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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法入道，法术势一体
《淮南子》对用礼法等强制性方式来约束百姓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认为最高水平的治理方式是君主“无为”，让百姓自然而然的生活；另一方面，它也明白至德之世已经不复存在，现实政治中需要礼法制度。因此，《淮南子》中吸收了法家治国思想之精华，将“法”、“术”、“势”引入到《淮南子》构建的思想体系中来。
法律代表君主的权威，一旦制定之后，就必须具有强制性，百官不能加以诽谤，更不能触犯，臣民要完全服从君主的法律和权势，这是典型的法家思想。法律一定要排除君主的私心，不因自己的好恶、爱憎为标准，要明确赏罚的客观标准，受赏者依靠功劳与努力得到赏赐，受罚者则因自己的错误与罪过受到惩罚，这样才能“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国家动乱的原因往往是滥赏滥罚所造成的，如果“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有无功劳都可以受赏，那么何必要兢兢业业为国分忧呢？如果“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犯不犯错都也可能刑罚加身，那何不铤而走险呢？所以《淮南子》提倡君主一定要慎施赏罚，在客观的赏罚标准制定之后，君主就不要妄动，即“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如此看来，君主无需“有为”，只要制定和运用公正、客观的法律标准来治理国家，就能达到垂拱而治的目的。
“术”是先秦法家学说中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可以看出，“术”是君主运用特定权术来控制臣下的一种手段。《淮南子》吸收了法家的这一概念，强调君主在选人和驭下过程中能够“循名责实”，不要被各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要根据实际情形去考察、任免官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君主只有保持精明审慎、中正无私，才能真正洞察虚实、管理百官。
“法”和“术”是治国理政的手段，而手段的运用与施行必须依靠有“势”的君主。韩非子认为，“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不载于势，则功不立名不遂”。儒家强调圣人施行教化要有“德”有“位”，其中的“位”和法家的“势”具有相似的意义，正是儒家知识分子没有“位”，所以才强调要“得君行道”。《淮南子》认为：“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由此可见，权势是君主施行教化、移风易俗的前提。“时势造英雄”，刘安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势”有“位”的时代，在他看来，自从远古至德之世过后，就没有圣人施展抱负的环境，或者没有能够让他施行大道的尊贵地位，直到汉朝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这种“命”、“时”、“位”、“势”才又重新出现。因此，他认为应该效仿圣人，“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明确了法、术、势各自的意义之后，《淮南子》认为君主治国的要点就是掌握权势、运用权术、施行法制。但是，如果仅是简单的法、术、势相结合，那么法家都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甚至较之《淮南子》更加完备、翔实。秦国的政治实践证明法家构建的制度体系过于刚性、缺乏柔性，存在很大缺陷，基于此，《淮南子》的真正意义当然不是简单地照搬法家思想，而在于它力图将先秦儒、法、道等各家治国理念中合理的部分进行融合，使它们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互相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