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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辨道理、道、理这些词的时候，免不了要参照这些词从前的用法，参照古人对这些词的解说。这些词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流变，则有中国文史专家做过研究。
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中讲了四题，第一题即为“道理”，开篇即称，“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中华民族，乃一极端重视道理之民族”
〔1页〕
。题目虽然是连在一起的“道理”，不过，在这篇演讲里，他大半是分着讲道和理，对着讲道和理。首先他指出，以东汉以上魏晋以下分界，“大体言之，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则重视理”
〔2页〕
。这一点，前人如戴震早经指出：“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张君劢也说：“自从宋儒以后，‘理’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正如‘道’是孔子和老子的基本观念一样。”
杨国荣考证说，“道理”这个说法，先秦文献中就有，如《韩非子·解老》中有道“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又道“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倚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杨国荣说：“上述语境中的‘道理’实质上是指‘道’、‘理’，与作为复合词的‘道理’涵义有所不同。”
杨国荣接着说：“作为复合词的‘道理’一词究竟首先出现于何时，现已难以考定，但至迟在宋代，它已较普遍地被使用……其涵义也近于现代所说的‘道理’。”他举例说，二程曾批评王安石，认为“介甫不知事君道理”，又如，“悟则句句皆是这个道理”。
钱穆那篇讲演把道和理对着讲，自然侧重这两个概念的分殊。从内容上说，道是所然，教人该怎样，理是所以然，告诉人必这样；道行之而成，可以创造，理本然存在，绝对不变。道联系于实践，偏于多，几条道可以并行不悖，理则是唯一的。理规定一切，道完成一切。大致上，道近于宗教而理近于科学。钱穆所论多有启发，例如可以由“理规定一切，道完成一切”来思考理论与实践，并细致领会“明道”“穷理”这两种搭配。
不过，钱穆说到最后，又说，道即理，理即道。 〔17页〕 于是乎道与理贯通融会，胜于西方人要么走向宗教的极端，要么走向科学的极端。
杨国荣的文章又有发明。据他考察，“道”相对于“理”，往往更多地体现了普遍的法则，《老子》将道视为宇宙的本源，《庄子》肯定道通为一，侧重的都是道的普遍涵盖性。并引《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理”较多地涉及分殊；也引《韩非子·解老》：“凡理者，方圆、短长、麤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杨国荣的这种理解有大量文献根据。郑玄注《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曰：理，分也。许慎《说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戴震更详细说到这一点：“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大致言之，钱穆主要从知行着眼谈道与理的区别，杨国荣主要从普遍与特殊着眼。沿着自己的思路，杨国荣接着说，在“道理”中，“道”所体现的普遍法则与“理”隐含的具体规定彼此融合，展示了实践境域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杨国荣与钱穆的着眼点不同，似乎引向了不同的结论：钱穆说道是多、理是一，杨国荣说理是分疏、道是统一。两位学者都是中国思想史的专家，都有文献根据。我们该听信哪个？
道和理，本来是两个接近的词，当然，两者有区别，把两者对立起来说，例如，一者偏向实践一者偏向论理，一者偏向普遍一者偏向特殊，有助于我们把这些区别看得更清楚。把道和理对着说，若说得好，自会说出些什么，但对举是为了说明点儿什么，并不意味着道和理处处形成对照，可以把两个词的内容列出一份两两对照的表格，仿佛道这个词总是站在实践或普遍性一边，理这个词总是站在理论或分殊一边，或仿佛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则重视理”推出前古重视实践而中古重视科学。在某种意义上，道是一，在某种意义上，道是多。
至于“道理”这个双音词展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我听来，就像钱穆所谓道与理贯通融会一样，说得轻易了，仿佛道当真成了普遍性的代词，理即是特殊性的代词，仿佛把这两个字合成一个词，就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概念，仿佛“道理”在更高的层面上结合了 道 和 理 。道、理、道理，是几个意思接近的、意思互相联系的平行的词儿，谁也不是谁的上阶统一体。“分分合合”像分和合一样，各自有它们合适的语境，汉语里有“分分合合”这个词，并不表明分和合在中国思想里是个统一体。实际上，我恐怕“分和合在中国思想里是个统一体”这话是个什么意思，也说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