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分析拓展与经验证据

前述关于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变化导致宏观经济正反馈机制的证明，仅限于实体经济。但是，关注货币、金融因素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是一个久远的理论传统。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波动与实体经济波动在事实上通常也密切相关。同时，对于因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导致的正反馈机制及其带来的不确定风险等，经济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必将有其适应性反应 （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背景），并会反过来形成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因此，本文现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予以必需的简要补充分析，并对前文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

1.实体经济正反馈机制与金融领域正反馈机制的相互关系

Walter Bagehot 是最早正式将金融因素引入经济周期模型、并尝试建立内生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银行家手中的可贷资金的充分借出，将会刺激真实经济扩张，拉动真实利率和商品价格上升，导致经济繁荣，使得几乎所有的生产商都会高估对其销售产品的需求，从而无形中犯了一个“错误” ，并最终使整个经济结构变得十分脆弱，导致经济扩张的结束，形成周期性波动。近年来，本·伯南克等人指出，企业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取决于其资产抵押价值，资产价值越高，企业贷款清偿能力越强，它能够获得的授信额度就越大、信贷约束就越宽松；而清泷信宏和约翰·穆尔等则反过来强调，不但资产价值影响着信贷约束程度，而且信贷约束程度本身也影响着资产价值——正是两者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才导致了货币冲击得以持续、放大和蔓延，从而形成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中的重要传导机制——金融加速器。这就把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正反馈机制不可分割地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为：

如果确如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说，宏观上投资数量、资本品价格与投资收益率负相关，则因金融因素而导致的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品价格下降，就会自发地提高预期投资收益率，不仅导致投资需求增加、阻止实体经济由此步入衰退，而且这还会发出信号、反作用于金融市场，有助于抑制证券价格、企业抵押贷款能力与银行信贷质量的下降——此时，实体经济中的“均衡”趋向将成为帮助稳定证券价格、信贷质量的“锚”。因此，严格地说，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成立，需要预期既能在金融市场，也能在实体经济中自我实现——它也必须对实体经济中是否存在负反馈机制做出明确而回答。而根据本文的分析，金融领域的信贷质量与数量下降、资产价格下跌，引起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减少、资本品价格下降，从而宏观上的资本利润率降低、企业经营与收益状况的继续恶化，这在导致实体经济向下运动的正反馈机制的同时，还将推动金融领域信贷质量与数量进一步下降、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此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正反馈机制将会相互推动、强化，形成共振，进一步加强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风险性和复杂性。这正是完整论证金融加速器等相关理论所必需的重要补充 。

而且，由于实体经济的正反馈机制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生产过程逐步扩散、累积，发挥作用，一般来说，会相对更平缓。而金融市场的正反馈机制则相对要容易得多，譬如泡沫理论所分析的证券市场的预期自我实现，它仅仅只是名义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可以相对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而独立发动、发展。相比之下，这种正反馈机制会迅速地多、强烈地多，并常常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难以预料的影响，诱发宏观经济波动。金融、货币因素深刻内化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且，这还仅仅只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两者关系的一部分。正因为金融市场正反馈机制的强度、速度都通常超过实体经济，所以，受投机动机驱动，即使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投资空间，若金融市场存在更大的获利机会，大量资金也可能从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转移，甚至有可能在流动性总体过剩的情况下导致实体经济领域的流动性不足。这就可能会形成两者反向、相互背离的特殊互动关系和货币政策的两难。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既密切、又复杂。

2.经济人的行为黏性与不确定性

正反馈机制本身意味着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和不合意的事后结果。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必然做出相应的适应性反应。对正反馈机制的研究必须包括相关内容——否则，相关理论不仅不完整，而且无法理解市场经济实现相对较高运行效率的可能，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最终只能否定它自身。

正反馈机制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和大量不确定性现象，虽然是经济人个体自觉行为的客观结果，但却事与愿违、并不符合经济人的主观目标期待。经验、或者说更多的是教训，将会促使经济人在努力抓住市场机会的同时，尽可能地审慎决策与行动，积极规避不确定性风险，导致在产出、价格与产能调整的黏性等复杂行为方式 ^] ：

由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风险（尤其是正反馈机制带来的惨痛教训），即使存在产品需求和盈利增加的可能，企业也未必会闻风而动，立即增加产出、提高价格。而必须在可能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除非潜在收益超过成本，否则，这种调整将不会发生。面对能否实现“惊险一跳”的不确定性 ，即使没有其他“摩擦”因素，企业也将会慎重决策，其产出与价格调整行为也会存在一定黏性 。只有达到特定条件、譬如需求增加的可能性超过某一最低水平（“域值”）之后，经济人才会实施产出与价格调整行为 。不难理解，相应地，投资追加的决策与实施也会有黏性特征 。

经济人规避不确定性风险的供给与投资黏性 意味着：局部、微小的偶发扰动，只要未超出经济人需要采取实际调整行动的相应“域值”，就不会让波及者改变其行为方式并传递、影响到其他人；或者，即使传递，也可能在此过程中因同样的原因而被削弱、中断。这样，微小扰动就并不会轻易地被不断扩散、强化，导致宏观上的正反馈机制。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自发、普遍存在的，对微小、短暂扰动的有效“过滤器”，有利于宏观经济实现较高运行效率；相应地，真正导致波动的常常是长期性因素的累积效应（如技术进步、消费者偏好改变）或比较重大的其他扰动因素（相关政策调整、要素供给变化、金融市场波及）等——但这些因素对宏观经济的确切影响往往需要有一个逐步为经济人所认知的过程——因此，“黏性”在有效避免偶发性微小扰动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时，也必然同时存在对潜在矛盾或机会认知不足、从而使之不断积累的可能 。它在有利于经济人减少因“急躁盲动”带来的风险损失的同时，也可能累积其因“优柔寡断”而未及时抓住的某种获利机会（或可能回避的损失）。这就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人行为方式的急剧改变以及相应的补偿性反应、以免再有更多的“悔不当初”——经济人决策与行动的粘性，内在地包含着经济人行为的迟滞、“超调”与“突变”现象的复杂共生 。相应地，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状况与信息条件下，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经历的经济人，将可能合理地对同一客观市场状况做出迥然不同的判断与决策。这表明，在外部人看来的未尽合理的“动物精神”，实际上自有其理性基础 。

上述分析说明，在理论上，宏观经济运行有其相应的微观经济人行为基础，而微观经济人行为方式反过来有其特定的宏观背景、并产生相应宏观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经济基础问题与微观经济行为的宏观背景问题既相互区别（存在“合成谬误”）、又密切联系，在相关研究中，两者既不能合二为一（如新新古典综合），也不能一分为二（如新古典综合）。在实践上，无论是经济人的适应性反应、还是要素市场的反向调节作用等，虽然可以过滤微小、偶发扰动的影响，甚至削弱、逆转已经启动的正反馈机制，但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和突变的可能性。因此，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运行效率，适当的政策干预有其合理空间。

这也为理解复杂的经济人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以及不同流派间在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的分歧，并争取达成共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分析路径。

3.我国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

前文分析表明，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关系密切。因此，现就我国的现行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检验相对价格变化指数与GDP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在本文的理论假设与分析之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

(1)在总体上正相关。变动方向上同向、数量上大致同步；

(2)在宏观经济运行处于过热、过冷的两种极端情况时，以及要素市场的反向调节时，都有可能合理改变上述相关性。

我们选取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四大召开的 1992 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从总体上看，理论分析与实证数据仍取得了较好的一致性，具体如表 1 所示。

根据上表相关数据可得图 1：

在图 1 中，生产资料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代表资本品、消费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两者之差即相对价格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它与我国GDP增长率波动密切相关：

一是两者变化大致同向。从 1992 年至去年的 25 组数据中，只有 1993、2002、2007、2008、2011 年这 5 年例外（表中用粗体字标识），其余均为同向变动。

二是 5 年例外均可谓事出有因：

(1)1993、2007、2008 年均与宏观经济过热而导致的逆转现象相关。这三年的数据没有否定，而是同样验证了本文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

(2)2002 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资本品相对价格稍有下降、但GDP增速有所提高，这可能主要是当年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相对谨慎的预期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与价格疲软，与事实上的外需迅速增长形成了反差 。

(3)2011 年出现了GDP增速的明显下滑，而此时资本品相对价格有所上升，且资本品价格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主要应该是 4 万亿刺激政策急促实施、而后又迅速逆转的影响。特别是我国严重依赖进口的很多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调整的时滞效应导致的波动方向逆转 。

2012—2016 年，我国总体物价水平比较稳定，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小幅上涨、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小幅下跌。但前者伴随着工资成本的上升、而后者预示着收益预期的下降。这种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的持续较快下降，正如前文分析，它说明宏观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仍在不断累积，在坚定实施“改革红利促发展”的长期供给改善政策同时，相应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仍有必要。

图 2、图 3 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LOWESS)对经济增长率一阶差分和资本品相对价格进行了回归。不难发现，两者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进一步证实了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变化引发经济增长率同方向变化的反馈机制。 Jrae1U8pg3uqqTZ02W5cZmfE+NG3x7BBPoO8RGEg7KEvDFeAbxgSco6zI6fr0V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