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商学评论.第39辑最新章节_刘志彪著

三投对资相预对期价自格我变实化现导特致征宏的观证上明

市场上，一方的买，必然是另一方的卖。社会投资数量增加、资本品价格上升，一方面固然是买方新增投资成本的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同时是卖方等量的销售收益增加——因此，对于相互作用的企业全体而言，在宏观上，企业的投资成本与预期投资收益绝非独立变量，并不允许再像微观分析一样，可以简单、直接地判断预期投资收益率与投资数量、资本品价格负相关，只有在严格的数学分析之后，我们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1.基本思路

前人已经为我们的相关数学分析指明了理论路径，并提供了论证工具。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魏克赛尔(1898)在其积累性失衡理论中明确地指出，资本收益率（“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的偏离是导致宏观经济积累性失衡的直接原因；而米尔达尔(1931)则进一步指出，商品相对价格、产出结构变化对资本收益率的影响 ——对于魏克赛尔积累性失衡理论而言，这有着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收益率与货币利率的偏离将导致投资与宏观经济波动；另一方面，在此波动过程中的产出结构与商品相对价格变化，又会反过来引起资本收益率的进一步改变。这就帮助我们在资本品、消费品二元产品的简化假设、以及既定的技术条件和要素供给情况下，直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推论：

(1)若社会投资数量、资本品相对价格与资本收益率负相关，则意味着负反馈机制和宏观均衡。此时，若资本收益率高于货币利率，则投资数量与资本品绝对价格及其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将会导致资本收益率转而下降，使之自发地缩小与货币利率的差异直至两者相等（反之亦然）；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说的利率对社会投资需求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可由此成立；而“越卖越买—越买越卖”的正反馈过程或魏克赛尔的积累性失衡过程必不可持续、强化。

(2)若社会投资数量、资本品相对价格与资本收益率正相关则意味着正反馈机制和宏观非均衡。此时，如资本收益率高于货币利率，则投资数量与资本品绝对价格及其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不仅不会导致资本收益率下降、使之自发地缩小与货币利率的差异并趋于相等，而将恰恰相反，会在市场波动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资本收益率，自发地再扩大它与货币利率的差异——这就必将导致宏观上投资预期的自我实现、自我强化，出现马克思、卡莱茨基等所说的正反馈机制，或者说魏克赛尔的积累性失衡现象（直到其他因素削弱或逆转它为止）。

2.具体论证

沿上述思路，现予相应数学分析、论证。

(1)基本假设

① 社会产品抽象为资本品与消费品两类，生产需要劳动力与资本品两种要素投入。

② 劳动力供给是以消费品计量的真实工资率的函数。

③ 要素供给与技术条件不变。

④ 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一条严格外凸曲线。

⑤ 竞争市场、封闭经济。

⑥ 只存在居民与企业两个经济部门，不考虑税收等其他因素。

(2)分析证明

① 实际产出水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证明

若以K ₀ 、Y _C 、Y _I 、P分别代表社会资本存量、消费品产出数量、资本品净产出数量（即，已扣除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品物耗）、资本品-消费品的相对价格；Π、π分别代表企业利润总额（以资本品来计量）、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W ₀ 代表以消费品来计量的社会工资总额。其中,K ₀ 、W ₀ 是常数。则：

而且，此时的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应等于其边际转换率。即：

由式(3)、式(1)计算可得：

进而，代入式(2)可得出：

式(5)直接说明了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资本利润率变化与社会投资量、资本品相对价格调整间的数量关系。

这在直观上很容易理解：

式(5)的右端可分解为W ₀ /(P ² ·K ₀ )和Y _C / (P ² ·K ₀ )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资本品相对价格提高，使得工资总额，在折合为以资本品计量的企业生产成本时，将相对减少；而后者指的是，与此同时，消费品产出，作为资本的收益，也会同样因此相对减少。因此，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将同时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反向地影响社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其最终结果将取决于这两种因素的相对大小。

由此可得：

推论 1：在理论上，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资本平均收益率与资本品价格负相关的论断最多只能有条件地成立。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投资数量、资本品相对价格与实际资本利润率以及预期投资收益率是否负相关，相应地，投资波动面临的是负反馈调节、还是正反馈调节，将取决于特定的现实经济条件：W ₀ -Y _C >0,还是W ₀ -Y _C <0 ^[1] 。在理论上，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负相关推断及其相应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在逻辑上不够严密、并非普适规律。

推论 2：在事实上，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资本平均收益率与资本品价格负相关的论断，更远非常态、而毋宁说常常相反。

通常，对于式(5)而言，出现W ₀ -Y _C >0(等同于Y _I -Π>0、企业净投资总额大于利润额），从而导致投资数量、资本品相对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正相关的情形，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理论可能——至少对于像我国这样的高投资率经济体而言，必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常态。这就意味着，即使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投资增长受到严格的物质技术条件约束，但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仍然不会导致收益率下降，而是相反。投资预期通常具有宏观上的自我实现特征，投资波动将由此导致正反馈效应。

② 实际产出水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的分析

生产能力存在闲置时，产品的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投资增加不仅会直接导致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与利润水平的实际增长，而且还会进一步刺激就业与消费品部门的产出水平的提高。若价格体系在此过程中没有变化，则可以直接判断，两个部门的资本利润率都将随着投资数量与总产出水平的增长而提高，存在明显的正反馈机制。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投资增长常常伴随着资本品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的同时提高——而较之前一情形，这显然意味着追加投资的更大必要性和更高的利润率（及其预期）：

此时，应有以下方程式：

与前一种情况相比，因为生产能力存在闲置，产出增长不再受边际转换率的制约，故少了式(3)。但此时，正因为投资增加才会伴随着资本品价格上升，并在此时会引起就业、收入与消费水平的相应增长（反之反是），故有式(6)和式(7) 。

由式(2)对相对价格P求导可得：

根据式(6)、(7），由式(8)可得：

由式(9)可得：

推论 3：生产能力闲置时的正反馈机制通常会更加强烈。

与前文的式(5)相比，由于现在产出扩张不受生产能力制约，式(9)表示此时的正反馈机制更易成立且更强烈。

特别是，在产能闲置时，产出的实际增长效应，即式(8)中的前两项，其影响可能超过第三项。因此，现实生活中的正反馈机制成立更不需要以式(5)或(9)为必要条件、更会是一种真正的现实常态。

在此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即使存在产能闲置（微观上生边际成本低于产品价格），宏观经济运行也并不会自发地向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逼近，它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均有运动的可能。而且，即使是产能利用率提高的正反馈过程，也没有任何理由保证它会逐步逼近古典宏观经济学所说的充分就业状态——一是若在此过程中出现反方向的扰动，则在达到生产可能边界之前，这种运动方向就可能会逆转；二是纵然实际产出水平由此恰好不多不少地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如式(5)所证明，它也无抗扰动能力，随时可能发生偏离、重新发动导致产能闲置的正反馈过程——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负反馈机制及其基础之上的均衡观。

综合上述两部分的证明分析可得：

推论 4：无论存在生产能力闲置与否，在实践上，由于存在W ₀ -Y _C >0(或Y _I -Π>0)的现实条件，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正反馈机制乃是常态。

当然，正反馈机制必然导致对要素需求的变化和要素市场的相应反应。譬如，面对市场失衡，货币利率迟早必然有所反应。只不过，由于现实世界的信息不完全，它要恰到好处地与资本利润率相等，既极为偶然，也无抗扰动能力。其结果要么是调整不足，只能削弱、而不能终止原来的正反馈过程；要么是超调、将会启动相反方向的正反馈机制。因此，货币或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反向调节并不能否定正反馈机制，市场并不存在自发的宏观均衡趋向。

在古典宏观经济学看来，生产能力被充分利用之前，宏观经济会自发向充分就业状态收敛；且“充分就业”均衡是一种具有抗扰动能力的基本趋向。但是，本文的上述分析表明，这在理论上并不正确，而事实证明也的确并非如此。

3.正反馈机制的自发削弱与逆转

式(5)与式(9)所揭示的社会投资数量、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与预期投资收益率的相关性，不仅说明了正反馈机制成立的条件性，也证明了在经济萧条或繁荣的两种极端情形下，这种正反馈机制发生自发削弱或逆转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

如果经济萧条，就业与工资水平非常低下，以至居民部门需要动用储蓄来支付当期消费，导致消费品产出大于工资总额、出现W ₀ -Y _C <0 的情形（相应的是，企业投资意愿极低,Y _I -Π>0），则资本品相对价格变化就会与企业利润率负相关。这时，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不再导致企业利润率的减少，而是使其增长，就会形成抑制投资预期进一步恶化与投资需求继续减少的负反馈机制了。只要衰退持续，这种逆转迟早会不可避免。

反之，若经济繁荣，正反馈机制迟早会削弱或被逆转。因为，式(5)、(9)表明，利润率增长与资本品相对价格的平方成反比。即，在经济高涨、资本品相对价格很高时，资本的实际收益率虽然仍与社会投资总量和资本品相对价格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会越来越小，收益率的继续上升会越来越难。同时，随着这种繁荣的持续，较高就业与收入水平、乐观预期必将导致更高的消费品价格和工资率增长，也将会削弱，乃至逆转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及其导致的正反馈机制；否则，也必将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运行失调、效率下降，最终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逆转。

综上，我们得到：

推论 5：正反馈机制的存在、削弱、逆转将自发导致宏观经济自发波动，并决定着波动过程将是规律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由此，沿着马克思、卡莱茨基、魏克赛尔、米尔达尔等前人的分析思路，我们在二元产品和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假设下，通过严格的数学分析证明了：社会投资数量、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的调整，通常会带来资本实际利润率的同向变化，投资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投资数量、资本品价格与投资收益在微观上的负相关性，恰恰会自发合成宏观上常常相反的正相关性；古典宏观经济学在通常认为不太可能会出错的逻辑“自洽”问题上恰恰包含着重大的“合成谬误”。即，由于企业间的投资互动关系，微观上反映经济人个体有限理性的、促使商品供求关系趋向均衡的负反馈机制，将会合乎逻辑地自发成为宏观上表现为经济人集体非理性的、使商品总供求关系背离均衡的正反馈机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新古典综合而言，这意味着它们失去了依赖负反馈机制而近似成立的理论可能；对于马克思“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周期现象的深刻论断，这则是必要的具体论证。相应地，持宏观均衡观的各现代经济学流派也就无法依靠负反馈机制而成立；从而被逼入了只能依赖信息完全和理性经济人这种非现实、不合理假设的理论墙角。

推论 6：古典宏观经济学不能逻辑“自洽”，包含着重大的“合成谬误”。这导致了持宏观均衡观的相关各流派的理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