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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年均GDP增速曾高达9%以上，尽管在 2008 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 8%的增速，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2010 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已突破 4 000 美元，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2015 年人均GDP更是达到了8 000 美元左右。然而，需特别注意的是，最近五年，中国经济增速从 2010 年的 10.4%，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6.9%，这也是 1990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速。不仅如此,2016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6.7%，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相关国际经验（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快速发展中累积的矛盾可能集中爆发，受自身体制与发展的制约，经济增长会减缓甚至长期停滞，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科技研发上与高收入国家抗衡(Eeckhout和Jovanovic,2012），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机制无法应对这两大不利因素的夹击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张德荣,2013)。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成现实，那么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未来几年可以说是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几年。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政府于 2015 年就提出“供给侧改革”，希望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来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供给侧改革”能否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显然，为了有效回答这些问题，系统深入地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成因及其相关应对措施显得十分必要。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整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容易使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Egawa,2013)。郑秉文(2011)基于国际经验的视角发现收入分配不公是造成“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楼继伟(2010)、Vandenberg和Zhuang(2011)认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将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2)需求结构或产业结构不合理容易导致一个国家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刘伟,2011；Vandenberg和Zhuang,2011)。 Jankowskaet al. (2012)通过比较拉美国家与东亚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区别，指出拉美国家因产业结构不能适应过度人口城市化而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 Ohno(2009)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相应的需求结构升级等政府配套措施。(3)城市化进程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楼继伟(2010)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不足，存在城市规模过小、区域分布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Felipe et al.(2012)也强调了城市化进程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过度城市化也正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田雪原,2006；Jankowska et al. ,2012)。(4)人口结构老龄化引致“中等收入陷阱”。 Vandenberg和Zhuang(2011)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容易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楼继伟(2010)。蔡昉(2010,2011)则探讨了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再造“人口红利”。(5)“福利赶超”引致“中等收入陷阱”。陈昌兵(2009)通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支持系数，发现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将会下降，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减弱，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跟樊纲和张晓晶(2008)的结论不谋而合。郑秉文(2011)强调社会福利体系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过于超前，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即所谓的“福利赶超陷阱”。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消费不足（周学,2010)、结构转换能力（李月等,2013)、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张德荣,2013)、服务业现代化( Flaaen et al. ,2013)、金融自由化(Huang et al. ,2014)、频繁的金融危机引起经济的不稳定（姚枝仲,2015；Yao,2015)等角度来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过正如李月和周密(2012)指出虽然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颇多，但已有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对“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归纳和阐释上，而比较深入的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成因及其相关政策启示的文献并不多。
伍业君和张其仔(2011)构建了一个基于比较优势演化的产业升级模型，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成本上升及创新的难度增加等原因，经济体容易发生产业升级断档，这是经济出现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的根本原因。战明华等(2014)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多重均衡现象，他们将部门间投资的异质性引入到Ramsey-Cass-Koopmans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发现提高个私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有助于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Agénor和Canuto(2015)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异质性的三部门两时期OLG模型，研究表明政府对公共领域内的投资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陈昌兵和张平(2016)构建了知识和通用技术两部门局部均衡模型，研究发现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供给可能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增长阶段的关键动力，同时表明当前我国知识部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机制已初步形成，只要转变增长方式，保持知识部门平稳增长，就能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已有的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成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应当看到，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增长陷阱（姚枝仲,2014），需要在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对其加以考察；而另一方面，研究经济增长也始终无法离开发展经济学的视野(Harris和Todaro,1970；郑秉文,2011)。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经济发展又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又会使该国的经济增长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停滞问题，那么对其的探讨就不能仅仅只将其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或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将两者结合起来可能才能对“中等收入陷阱”做出更加深入系统的分析。应当指出，已有的研究似乎都没有考虑到这点，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些许贡献。
Solow(1956)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它为分析一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而林毅夫(2010)通过反思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今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建立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即新结构经济学），为研究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停滞问题，本文试图以Solow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同时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对其进行扩展，从理论上比较深入地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并据此为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跟已有的相关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尽管索罗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内生的增长理论可以解释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研究则依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范式(Gill,2015），本文通过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对Solow模型进行扩展，为分析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框架，这无疑是对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其次，本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停滞问题，因而不能简单地只将其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或发展经济学的范畴来加以探讨，通过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引入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本文为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成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后，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本文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政策措施，同时还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改革能否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的相关政策、启示、讨论对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Solow模型进行相应的扩展，奠定我们分析的基础；第三部分是均衡分析，并从理论上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同时阐述了相应的政策启示；第四部分运用我们建立的理论框架对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一定程度上为之前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支持；最后是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