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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美的世界，我们天天遇见美学，美学就在我们饮食起居、交往劳作这些普通的生活现象中。
往大处说，美学是我们生活中诸多审美现象的哲学思考；往小处讲，这些思考和我们的生活现象密切相关。不用说游览西湖，那空濛的山色、潋滟的湖光、无边的丝雨、如画的垂柳，会引起审美情思，哪怕就是在寻常的情况下，有时简简单单的一抹晚霞、一弯新月、一泓清泉、一块奇石、一枝斑竹、一朵荷花，也会向我们诉说着一种风情，令我们生出审美的感动；更不用说夜读鲁迅作品，意绪万千，浮想联翩，真正动情了。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N.Chernyshevsky,1828—1889）这样说道： “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无私地爱着美，我们喜欢它，如同喜欢亲爱的人一样。”
虽说美学无处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蕴涵复杂的美学现象和美学问题，但这些还不是美学本身。当我们系统地观察这些现象，抽象地思考这些问题时，美学作为一种知识层面便呈现出来了： 是否存在纯粹美、永恒美的东西（美的哲学）？历史久远、已成陈迹的古典文艺，为什么仍能感染着、激励着今天和后世的人们（审美心理学）？为什么在民生凋敝、社会苦难之际，可以出现文艺高峰，而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文艺却反而萎缩（艺术社会学）？“美学”是个偏正词组，“美”修饰“学”，从语义上说，美学似乎就是关于“美”的“学问”，就像生物学是关于生物的学问，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的学问一样，它是一种学问，一个学科的知识系统。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735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A. Baumgarten,1714—1762）在《诗的感想： 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里，第一次提出了诗的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并以希腊语中“埃斯特惕克”（Aithesis）一词称这种诗的哲学为“感性学”（德文为Ästhetik），认为诗作为“完善的感性谈论”，是“可感知的事物”（与“可理解的事物”相对），也是诗的哲学或诗的艺术的对象，“诗的哲学考察是指导感性谈论趋向完善的科学”，诗的艺术是“一种有关感性表象的完善表现的科学”
。不过，鲍姆加登此时虽然把诗的哲学叫作“感性学”，却还没有正式将之命名为美学。直到1750年，他用Aesthetica作为书名，出版专门研究感性认识的拉丁文专著（即《美学》第一卷），首次明确提出创立一门新学科，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美学”。“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
图1-1 鲍姆加登：《感性学》封面
对鲍姆加登来说，美学的原意就是研究人的感性的学科。感性
，也称感觉，指人的感觉、情感、想象和幻想等活动。审美与艺术在那时候被认为同这些感觉活动紧密相连。与欧洲大陆已有的研究知识的逻辑学和研究意志的伦理学不同，美学这门新学科是要专门研究人的感性，为感性确立一块独立地盘。鲍姆加登《美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而他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美学学科的创始人，以“美学之父”的名望而蜚声美学史。正像美学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承认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鲍姆加登的著作“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论证了过去认为很平常的美学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
。
在鲍姆加登之前，美学在西方已有了久远的发展历史，而在他的开创性举动之后，美学又经历了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发展历程。单从知识形态角度看，西方美学大体出现过如下一些重要的美学形态： 本质论美学、神学美学、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文化论美学。
生活中的各种美的事物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特性？它们是自身本来就美还是由于某种终极原因的作用才成其为美？这种对美的共同特性和终极原因的追问倾向，正构成了本质论美学。本质论美学是在古希腊时期形成的以追问美的本质为中心的美学传统。本质（Essence）是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的一种主体设定，认为事物总存在着它之所以如此的核心原因。这种事物之所以如此的核心原因就是本质。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将美的现象与“美本身”区别开来，认为在美的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的美的本质——“美本身”。他认为，“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为美”。“美的理念”是各种具体的美的一种终极范式，它“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
。这样，美的本质是美的现象背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美的现象得以发生和存在的终极根源。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形成了以追问美的本质为中心问题的美学传统，这就是本质论美学。它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认定美的本质问题在美学中具有优先地位；二是主张本质问题存在于一切美学问题中，是美学的基础问题。本质论美学是西方美学的发生期形态，对于后世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追问美的本质及其他本质问题成为西方美学的一个显著传统。
美是与事物形式的丰富多彩和赏心悦目相关的，但在基督教神学看来，这种美终究来源于唯一的造物主——上帝。神学美学是指盛行于欧洲中世纪的以基督教神学为主宰的美学。这种美学把古希腊本质论美学与基督教神学“嫁接”起来，认为世界的美来自万能的上帝的创造。古罗马的奥古斯丁（A. Augustinus,354—430）认为美是“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得当，加上色彩的赏心悦目”
，但又把美的唯一的和终极的源泉归结为“上帝”，相信上帝是世间一切美的最后的创造者。神学美学是西方美学被神学主宰而产生的结果。
认识论美学是指欧洲17世纪发生“认识论转向”以来至19世纪的以理性问题为中心的美学。“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是指17世纪欧洲哲学中出现的以人的理性觉醒取代神学统治的思想潮流，它相信人的知识不再来源于上帝，而是来自人凭借理性对世界的观察和分析。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Descartes,1596—1650）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突出了理性思考的重要意义，为从理性上探讨美学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一般说来，认识论美学具有如下几种主要形态：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大陆理性主义美学、德国古典美学、科学美学和生命美学。认识论美学代表了西方美学的活跃时段，尤其是其中的德国古典美学标志着西方美学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语言论美学是指西方19世纪末期发生“语言论转向”以来盛行于20世纪的以语言问题为中心的美学，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心理分析美学、分析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美学流派。“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是19世纪末西方人文领域出现的语言转向潮流，从此语言取代理性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这种“语言论转向”在美学领域的结果是出现了语言论美学。语言论美学让语言取代理性成为美学的中心问题，放弃美的本质及其他本质问题，注重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审美现象，认可具体问题的文本阐释。
文化论美学是指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美学，包括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女性主义（Femin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美学与文化分析流派。文化论美学把“文化”视为人类的符号表意行为，强调运用跨学科手段去综合地和多方面地分析文化现象，消解文化的精英色彩而揭示其日常性，从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和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角度对审美问题做新的研究。
尽管中国人拥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的古典审美观念或审美传统，但美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是在晚清即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美学进入中国的主渠道有三条： 日本、西方（西欧）和苏联。日本在西方美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中江肇民（1847—1901）较早选用汉语词汇“美学”去翻译法文Esthétique,这个汉译词随后被引进中国，由于王国维等人的采纳和推广得以在中国流行。所以，以王国维等人在汉语学界使用和推广“美学”为标志，美学学科在中国诞生。此后，随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需要及其演变，美学从它的发源地西欧（英国、法国和德国）被直接移植到中国而不必再经日本中转。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先后亲自赴西欧“取经”，回国后迅速传播美学观念。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起，苏联美学逐渐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美学重新成为主要的影响力量。无论是从日本、西方还是苏联输入，美学在中国至今存在不过短短百余岁。这同中国数千年的审美观念与艺术史相比，确实十分年轻，所以美学在中国是一门外来且年轻的学科。从百年来发展与演化的历程看，美学在中国经历了六个阶段： 清末民初美学、五四美学、30—40年代美学、50—70年代美学、80年代美学、90年代以来美学。
清末民初美学是指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1874—1915）期间的美学，属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
梁启超（1873—1929）具有维新变法政治领袖和思想界斗士的身份，这帮助他在现代美学发生过程中起到了首开风气者的特殊作用。他先后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现代率先突出了审美与艺术对于社会变革的特殊促进作用。他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论断，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促使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一举取代诗歌而成为现代文学的中心文类。
王国维生活在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世界积极寻找真理和思想武器的时代。从1903年始，王国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西方哲学与美学，其涉猎面之广、领悟之深、转述之达，远非时人能比。在美学方面，王国维首次向国人较为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叔本华、康德、席勒的学说，其中尤以叔本华为最。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思想为标准观察中国文艺，撰写了《红楼梦评论》；紧接着又回头研读康德，受康德关于美的超功利性、天才论等思想的影响，撰写了美学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同时，王国维又运用康德、叔本华以及席勒、尼采等人的观点，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做了深入反思，把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在1907年之后分别写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两部重要著作。《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创构的以“境界”为核心范畴的美学体系，或许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个理论模式，一个开山纲领。围绕“境界”，王国维阐述了物与我、意与境、虚与实、情与景、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等一系列概念和命题，形成了坚实而丰厚的理论框架，扩展和提升了中国古典美学意境说的理论内涵。《宋元戏曲考》则是对中国传统的戏剧叙事和艺术形式所进行的系统研究。
蔡元培与王国维一样，都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并且都不单把美学看成学术，而更看成更新中国文化、创构现代思想形态、改造社会人生的手段。但与王国维不同的是，蔡元培注重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儒家美学思想的融通会合，他的美学思想都是以美育实践为轴心而展开和发挥的。蔡元培根据康德关于美超越一切利害计较的观点，把美的根本特征理解为普遍与超脱。由于普遍和超脱，因而美能够使人破除人我之见，去除利害得失计较，能够陶冶性灵，使人日进于高尚。蔡元培认为，美育的要义正在于用美的事物来陶冶人的伟大而高尚的情感和行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美育代宗教”说，成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最早开拓者。
五四美学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6—1926）的美学，它借助文化变革运动兴盛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陈独秀（1879—1942）先后于1915年和1918年主编杂志《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发起“五四”新文化及文学革命运动，这对于美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适（1891—1962）是中国第一个尝试写现代白话诗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的文学语言革命主张及其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性变革进程，从而从语言变革的层面对现代美学做出了贡献。鲁迅（1881—1936）对于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社会功能有清醒的和辩证的认识。他的美学思考、中国小说史研究、外国美学名著翻译和审美创作实践，对现代美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时期美学借助“五四”运动的浩大声势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是指1930—1948年间的美学，标志着现代美学走向学理化建设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朱光潜、宗白华和钱锺书等。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等专著中，运用西方美学思想中的直觉说、心理距离说、移情说、内模仿说，对审美心理和艺术创造心理做了细腻而独到的分析。其重要译著（如黑格尔《美学》、维柯《新科学》等）在美学的学理化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宗白华在他的《略谈艺术的价值》、《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论文中，对审美、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艺术意境的生成、构成和魅力，以及中西美学特征的比较等问题提出了精彩的见解。钱锺书（1910—1998）的《谈艺录》等著作，也为中国现代美学增添了厚实的内容。上述三人的这些思想在80—90年代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这时期的美学在社会普及、学科建设和中西比较美学方面都取得了扎实的成就。
20世纪50—70年代美学是指从1950年到1976年期间的美学，它属于中国现代美学的“苏化”时期，其代表人物除朱光潜和宗白华外，还有蔡仪（1906—1992）、吕荧（1915—1969）、高尔泰（1935—）、李泽厚等。在这时期，英美“资产阶级美学”被拒之门外，而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则几乎被当成学习和仿效的唯一样板。1956—1957年出现过短暂而热烈的“美学讨论”，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客观论（以蔡仪为代表）、主观论（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主客观统一论（以朱光潜为代表）和社会论（以李泽厚为代表）等多种不同学说及其争鸣场面。“文革”（1966—1976）时期的美学主要根据当时的国家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宣传需要而存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审美服从于“斗争哲学”以及“三突出”和“高大全”等泛政治化的理论成了压倒一切的美学宗旨，而与此同时，开始于30年代的美学学理化建设陷于中断。
这时期美学中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学讨论”，它为后来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提供了人员和学理储备。这股美学热潮的焦点是对于一些学理性、知识性很强的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美的本质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自然美问题、美感问题，还有美学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等等。
20世纪80年代美学是指1977至1989年的美学，它属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再度开放和活跃时期，出现了几乎涵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美学热”，代表人物有复出的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高尔泰等，但真正影响超群的美学家还是李泽厚。这次美学大讨论的主题仍然是美的本质，但范围已经扩展到美学的各个方面，其中主要有： 第一，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发生了激烈论争；第二，由介绍引进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而引起了“方法论”热；第三，由于引进西方现当代美学思潮而引起了文艺实践和美学理论的变革；第四，前述持不同主张和观点的四个美学学派分别对自己的美学思想作了进一步深化与扩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学是指1990年至今的美学，它表明中国现代美学进入一个正常而又平稳的学科建设时期。这时期美学的显著特点是： 第一，抛弃美的本质传统而注重考察具体问题；第二，关注审美问题与语言及更广泛的文化问题的联系；第三，注重全面的学科建设及跨学科研究，形成了邓晓芒、易中天的新实践美学，杨春时等人的后实践美学，潘知常等人的生命美学，曾繁仁、鲁枢元等人的生态美学等美学建构；第四，对西方美学的翻译和研究呈现出几乎同步进行的新趋势（如身体美学）；第五，美学的具体分支如部门美学（影视美学、语言美学、形式美学等）和实用美学（烹调美学、设计美学、服装美学、美容美学等）进入活跃时期。
这一时期美学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学转型和审美文化研究等热点的形成，美学超越了以往学理研究和艺术探讨的狭小圈子，全面走向了现实生活，使得林林总总的生活内容趋于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说风靡一时。以陶东风2002年发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为启，掀起我国文论界、美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长达数年的争辩讨论。
以上只是追溯了美学学科的历史，但美学学科的历史并不等于美学思想的历史。更进一步，美学学科18世纪中叶在西方哲学系统中确立起来，并不等于说美学只是到了18世纪才存在，也不等于说美学只存在于西方哲学中。作为一门学科，美学的历史只有260余年，但美学的思想古已有之。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还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美学思想都相当活跃，这些思想资源即使在今天也仍是重要的美学文献和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