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均衡分析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

为了避免直接求解(9)式的困难，同时又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整个经济的动态过程，我们采用相图分析法。在对模型中的其他参数施加一定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图 1 到图 5 分别给出了不同设定下经济体收敛到稳态的过程。

图 1 是标准的Solow模型，只有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不存在生产的固定成本。很容易知道经济体只存在一个唯一的稳态,k ^∗ 代表了稳态时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即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相等处的k值。当k _t <k ^∗ 时，从(8)式可以看到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大于所需持平投资，因而k _t 会继续增大；而当k _t >k ^∗ 时，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小于所需持平投资,k _t 会减小。因此对任意给定的k _t 的初值，它都会收敛到稳态值k ^∗ ,k ^∗ 是稳定的。在标准的Solow模型下，具有相同经济结构的经济体最终都会收敛到相同的稳态，穷国最终都能追赶上富国，达到趋同，因而也不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穷国很难追赶上富国，这使得Solow模型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标准的Solow模型可以作为我们下面分析的基准。

图 2 是扩展模型，经济体存在两种生产方式，但是不存在生产的固定成本（即ξ = 0)。此时low生产方式始终要劣于high生产方式，因为对于任意的 都要大于 。此时经济体会收敛到 ，不会产生“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初期就会选择资本劳动比较高的high生产方式，这与一国在发展初期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现实矛盾。之所以会出现矛盾，主要是在现有框架下，假定了经济体可以采用high生产方式同时也没有生产的固定成本，因而暗含了经济体即使在发展初级阶段采用资本劳动比较高的生产方式也能运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显然不符合现实情况。

图 3 是扩展模型，经济体存在两种生产方式，在采用high生产方式时存在生产的固定成本ξ，但ξ很小。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体劳动力比较丰富，资本稀缺，经济体只会选择资本劳动比较低的low生产方式；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会逐渐选择资本劳动比较高的high生产方式，但是由于基础设置可能不能完全跟上，选择high生产方式会使经济稍微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存在生产的固定成本（ξ）。当生产的固定成本ξ很小，即经济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程度很小时（基础设置虽然不能完全跟上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但是差距可能并不是太大），伴随着经济体从low生产方式逐渐过渡到high生产方式，经济体最终会收敛到k ^∗ ，很容易检验k ^∗ 是稳定的。此时不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渐进平稳的生产方式的过渡能使经济体收敛到较高的稳态水平。

图 4 是扩展模型，经济体存在两种生产方式，在采用high生产方式时存在生产的固定成本ξ，同时ξ适中。此时存在三个k值满足方程(9），但是 是不稳定的。容易验证，对任意的初值 ，经济体都会收敛到较低的稳态水平 ；而对任意的初值 ，经济体都会收敛到较高的稳态水平 。因而经济体只存在 和 两个稳态。

在经济发展初期，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较低，经济体选择资本劳动比较低的low生产方式，经济会逐渐收敛到 。然而由于经济体的基础设置可能跟不上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使得经济体在采用high生产方式时，会存在一定的固定生产成本。由于经济较大程度的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因而此时即使经济体勉强过渡到high生产方式，但是只要 ，经济最终还是会回到较低水平的稳态 。除非存在某些偶然强大的外生冲击使得 ，经济才会逐渐收敛到较高水平的稳态 ，否则经济最终还是会回到 。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经济体在发展初期能以较快的速度收敛到 ，然后停滞不前，始终无法达到较高的稳态水平 。

可知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础设置跟不上，始终无法过渡到使用资本劳动比较高的high生产方式，即使勉强采用high生产方式，经济也会较大程度的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因而无法完成产业升级，经济也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如何减少经济体在过渡到采用high生产方式时存在的固定生产成本，即如何让基础设置更好地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让基础设置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

图 5 是扩展模型，经济体存在两种生产方式，在采用high生产方式时存在生产的固定成本ξ，但ξ偏大。此时经济体存在唯一的稳态 ，可知这和标准的Solow模型的均衡结果是一样的。究其原因在于，由于经济体在采用high生产方式时，存在很大的固定生产成本（基础设置完全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导致经济过度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即ξ很大），因而经济体根本不会采用high生产方式，无法完成产业升级，此时的经济体内相当于只存在一种low生产方式(high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存在的意义），扩展模型退化成标准的Solow模型。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认为是经济体还没有发展到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不过此时由于经济体无法进行产业升级，只能实现较低的稳态水平，这也不是一国所希望的。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的扩展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但是其形成的条件是经济体在采用high生产方式时，存在生产的固定成本ξ，且大小要适中。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体的基础设置完全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即ξ偏大），如图 5 所示，“中等收入陷阱”不会形成，此时经济体会收敛到较低的稳态水平；如果经济体的基础设置基本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即ξ很小），如图 3 所示，“中等收入陷阱”也不会形成，此时经济体会收敛到较高的稳态水平；只有当经济体的基础设置只在一定程度上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即ξ适中），如图 4 所示，“中等收入陷阱”才会形成，此时经济体在发展初期能以较快的速度收敛到较低的稳态水平，然后会停滞不前，除非存在某些偶然强大的外生冲击，否则经济始终无法达到较高的稳态水平。

从“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来看，如何让基础设置更好的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让基础设置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使ξ变小）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与伍业君和张其仔(2011)、Agénor和Canuto(2015)的部分结论不谋而合。通过使ξ变小，可以使经济体的均衡从图 4 变到图 3,经济体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逐步完成产业升级，最终实现较高的稳态水平。

那么如何使ξ变小，让基础设置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这里就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来对硬性基础设置进行改善。然而，政府能进行大量投资的前提在于该国具有较多的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本来就资本缺乏，因而政府如何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快速实现较多的资本积累是关键所在。资本来自于积累，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林毅夫等(1999)指出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优先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利用快速积累起来的资本来改善硬性基础设置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 Lin和Treichel,2012），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言显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等来对软性基础设置进行改善。软性基础设置的改善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与成本、减少交易风险、维持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等，这无疑能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降低经济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程度（使ξ变小）。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同时面临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为此，中国政府推行了“供给侧改革”，而实际上“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软性基础设置的改善：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与规制建立，化解经济中存在的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等问题，更好地发挥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使经济尽可能地运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倘若中国政府可以较好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完善好其他（软性）基础设置（如促进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等），让其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使ξ变小），同时考虑到中国对（硬性）基础设置投资相对超前（如金融危机后的 4 万亿投资等），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总结来看，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通过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并对公共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以改善硬性基础设置；另一方面，也应当注重相关制度、规制的改革与建设，适时地改善软性基础设置。通过改善硬性基础设置和软性基础设置，让其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需求，降低经济偏离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程度（使ξ变小），“中等收入陷阱”终将不会成为一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bYdACQ2FsisLukR5DCudS09PLlYyFqOuKxtZyESUSTM8deFVnKy0tMgPGJkdx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