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整合价值观的模式更像企业文化管理的延续,只不过,中国式管理中的价值观整合更多寄托于一个充满魅力的企业领袖。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其更像是“家长式管理”或“部落式管理”,因为老板们不太可能成为“精神偶像”(虽然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像“家长”或“酋长”。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儒家文化的背景中寻找这种管理模式的根源,几个善良的企业家用自己的父爱主义情结为员工构筑了一个家,照顾所有成员,而家里的人基于对家长权威的认同,全情投入为家奉献,于是,整个家庭欣欣向荣、和和美美。
如果老板们坚持自我修炼(确保价值观不崩溃),保持企业规模(确保价值观不耗散),守住善念底线(确保价值观不偏离),那么,这种“家长式管理”是否就能延续辉煌?
“家长式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父爱主义情结”,也就是“我告诉你做什么,做了肯定是为你好”,表现在管理上,就是强力的过程控制,例如海底捞的员工认为,在海底捞工作时间较长的人,都养成了半夜三更回家的习惯,他们感觉半夜三更回家才是对的,早回心里就有愧,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觉得对不起公司,对不起这份工作。再如,德胜洋楼的《员工手册》从个人卫生到工作流程,内容多达268页,而为了配合制度的执行,企业还要求员工每天默背手册,进行以老带新的行为同化,对不遵守纪律的员工实施暗中监督,甚至会罚坐“冷板凳”(罚静坐)。
但是,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千人千面、长尾分布、快速迭代、极致个性,需要企业变得更加灵活,去感知市场的变化,并快速组织资源做出反应,而这类“家长式管理”却高度管控过程,本质上是对金字塔组织的强化。
一方面,这类组织的决策中心依然在顶层,反应自然会“慢几拍”。正如杰克·韦尔奇所说,当企业的管理层级很多时,领导者就像穿上了厚厚的毛衣,无法感知市场的温度。在简单需求的市场里,这样的管理模式成立,但在互联网时代的复杂市场里,这样的管理模式还成立吗?
另一方面,老板们对于一线的管束,将员工变成过程中的“人肉零件”,往往会让员工丧失发挥创造力的热情。说得夸张一点,就是员工被“管傻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领袖的崇拜并不能带来创新的思想,创新一定不是来自整齐划一的队列,而是来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平台。
其实,“严格管理”和“释放个性”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前者带来“秩序”,后者带来“创新”,但你不可能既“严格管理”,又“释放个性”。所以,理性的组织设计者都会根据商业模式和战略的要求,把握“秩序”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当企业的业绩更多来自秩序时,组织就应该是“金字塔式”的;反之,当企业的业绩更多来自创新时,组织就应该是“平台式”的。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成功是因为企业领袖的强大号召力,但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发展受限也是因为企业领袖的强大号召力。正如在强势的父权下,家庭往往很难有同样优秀的“二代”。所以,任正非、张瑞敏等企业领导者开始弱化自己的“父爱主义情结”,转而强化自己的“平台领导力”,把企业变成平台,让员工成为创客(决策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