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论理中,论理者的源始经验变得浅淡了。理固然不能还原为经验,但一个论理系统不可能脱离论理者的经验世界。康德重这个理,轻那个理,不是和他的经验、他所读的书、他所承接的传统有关吗?不妨称之为偶然因素。脱离了所有经验,理就空洞了。肤浅的哲学史把主要精力用来寻找时代与思想的联系,但也没有哪本哲学史能反过来从零开始讨论一个哲学家。论理从不能完全离器言道,道理之间的联系断断续续,它们部分地由作者的生活世界连结在一起。道理相连而成为一套道理,并不只是由道理的内在联系支持的,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实际生活世界支持的。民重君轻的道理和忠君的道理是那么互相冲突,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道理的冲突被大大缓解了。从逻辑结构上说,功效主义理论建基于其快乐概念,而它的快乐概念支离破碎,但功效主义并不因此毫无道理,尤其在边沁、密尔等人的社会改革实践中显出很多优点。
有些道理较为系统地互相支持,有些道理更多依赖生活世界的支持。这些生活世界,随地域随时间不断变易。荀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并非就事论事发表议论,他们心有系统,其体系包罗万象,但总有一些他们所讲的道理,还有他们的很多论证,我们今天读来,觉得完全不能接受了。没有哪个哲学系统完全从理到理,形成一个无所不包处处严密缝合的系统。没有哪个哲学体系是完全自洽的,无论多么伟大多么严格的哲学家,研究者总是会指出你在何处自相矛盾,你在何处不能自圆其说。
就此而言,康德是过于自信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说,就实质内容而言,他“没发现(对第一版)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纯粹思辨理性的本性,它包含着一个真实的结构,其中的一切都是有机器官”,因此,哪怕一个小小的缺陷,“在应用于整体运作之际,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康德据此认为“这个体系今后也将长远保持这种不变性”。 众所周知,两版《纯粹理性批判》在实质内容上有极大的差异,后世也鲜有谁把康德体系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保持其不变性”。对于系统说理来说,有机体是个过强的比喻。这个比喻常用在艺术品上,在何种意义上一件卓越的艺术品当真完美得动不得分毫,还待探讨,但我们承认艺术作品有时臻于完美,我们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说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