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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机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存在，将相关政策实践和经济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即使是需求扰动导致社会总需求与投资减少，也会使资本的实际收益率降低，这和不利供给冲击造成的结果相比并无不同
；另一方面，面对不利供给冲击，宏观经济通常并不会自发趋向新的均衡，往往会引发社会投资与总需求的过度减少（反之反是）。市场响应供给或需求真实变化的相应调整，往往与由此伴生的正反馈效应相混杂。因此，一旦正反馈机制启动，原因究竟缘于供给还是需求面、扰动强度有多大，在波动过程中往往难于识别。甚至，对于抑制波动而言，也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宏观经济中产出结构、相对价格与总量关系之间的互动，正是导致正反馈机制的原因。总需求减少带来的收益率降低和产能利用不足，可能使得即使是事后证明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也会在短期中看起来好像存在严重的投资过剩问题，从而可能误导或放大业已存在的投资过剩问题。因此，原本淘汰过剩产能、特别是那些与上下游产业关联度高的行业的过剩产能，即使是必要，但在其调整过程中也很容易导致宏观经济下跌越出合理边界。这将进一步加剧人们对产能过剩现象的担忧，使宏观经济更显得是积重难返、难以回复正常运行状态。总量矛盾带来、加剧人们对结构矛盾的担忧；而针对结构矛盾的市场响应又会进一步激化总量矛盾。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因此，即使是必要和方向正确的结构调整，也并不意味着应当放任。
一方面，短期均衡是长期发展目标的具体实现过程。只有克服市场响应长期因素调整而引起的正反馈效应，才能有效达成长期增长目标。如短期需求不足可能导致投资过度下滑、会进一步收窄可能的市场与投资空间、不利于技术创新与进步；而有利的供给改善则可能引发短期内的过度乐观预期和正反馈机制，若未能在短期调控中加以适当抑制，则会导致新的投资过剩（这也许正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只有符合长期发展需要的短期均衡才可能持续。而且，如没有供给改善，就不会有必要的投资机会——此时，要获得短期均衡，就只能依赖捉襟见肘、甚至是饮鸩止渴的过度需求刺激政策（这界定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边界）。长短期问题再者常常交互影响。
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由于资本市场投机性过强、“草根金融”成长不足，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严重功能缺陷，导致货币政策效应衰减、甚至扭曲，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更多导致投机活跃，而实体经济受益有限，使得货币政策操作陷入两难。而房地产投资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中也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既有着金融投资的属性、仅仅是名义价格的变化就可以带来巨大的实际投资收益，又有着极高的产业关联度，在强化、联动、扩散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波动方面，其影响既直接、又强大。它的相对稳定性需要特别加以关注。
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世界中，由于供给扰动与需求扰动、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相互掺杂、并交互影响，而且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也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事先要迅速、准确地判断波动的起源、特别是多种不同波动诱因的大小或权重，并以此来直接支撑宏观政策决策的做法，必然会相当困难。更何况，我们需要克服的不是这些变化因素所要求的市场响应，而是在这个响应过程中伴生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如果从抑制正反馈机制的角度出发，也许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另辟蹊径找出调控思路。
前文对正反馈机制和宏观经济波动特点的分析表明：
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新古典综合等主流学派存在逻辑“自洽”困难，但仍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合成谬误”的存在表明，主流学派的宏观均衡观在不宜放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包括某种特定方式的“放宽”）
这种完全非现实的、苛刻的前提假设下解读和批评的同时，也无法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假设下的负反馈调节机制而成立。试图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内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自发秩序与特点存在逻辑困难。但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正在于争取厘清相关流派的理论分歧与混沌、推动达成更具说服力与执行力的政策共识，以求有效克服正反馈机制的消极作用，促进宏观经济运行尽可能地接近更有效率的、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而且，若能通过适当调控保持价格体系相对稳定，使经济人获得较为充分、准确的市场信息，并有效抑制那种价格体系变动诱发的正反馈效应，这也的确会促进经济人做出更有效率的产出与投资行为调整，使经济现实更为接近于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说的负反馈机制调节下的比较理想的均衡状态。即，克服正反馈机制是宏观经济接近有效率运行状态的必要前提、而宏观经济接近有效率运行状态是克服正反馈机制后的努力结果。本文研究的初衷，正在于提供合理政策决策的理论基础，以通过适宜的宏观调控，促进宏观经济尽可能地趋向主流学派描述的那种比较理想的状态（路径）。主流学派的相关研究在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明确了这种努力的指向，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的新空间。因此，本文研究与主流学派是一种对立互补关系。而且，唯其差异甚大，所在才会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有着较为重要的互补性。所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比较理想的结果并非天然自当如此，而只能是“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共同作用、协调配合的结果。
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是对因经济人行为黏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近似描述。如前述，面对正反馈机制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经济人为规避风险损失，在市场变化未超出“域值”之前，将倾向维持现状，导致存在产能闲置时的宏观经济的暂时相对稳定。但其中可能潜伏的矛盾积累，将会导致两个不同方向的正反馈机制——如不予适当干预，即使是必需的过剩产能淘汰过程，也可能出现“超调”现象，加剧经济转型与发展困难。因此，凯恩斯理论及政策建议有其合理之处（这种合理本身也同时界定了其作用空间）。剔除“合成谬误”之后，我们对凯恩斯所关心的宏观经济相对稳定状态和动态失衡过程以及“动物精神”、“资本的边际效率崩溃”等现象将会有更好理解
。
奥地利学派是对经济过热现象有着深刻分析，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并不可取。由于预期的自我实现特征，过度的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政策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正反馈机制，都可能导致社会投资数量、资本品价格与预期投资收益率因短期内的互动关系而偏高，使经济人合情合理地“在同一个方向犯错误”、引起投资过剩（反之亦然）。这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相呼应，和凯恩斯所说的需求不足的状态恰好构成了一种对称和互补——宏观经济从另一个方向上偏离了可持续、有效率的长期增长路径。但是，它在说明了过度需求刺激的危害的同时，并未否认宏观干预的必要，而是恰恰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