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模型的运用：韩国与阿根廷的比较分析

二战以后，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国家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成功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然而 80 年代后它们的发展境况却相差巨大。亚洲四小龙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跃升，创造了“东亚奇迹”，而拉美各经济体（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则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滞不前，有了“失去的 80 年代”。截至 2011 年，拉美地区上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达 37 年（郑秉文,2011)。接下来我们将用上文建立的理论框架来对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国家做个简单的比较分析，为简便，我们将选取韩国和阿根廷作为主要代表进行分析 ，如果我们的模型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为何阿根廷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韩国没有，这也将从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之前的研究结论提供经验支持。

根据我们的扩展模型分析结果，“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础设置跟不上，始终无法过渡到使用资本劳动比较高的生产方式，即使勉强使用，经济也会较大程度地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因而无法完成产业升级，经济也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那么阿根廷之所以在 80 年代之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原因是否在于对基础设置投入不足，使得其跟不上产业升级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步伐？

从图 9 可以看出,70 年代到 80 年代，阿根廷实行的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还没有失败，因而其固定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要高于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韩国，这是合理的。然而此时虽然阿根廷的固定资本积累量要高于韩国，但是从图 6、7 和 8 来看，其对基础设置的投入并没有高于韩国，甚至还低于韩国。其主要原因在于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产业里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必须要靠政府的补贴等保护措施才能生存下来（林毅夫等,1999)。在政府有限的财力下，对这些企业的大量投入保护会导致阿根廷对基础设置的投入远不如韩国。80 年代之后，阿根廷的赶超战略彻底失败，其固定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例都远低于韩国，其基础设置的投入相对于韩国显得更加不足（见图 6、7 和 8)。基础设置的跟进使韩国顺利地完成产业升级，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基础设置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图 8 显示 80 年代韩国的每 100 人所拥有的电话线路数量远高于阿根廷），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相反，阿根廷由于基础设置无法跟进其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当政府最终不能维持其赶超战略时，经济增长就停滞不前，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大量研究把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于外向型（出口导向）的发展政策，把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于内向型（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发展政策，我们认为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如果经济外向型发展战略可以帮助一国渡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为何 20 世纪 60、70年代东亚其他的一些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然而 199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速却显著放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如林毅夫等(1999)早就指出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只是它们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

透过对韩国和阿根廷的比较分析可知，通过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并对公共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以改善基础设置，让其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这才是亚洲四小龙成功的关键。而没有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如赶超战略），即使能实现资本的积累，也会由于政府对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而使经济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时也会使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下对基础设置的投资不足。当赶超战略失败，基础设置也无法满足产业升级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经济增长停滞，这应该才是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总的来看，通过对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国家进行的比较分析，可知对基础设置投资较多的国家（如韩国）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对基础设置投资较低的国家（如阿根廷）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理论分析逻辑提供了经验支持。 WZSBIkzFU4QeRbGWcjaSJZ2/1/xDLQm+JlsYiDKZMi0uqN0enZAFMqCIV4qyTT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