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淮南子》的认识论

《淮南子》一书体系极为庞大，除了探讨天地宇宙，在认识论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淮南子》肯定了人具备主观认知能力，认为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形体、气血与精神，三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可见，“形”与“气”是生命展开的源动力，而“神”则是人类活动的主宰。在三者之中，《淮南子》更强调“神”的主宰性作用和地位，认为“神”能够决定人的日常行为和志向追求，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认识能力的根源所在。“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淮南子》提倡重视精神方面的修养，要求人们不要沉溺于肉体上的欢愉，因为一旦长期沉迷于物欲，为权势所支配，就会丧失“精神”，“精神日以秏而弥远，久淫而不还，形闭中距，则神无由入矣”。

《淮南子》把“神”作为人类活动的主宰，同时，认为人的精神只有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才能产生认识，即所谓“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神”是人类主观认识能力的根源，“物”则是客观的外在世界，《淮南子》认识到外在世界有两个特点：一是自然有其客观的规律，而且这些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二是客观世界复杂多变，即“忽兮怳兮，不可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因此，人类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要把握其客观规律，就必须具备正确的认识方法。

《淮南子》认为人虽然具有认识的能力，但在不同状态下，认识的能力高低是不同的。如果要形成正确的认识，那么人的主观精神应该保持“清静、柔弱、恬愉”的状态，“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人的精神一旦达到这种“无形”的状态也就能与“道”合一，从“无形”中产生有形，无声中形成五音，无味中生成五味，无色中形成五色。从“静”、“虚”的观点出发，《淮南子》不提倡人的精神经常有喜怒、忧悲、好憎、嗜欲等波动。“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瘖，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这些负面情绪不仅对人类的身体有损害，而且会遮蔽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人只有保持心灵的平静、重视自身的休养，才能达到“通于神明”的境界。“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中之得则五藏宁，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贵，无所大过而无所不逮。”“通于神明”，也就达到了高妙认知的境地。

《淮南子》还强调学习的重要性。针对当时“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的情况，《淮南子》对“非学”之人进行了驳斥，认为人作为万物之灵，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受到文化的熏陶。《淮南子》列举了两种极端现象，一种为“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另一种是“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而大部分人类处于这两者之间，既非天生圣贤，也非冥顽不灵之人，因此，通过教育可以使大部分人习得向善之性，而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经过教育仍然作恶之人的存在就否定学习的重要性。《淮南子》认为，教育能促使多数人向善、行善。“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爱父者众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废，何也？其行之者多也。”通过教育和学习让人性向善，使人能够分别善恶，进而弃恶从善，社会的稳定也就有了保障。《淮南子》除了承认学习的教化作用外，还看到学习在文化传承与延续方面的作用，“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这些发明方法之所以能够一代代传承下来，正是人们不断学习并继承的结果。

《淮南子》主张学习要从人的本心出发，发自内心的热爱知识，不要因为外界的种种压力和诱惑而勉强自己。“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淮南子》的这种看法符合人类认知特点和教育规律，如果是出于自己本心爱好、追求知识，则学习过程也是享受快乐的过程，对知识的掌握理解程度也会事半功倍。同时，《淮南子》主张政府和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也要依据人的性情爱好，尽量“顺因其性”而不要去“拂人之性”。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强调黄老无为的观念，但却十分强调“学以致用”之学的重要性，认为“学”最根本上是“急所用也”。

儒家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对于“博学”及其背后的追求，《淮南子》也有所反思。《淮南子》指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可以放开思绪，任意驰骋，观览世间万物，但万物变化无端，不能单纯靠纯粹的思辨去认识，把事物的本来面目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像镜子一样按照事物的发展趋势去映照它，所谓“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与古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万物流变背后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逻各斯”），强调认识的根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对“道”的把握。《淮南子》批评有些学习的人，“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淮南子》认为：“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如果不能把握事物背后的本质性认识，而仅仅认识表面现象，这种知识用来指导实践是有害无益的，如商鞅、申不害等人治理国家，“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犹如抱薪救火，如果用在政治上，就不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

另外，《淮南子》还继承、发展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凸显了“和”的观念，强调对立矛盾的双方达到统一的重要性。在宇宙生成方面，“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可见，天地、四时、日夜等自然现象的正常运作无不依赖于“和”。在国家治理中，“和”也是衡量政治运行的重要标准，“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在个人的修身上，“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和”贯穿于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无之矣”。辩证思想贯穿于《淮南子》全书中，许多朴实的语句、事例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哲理，对人的日常活动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如“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这些都是从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出发来阐发生活中的一些道理，反映了辩证的生活智慧。

《淮南子》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先秦道家的基本主张，又糅合诸子百家，在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领域形成了具有一定独特意义的思想主张，对后人认知西汉时期的思想界状况有所裨益。 A2sH3jAdqvXOO3WpT1qQvRUmRCir624WdWFO3y5vzYPnmiIE3TuO6gQFKDE5cN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