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居仁由义，民为邦本

经历了秦朝严苛的“法”治之后，汉朝开始重视儒家的治国理念。《淮南子》对儒家有所批判，如他们认为“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瓴之徒也”。“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诸如此类，《淮南子》认为儒家思想治标不治本，只有把握了最根本的“道”，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真正的善治。虽然《淮南子》在一定意义上对儒家进行批判，但在西汉的现实政治背景下，《淮南子》还是不得不把儒家的仁义礼智等观念纳入其政治理论，使之对黄老思想和法家思想进行补充，以适应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淮南子》认识到“仁义”在治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挐治烦，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由此可知，《淮南子》认识到了儒家核心思想对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道家思想的主导下，部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该书认为当时在位的汉武帝应该“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这恰好体现了《淮南子》“道主儒辅”的思想。

在《淮南子》所建构的体系中，儒家的地位无疑仅次于道家，德治和仁政是仅次于“无为而治”的一种治理方式，即“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按照《淮南子》的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并非“上世”或“中世”，而是所谓的“衰世”，“衰世”特点有四：其一，“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其二，“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其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其四，“性命之情，淫而相胁”。如果要振衰起敝，就要重视仁义礼乐的作用，因为“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可见，《淮南子》也将儒家倡导的仁义礼乐当做振衰起敝的救世之方，并提出，“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仁君治理天下，应该“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痛斥暴君“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对于普通人，《淮南子》提倡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晏子不屈服于崔杼的例子，倡导“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的观念；通过尧舜禅让、季札让国的典故，告诉人们“不观大义者，不知生之不足贪也；不闻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的道理。

《淮南子》在对儒家思想的借鉴方面，最为可贵的是吸收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这在《淮南子》思想中可谓极为出彩之处。《淮南子》提倡君主要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即“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君主要“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尧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这与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的目标，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政府对农民的赋税征收方面，“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要求政府收税多少的前提是保证老百姓能够衣食无忧。《淮南子》还要求君主应该以百姓之忧为忧，不能一味享乐，即“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明主弗乐也”、“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因此，君主只有努力保证人民衣食住行需求，保证“国无哀人”，才能与民同乐。《淮南子》重视以民为本，也就承认了君主对人民是负有责任的，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防止他们滥用权力。

刘安依据当时的思想状况和他自己的政治诉求，在编纂《淮南子》的时候，将黄老道家、法家、儒家的政治思想混同起来，既强调君道无为，又主张法术一体，还重视居仁由义，可以说，基于对现实政治的理解，《淮南子》并不完全囿于诸子百家各自的门户之见，而是努力吸收诸子百家治理思想的精华，来服务于当时的现实政治治理，这也表现了刘安及《淮南子》思想具有政治上的务实性一面。 aJ3pdXZ15u0LKObkpS0RNPfPoGijqHiPz4cHz+ATyad2rjm39A2SY8DoeuOCSo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