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要讲的故事,换作别人可以写一本书。然而,我曾用尽全部力气在这个故事里活着,倾尽了全部德行。我就把我的回忆记下来吧,就算有的地方显得不完美,我也不愿虚构情节,修补、连通的事我也不愿去做,任何修饰铺垫都会夺走我讲述的最后一点乐趣。
父亲死那年,我还不足十二岁。母亲不愿意留在父亲生前行医的勒阿弗尔,决定移居巴黎,想着在那里我可以更好地完成学业。她在卢森堡附近租下一套小公寓,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小姐搬来与我们同住。阿斯布尔顿小姐早已没了亲人,起初她是我母亲的家庭女教师,后来二人相伴,再后来成了朋友。我在这两个女人的陪伴下度过了童年,我记得她俩一样的温柔,一样的悲伤,又总是穿着孝衣。一天,想来离我父亲去世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母亲晨帽上原本系着的那条黑丝带不见了,换成了一条淡紫色的。
我叫道:“哦,妈妈,你戴这个颜色一点儿都不好看!”第二天早晨,那条黑丝带就又回来了。
我身子弱。母亲跟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小姐精心照料我,生怕我得病。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我没有变成懒汉,都是因为我爱学习。见我面色越发苍白,好天气刚来,她们就商量好把我带到城外。那是在六月中旬吧,我们几个起身赶往勒阿弗尔附近的芬格斯玛尔农庄,我舅舅布兰科在那儿住,每年夏季我们都会去他那里度假。
我舅舅布兰科家的花园不大也不美,跟诺曼底这带的花园没什么两样,农舍为三层小楼,代表了上个世纪乡下大多数的房子的样子。农舍前面有十来扇窗户,都面朝花园东面开,后面窗户多些,两侧却连一扇都没有。窗户都小,有几块窗玻璃是新换的,挤在那些旧的中间,瞧上去亮闪闪的,旁边旧玻璃显出绿色,不太和谐,又单调。还有几块都裂了缝,过去我父母总叫它们“气泡”,隔着窗户朝外面看去,有棵树弯了腰,邮差过去的时候,会突然把背拱起来。
花园为长方形,四面都是墙。房子前面有片草坪,很大,有树遮阴,周围是一条砾石铺成的小路。这面的墙低矮些,可以看到花园周围的农院与房屋,农舍的边界是一条山毛榉林荫路,这是乡下惯常的划界的方式。
房子后面,靠西侧,花园延伸得要宽阔些。沿着南边的树篱有一条小路,两边开满鲜花,煞是好看,一排葡萄牙月桂树,又有几棵别的树,组成一块厚厚的幕,遮挡住了海风,故此小路被保护得好好的。还有一条路是沿着北墙过去的,消失在树丛中。我的几个表妹管它叫“黑暗小路”,天黑后,谁都不敢在上面走。这两条小路的尽头就是家庭菜园,菜园本与花园相连,只是地势低些,走下几级小台阶才能到。菜园底部,墙的另一侧,有道小门,门上有闩,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打开门闩,朝前走,是一片矮树林,那条山毛榉林荫道到了林子里头就左右分叉不见了踪影。站在西门口,目光越过小矮树林顶部,可以看到远处的高原,高原上长着庄稼,绿油油的真漂亮。不远处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小村里的教堂,无风的时候,缕缕青烟从六七座农舍的屋顶上袅袅升起。
夏日的傍晚,吃过了饭,若赶上天气好,我们就去“低洼的花园”那里玩耍。我们从那道秘密的小门出去,一直走到林荫道上放着的一条长椅那里,欣赏乡下的美景。路边有个废弃的泥灰坑,坑上有个茅草搭的顶,我舅舅、我母亲,还有阿斯布尔顿小姐,就坐在椅子上歇息、看景。我们前面有个小山谷,谷中弥漫着雾气,目光越过远处的森林上面,天空变成了金黄色。然后,我们在花园低洼处逗留一会儿,那时天就已经黑下来了。进屋后,我们会看到我舅母在起居室坐着。她几乎不跟我们出去。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夜晚就在那里结束了,可很多时候,我们还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就听到大人们上楼去睡了。
白日里,只要我们没在花园里玩,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教室”里待着。“教室”就是我舅舅的书房,为我们专门放了几张课桌。我表弟罗贝尔跟我挨着坐,我们身后是朱莉叶特和阿莉莎。阿莉莎比我大两岁,朱莉叶特比我小一岁,我们四人当中,罗贝尔年纪最小。
我在这里写的并不是我小时候的事,而是我要讲的那个故事。我要说,这个故事的确始于我父亲死的那年。要么是因为父亲死了,要么是因为看了母亲那伤心的样子,我的神经受了过分的刺激,使我很容易受到新的感情的影响。我过早地成熟了,因此那年我们再去芬格斯玛尔农庄时,我就觉得朱莉叶特和罗贝尔越显稚嫩,而在我看到阿莉莎的时候,才猛然想到我俩已不再是小孩子了。
没错,这个故事的确始于我父亲死的那年。我记得我们到那儿以后,母亲马上就跟阿斯布尔顿小姐谈开了,这次交谈证实了这一点。我冷不丁地进了屋,母亲跟她朋友俩人正聊天,聊的是我舅母的事。母亲很生气,怪舅母没穿孝衣,要么就是脱孝衣太早了。(说老实话,露西尔·布兰科舅母穿黑孝衣,就像母亲穿带颜色的衣裳,都是难以想象的。)我记得我们到的那天,舅母身上穿了一件平纹细布长裙。阿斯布尔顿小姐还像平常那样,耐心安慰我母亲。
她有些羞怯地辩道:“其实,白衣也是孝衣。”
“她肩上那条红披巾你没看到?你也管那叫孝衣?弗洛拉,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真替你丢脸。”母亲急嚷道。
我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会见到我的舅母,夏天热,我舅母无疑才会穿那件低领口的透明上衣,而我记得的也总是她这副样子。她惹我母亲生气,让我母亲大为震惊的,倒不是那几条经常被她披在肩上的亮色的围巾,而是她的领口开得太低了。
露西尔·布兰科舅母长得很美。我至今仍留着一幅我给她画的小画像,画中的她还是原来的模样,显得很年轻,会让人误以为她是几个女儿的大姐,她一如既往地坐在一旁,头微微向左歪,小指很惹人爱地朝唇部弯曲。蓬松的卷发一半滚落在脖颈上,用一个大大的发网兜住了大半部分。上衣开口处,一个意大利镶嵌画的饰品垂挂在一条系得松松的黑色天鹅绒带子上。她那黑色的天鹅绒腰带上系着个宽大的蝴蝶结,飘在微风中,宽边草帽软软的,挂在椅背上——这一切为她增添了几分稚气。她的右手垂在身子一侧,拿着一本合着的书。
露西尔·布兰科的家是西印度群岛的,她这辈子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或者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母亲后来告诉我,她是个孤儿,多半是被遗弃的,牧师沃蒂埃同他妻子把她收养,那时候,俩人还没有孩子。牧师夫妻俩很快离开了马提尼克岛,带着她一同到了布兰科家住的勒阿弗尔。沃蒂埃家与布兰科家交好。我舅舅那个时候受雇于一家外国银行,三年后回来了,见到了小露西尔。他第一眼见到小露西尔就爱上了她,还向她求婚,这让他的父母、我母亲大为伤心。而当时,沃蒂埃太太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开始担心他们领养的这个姑娘(露西尔的性格越发怪了)会带坏自己的孩子,何况,家里的境况也很糟糕。母亲跟我说这些事,就是为了叫我明白,沃蒂埃两口子为何当时很快活地同意了我舅舅求婚一事。我的看法是,这位叫露西尔的姑娘越来越叫人难堪了。勒阿弗尔那个地方的人我是再了解不过了,这姑娘这么迷人,天知道他们会说出什么样难听的话来。后来我也了解到,牧师沃蒂埃脾气好,为人谨慎,对人真诚,不会玩什么阴谋诡计,也对付不了各类恶人、恶事——这个老人当时定是走投无路了。至于牧师沃蒂埃太太,我就不说什么了吧,她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死掉的,这个孩子同我年纪相仿,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露西尔·布兰科几乎不同我们来往,中午吃完了饭才会从楼上下来,然后立即躺在沙发或吊床上,懒洋洋地伸开四肢,就那么一直躺到傍晚,起身后却还是原来那副倦怠的模样。她常常拿起一方手帕擦额头,看样子是在擦汗,可她的额头上哪里有什么汗,皮肤光滑得很,连一点儿瑕疵也看不到。她这方手帕总让我赞叹不已,因为做得十分精巧,又散发着香气,闻起来,倒像是鲜花的芬芳,不是香水的那种香味儿。她有时从腰间摸出一面小镜子,盖子是银色的,一滑就开了的那种,而她那束在腰间的链子上总是挂着各样的小饰品,她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手指伸到嘴里润湿,然后摸摸眼角。她手上经常拿着一本书,却几乎总是合着的,一个玳瑁书签又总是夹在页码中间。你若走到她身旁,她并不会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你。从她那粗心或疲倦的手中,从沙发后面,从衣裙的褶皱里,常常会看到她的那方手帕,要么就是一本书、一朵花或一枚书签落在地上。一天,我捡起她那本书来——我对各位说的可是一个孩子的记忆——发现是一本诗集,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晚上吃完了饭,露西尔·布兰科也不跟我们同坐在桌边,而是坐在钢琴跟前,弹肖邦的一两首慢板马祖卡,默默地从中取乐,有时,某个小节只弹了一半就止住了,双手一动也不动,僵在了那个和弦上。
奇怪的是,同我舅母在一起时,我总觉得不大舒服,那种感觉很复杂,有不安,有困惑,又夹杂着几分赞赏与恐慌。也许是某种说不清的本能让我与她不对眼,后来我又觉察出,她瞧不起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小姐和我母亲,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小姐怕她,我母亲不喜欢她。
露西尔·布兰科,我多希望我不再对你怀有恶意,我多希望我能暂时忘掉你曾经给我造成的那么大的伤害……不管怎样,说起你时,我尽量不让自己心里有怒气。
那年夏季的一天,也许是次年夏季的一天,我记不清了,因为事情发生的地点总是那个样子,从来没变过,我能想起来的事有时会交叉在一起,有时又会记混,反正就是在那么一天,我去起居室拿一本书,她刚好在那儿。书拿到了,我转身刚要走,她就把我叫了回来——平日里,她就是看见我也装作没看见。
“你干吗跑那么快,杰罗姆?你是怕我吗?”
我的心一阵狂跳,慢慢地走近她的身旁,努力装笑,把手伸了出来。她一只手拉过我的手,另一只在我脸上摸着。“我的小可怜,你母亲把你打扮得好难看啊!”她说。
那时候,我常穿一件大领子的水手服,此时,我舅母就在扯我的领子。
“水手服的领子敞开些才好看,”说着她就解开了我衬衫上的一粒扣子,“喏,这样就好看多了嘛!”随后她就掏出她那个小镜子,她的脸凑近我的脸,用光溜溜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手伸进我的衬衫里面,笑嘻嘻地问我怕不怕痒——手还在朝下伸呢,越来越低……我猛地跳起来,用的力气太大,都把衬衫扯碎了,红着脸逃了,就听她在身后嚷叫:
“哦,你这个小笨蛋!”
我慌忙逃到菜园那头,掏出手帕,在一个小水罐里浸湿,放在额头上,用力洗,用力擦脸颊、脖子……凡是被那个女人碰过的地方都没放过。
露西尔·布兰科有时就会“犯病”。这病来得突然,整栋房子都会被她搅得天翻地覆。她每次犯病,阿斯布尔顿小姐都会慌忙把孩子们引到一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可卧室或客厅里传出的可怕的尖叫声实在太大,要孩子们不去听是不可能的。我舅舅慌了手脚,我们听到他急匆匆地在走廊里跑动,一会儿拿毛巾,一会儿拿花露水,一会儿又要去取乙醚。我们围着桌子吃晚饭时,还不见舅母的影子,舅舅看上去又焦虑又苍老。
露西尔·布兰科舅母的病发作完了,她就会让人把孩子叫来——总叫罗贝尔和朱莉叶特——从来不叫阿莉莎。每逢这样伤心的日子,阿莉莎总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有时她父亲会跟她一起,因为过去他常和她谈心。
舅母的病让佣人们吃惊不小。一天晚上,她的病闹得正凶,我躲在母亲的房间里,起居室里发生的事我们不大能注意到,就听见厨子一边在走廊里跑,一边嚷道:“先生,先生,快些吧!我那位可怜的太太就要死了!”
我舅舅去了楼上阿莉莎的房间,他下楼的时候,我母亲出去迎他。一刻钟后,我听到他们两个在我躲着的那间屋子的窗户底下低声说话,母亲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亲爱的?她这是在演戏。”她把“演戏”这个词说了好几遍,她一字一顿地说着:“演——戏。”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假期快结束的时候,那时父亲过世也快两年了。像以前一样,我还是不常见到我的舅母。这件伤心的事破坏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在这件事之前,还出了一件小事,而这件小事又发生在最后的那场灾难前面,它将我此后对露西尔·布兰科的那种不确定的复杂的感情变为了纯粹的愤恨。不过,在说这件小事前,我先来说说我的表姐。
阿莉莎·布兰科长得美,只是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到,我被她吸引,迷恋她,倒不只是因为她长得美,而是因为她有魅力。她无疑长得很像她母亲,但她的眼神同她母亲大不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后来才意识到她俩长得像。我说不出她俩的脸长什么模样,五官我也不记得了,甚至连眼睛是什么颜色也忘了,我记得的只是她的笑容——一种几乎可以称得上悲伤的笑容——她的眼眉离眼睛出奇的远,挑起来的时候在眼睛上面就形成了一个圈。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眉……不过,请等等!在但丁生活的那个年代,佛罗伦萨有座雕像,雕像上的眉毛就是这个样子。我幻想着贝阿特丽齐 小时候就有着像她那样的拱得又高又宽的眉毛。这双眉毛赋予了她的容貌、她的整个人一种充满了焦虑与自信的探究的表情,没错,这是一种充满了热情的探究的表情。她浑身都是疑问与期待。读者,听我慢慢对你说,这种疑问怎样征服了我,又怎样控制了我的生活。
然而,在外人眼中,朱莉叶特长得要更美些,快活、健康使她容光焕发,不过,她的这种美跟她姐的优雅气质相比显得有些浮于表面,又像某个物件,摊得大大的,摆在了整个世界的眼皮底下,一眼就被人看清了底细。罗贝尔呢,还只是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孩子,过去,我常跟他还有朱莉叶特一起玩,跟阿莉莎聊天。我们玩的时候,阿莉莎很少掺和,如今我还能想起来她那严肃、温柔、若有所思的微笑。我们都聊了些什么?两个小孩子又能聊什么?读者,我稍后对你说吧,不过,我先要把我舅母的事讲完,就算是跟她做个了断。
父亲死了两年了,我同母亲在勒阿弗尔过复活节。我们没住在布兰科家,他们家的房子窄了些,我们住的是我母亲的一位姐姐的房子,那儿的房子宽大些。我这位姨母叫普朗提埃,以前我很少有机会见她,她丈夫死得早,一个人守寡多年。她的孩子比我年纪大得多,性格跟我大不同,我几乎不认识。
普朗提埃姨母家的房子其实不在城里,而是在一座名为“斜坡”的小山的半腰上,站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我舅舅布兰科一家住在商业区,一条陡峭的坡道从他家直抵我姨母家。我每天山上山下要跑好几个来回。
那是很特别的一天,当时我正在舅舅家吃中饭。饭吃完了,他要出门,我就跟着他到了他上班的地点,然后回来去普朗提埃姨母家接我母亲。到家后才知道她跟我姨母出去了,晚饭时间才会回来。我赶紧下山去了城里,一个人四处闲逛的机会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我就寻路去了港口那边,那天起了海雾,天色阴沉,我在码头上晃荡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突然想回家,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阿莉莎跟前,吓她一跳,要知道,我可是刚刚离开她的。我一路跑着穿过了城市,到了布兰科家门前,按响了门铃。我刚想冲到楼上去,女佣就把我给拦下了。
“先别上去,杰罗姆少爷。别上去!太太又发病啦。”
我没搭理她,把她推到一旁,上楼去了。我要见的人并不是我舅母。阿莉莎的房间在三楼。一楼是起居室、餐室,舅母的房间在二楼,我听到有人的说话声从里面冒了出来。上三楼,我必须从舅母房门前过,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房门开着,一束光从屋里倾泻出来,落在了楼梯的平台上。我生怕她看见,犹豫了一会儿,隐身在暗处。眼前的一幕惊得我说不出话来,我舅母正躺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窗帘拉着,两个大枝形烛台上插满了蜡烛,散发出明亮的光,罗贝尔和朱莉叶特站在她身旁,她身后有个小伙子,看着面生,穿着一套陆军中尉制服。今天,这两个小孩子在我眼中显得颇为怪异,不过那时我还单纯,有他俩在场,我反倒觉得心安了些。他俩正在大笑,看着那个陌生人,陌生人正在尖叫:
“布兰科!布兰科!……我要是有只宠物小羊羔,一定叫它布兰科。”
我舅母扑哧一声笑了。我见她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凑过去让小伙子给点上,然而只抽了几口,就扔在了地上。小伙子慌忙跑过去把残烟捡起,就像被桌子上垂下的布绊住了双脚,一个趔趄,双膝跪倒在我舅母跟前。多亏这可笑的表演,我溜过去的时候才没被发现。
我来到了阿莉莎的房门前。我等了一会儿。大笑声、说话声从楼下传了上来,我蹑手蹑脚地敲门,没有听到回应,也许是楼下的声音太大,淹没了我的敲门声吧。我推了一下门,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屋里黯淡得很,我一时没认出阿莉莎。她正跪在床边。在她身后,最后的一道暮光从窗子里射进来。我凑近她,她一回头,却没站起来,嘴里嘟囔道:
“哦,杰罗姆,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俯下身子吻她的脸,她的脸早就被泪水打湿了……
我的整个生活就是在那一刻被决定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在回想起那一刻时心里还是一阵剧痛。毫无疑问,我很不理解阿莉莎的悲惨遭遇,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悲惨的遭遇对她那跳动的弱小心灵、对她那因为啜泣而颤抖着的弱小的身体来说过于沉重了。
我一动不动,站在她身旁,她还在地上跪着。我的胸中涌出一股热情,这热情我不熟悉,也说不出来,可我还是搂住她的头,紧紧贴在我的胸上。我用双唇吻着她的额头,而我的整个灵魂也经由这两片嘴唇流淌了出来。爱,怜悯,还有一种混合了热情、自我牺牲与美德的难以分辨的情感使我迷醉,让我用尽全力向上帝祈祷——我愿献身,只为这个孩子此生再不受恐惧、邪恶、生活的侵害。我终于跪了下去,我的整个身体里充满了对上帝的祈祷。我将她拉到我身旁,听她隐隐说道:
“杰罗姆!他们没看到你,对吗?哦!你快走吧。千万不能叫他们看到你。”
然后,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杰罗姆,不要告诉任何人。可怜的爸爸还不知道……”
因此,我就什么也没对母亲说,可她同我普朗提埃姨母之间没完没了的耳语,以及每次我刚一听到这两个女人闲谈她们就用一句“快玩去吧,亲爱的”把我支开,还有她们那种神秘兮兮的、入神又苦恼的模样,却早已表露出她们并不是对布兰科家的私密事一点也不怀疑的。
我们刚返回巴黎就接到了一封电报,电文说要我母亲马上回勒阿弗尔。我舅母跑了。
“跟谁跑的?”我问被母亲留在家中的阿斯布尔顿小姐。
“亲爱的,这事你得问你母亲。我什么都不能对你说的。”我们这位亲爱的老朋友说道。这件事搞得她惊慌失措了。
两天后,我同她去找我母亲。那天是周六。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想法:在教堂里见我的表姐妹,那时我还小,在教堂这么神圣的一个地方见面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毕竟,我根本不关心舅母的事,考虑到名誉,我也没向母亲打听。
那天早晨,小教堂里人并不多。沃蒂埃牧师无疑有意选了基督的这句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阿莉莎坐在我前面,跟我隔着几个座位。我看着她的侧脸,我专注地看她,完全忘掉了自己,我热切地听着牧师的话,这些话似乎是经由她的心传到我耳朵里的。我舅舅坐在母亲身旁哭泣。
牧师念了第一段完整的祷文:“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宽门、阔门通向的是毁灭,很多人会去那里。而窄门、狭路通向的是永生,到达那里的人少。”
然后,他开始阐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论题,他开始讲的是宽门的事……狂喜已让我迷醉,我就像是在做梦,看到了我舅母的那个房间,我看到她躺在沙发上,在大笑,我看到那个帅气的军官,也在大笑……想想看,大笑、欢乐已成了一种罪恶,一种暴行,已成了令人憎恨的夸张的罪孽!
“很多人会去那里。”牧师继续讲道,然后我看到他描绘出了一群身着盛装的人,那些人排着队,又笑又闹地走着,我觉得我不能跟他们走,我也不愿跟他们走,因为每同他们走一步,我都会离阿莉莎越来越远。随后,牧师又讲起了祷文的第一句话,我便看到了我们要努力进入的那道窄门。我陷入梦中,幻想自己正努力通过那道窄门,挤压的极度的痛苦令我快要无法忍受,却也略微品尝到了一种天国般的喜悦。这道窄门随即变成了阿莉莎的房间,为了能进去,我拼命挤压自己的身体,我把自己的私心内所隐藏着的一切东西都倒空了,因为……“窄门通向的是永生。”沃蒂埃牧师继续讲道。在所有的烦恼与悲伤之外,我幻想——我看到有另外的一种快乐浮现了出来,这快乐纯粹、圣洁、神秘,正是我的灵魂渴求已久的快乐。我幻想这快乐如同一首小提琴曲,调子又尖,却又十分柔和,就像热烈的带尖的火苗,而我和阿莉莎的心正在烈火中燃烧。我们身着《启示录》中提到的那种白袍,手牵着手,一起朝前走,向着同样的一个目标走去……这些孩子气的梦若只能让人发笑又如何?我重述这些梦,一字不改。只是我用词的功力不够,影像描述得也不完美,不能描述出那种确切的情感。
“到达那里的人少。”牧师结束了布道。他讲述怎样才能找到那扇窄门……“到达那里的人少”,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个。
布道结束的时候,我的神经已是极度紧张,礼拜刚做完,我也不想见我表姐,就逃了。我逃跑是由于自负,我早就想好了,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决心(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想着只有这么做才更配得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