另一方面，在诸多学术流派中，儒家把宗法制家庭与皇权国家高度协调起来，逐渐适应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儒家意识形态与郡县制等制度结合所构成的一体化结构，在协调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的仁孝观念也成为联系宗法与社会组织的桥梁。“儒学政治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武帝晚年虽改弦更张，祛除了许多苛政，但他加强皇权的措施之弊端在西汉晚期产生了重要影响。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为君主，有能力驾驭庞大的皇权，当然面对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也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汉武帝之后，除了汉宣帝还有能力控制皇权，保持政治稳定，其他几位皇帝的较弱统治，导致权臣、外戚轮流秉权。此间，出现一个新现象，即以儒家知识分子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官僚体系逐渐形成。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大批儒家士人成为官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记载：“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这些儒臣中虽有阿谀之人，但也有大量儒臣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以及对皇帝的忠心。西汉晚期，面临外戚、宦官专权的政治格局，儒家官僚与外戚、宦官的矛盾斗争不断激化，造成了西汉后期政治局势的动荡。
先秦诸子的学说经历了数百年的争鸣，在相互辩难中不断完善。到汉代，出现融合之势，特别是处在“显学”地位的儒、道两家，不断从其他各家思想中汲取养分，以回应现实问题。淮南王刘安所编的《淮南子》一书体现了汉代道家思想发展的新趋向。在儒家思想方面，出现了叔孙通、陆贾、贾谊、韩婴等儒生，但对汉代儒学发展起到主导作用的是董仲舒，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大量吸收先秦各家思想，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经过改造的汉代新儒家“适应形势潮流，大量吸取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使之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新儒学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势，汉武帝时儒学上升为官方学说，儒学与选官制度开始紧密结合在一起。建元五年，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设五经博士教授经学，为政府培养合格的官僚人才；元朔五年，建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人才，除太学与五经博士外，察举、征召等选官方式无不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和选拔标准。儒学与选官制度的结合对于儒学的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随着儒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其内部逐渐开始分化，出现了今、古文之争。这种争议的出现既有政治上权力争夺的因素，也有学术上关于派别、内容、渊源、方法等差异，但总体来看，西汉晚期的今、古文之争偏重于政治权力方面，即争夺“仕进”的机会。
阴阳灾异以及“谶纬”思想的流行是儒学独尊的附带产物，上文提及汉代的新儒家吸收了阴阳五行的观念，董仲舒将其阐发为天人感应，意图通过自然现象来警示和限制君主的权力。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现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阴阳灾异理论化的重要体现是“纬书”的大量出现，“纬”相对于“经”而言，随着儒家经书在西汉中后期取得神圣地位，“纬书”作为经书的补充性著作，也在政治、思想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纬书”穿凿附会一些神秘观念，使儒家经典神秘化、宗教化。“谶”，指隐语、预言，即借用一些神秘启示来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这在秦、汉时期极为流行，如秦始皇时期的“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等。陈胜、吴广起义时“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刘邦以赤帝子身份斩白蛇，这些都属于“谶”的范围。
“谶纬”思想对汉代政治、社会和学术思想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西汉中晚期特别盛行，主要用于既定的政治目的，如统治者为了掩盖自己政治上的无能，利用“谶纬”迷信搞出“再受命”的把戏，“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这种自欺欺人之法不仅不能稳固摇摇欲坠的统治，反而消减了统治的权威性。除了统治者自欺欺人之外，一些野心家利用西汉末期政治上的腐朽，妄图通过“谶纬”获取最高权力，如王莽欲篡权，使人埋白石于井下，上刻“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为自己篡汉作舆论与思想上的准备。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以图谶起兵，称帝后，对此深信不疑，曾经宣布图谶于天下。刘勰记述：“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原本作为补充和解释儒家典籍的“纬书”，却反过来对经学产生影响，推动了经学的神学化。原始儒家并不具有这种神秘色彩，也不热衷于怪力乱神，图谶严重背离了儒家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图谶与经学的结合并不能长久。当然，也应看到“谶纬”之学中包含了许多哲学、天文、地理和历数方面的知识，不能对其一概否定。
概括而言，就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刘向、刘歆父子正处在儒学独尊、谶纬始兴的时期，儒家开始了与政权紧密结合的道路，同时又逐渐滑向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他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学术思想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