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天，所谓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即阿拉伯语中被称作“达阿什”（Daesh）的恐怖组织对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的平民实施暴行，这里也是伊拉克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聚集地。“伊斯兰国”一边向城市、乡镇和村庄挺进，一边系统性地清除数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社区和传统，处心积虑地毁灭祭坛、神庙和教堂，一边用武力逼迫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在广场公开处决社区和宗教领袖，绑架妇女实施性奴役，并强迫年轻的男孩参加“伊斯兰国”战斗。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尚未可知，但是至少有8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伊斯兰国”的怒火特别针对雅兹迪人（Yazidi）——一个说库尔德语的少数族裔，信奉自古波斯帝国时期起流传至今的宗教，其中还掺杂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因素。“伊斯兰国”的英语杂志《达比克》（ Dabiq ）指责雅兹迪人是“信奉恶魔者”，并宣称雅兹迪人的多神制宗教无法与“伊斯兰国”对于伊斯兰教极其严苛的阐释并存，必须要被铲除。其他的少数族裔，比如基督教和犹太教，可以通过交税（the jizya）的方式避免改信宗教或死亡，雅兹迪人则成了明目张胆的种族清洗的受害者。

在8月的第一周，在遭受饥渴难忍和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围困在辛加尔山（Mount Sinjar）崎岖陡峭的山脊上之前，大约有4万名雅兹迪人成功逃离家园。联合国的人权官员回忆，当时曾接到被围困的雅兹迪母亲们的绝望的电话，因为害怕被“伊斯兰国”俘获被迫成为性奴，她们表示如果国际社会不来援助，将先杀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再自杀。最终在8月7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批准了保护性的空袭行动。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奥巴马称，不会允许在自己的任期内出现大规模种族灭绝屠杀。8月14日，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的空军火力支持下，为雅兹迪人建立了一条撤退通道，使他们能安全地从辛加尔山上撤出。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辛加尔山上遇难，大多数撤出的人同样还要继续面临动荡和危险。 ^[1]

“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犯下的系统性残忍暴力行径，也同样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其他少数族裔身上，而这些却与2011年年初，即“阿拉伯之春”的早期很多评论家描述的中东有着天壤之别。出于个人勇气引发的象征性行为——蔬菜商穆罕默德·布阿齐齐（Mohammed Bouazizi）因为抗议警察腐败，在省政府门前自焚——引发了全突尼斯境内的非暴力抗议行动，最终迫使长期掌权的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流亡海外，随后引发了全中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埃及、巴林、也门、叙利亚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起义，不仅将数百万人拖入了混乱之中，似乎中东地区也将会像福山预测的那样，成为下一个成功地向自由民主制度过渡的地区。

然而，五年之后，这些公民抗议行为所带来的民主崛起，似乎已经出现逆转，不仅之前的腐败政治模式和高压专制政权得以维持和加强，更引发了新一波的政府镇压、内战和血腥教派冲突。这一波混乱的程度之深，以及恐怖组织借权力真空之便建立新的政权，甚至让很多人回想起了过去中东专制秩序之下的“好日子”。2014年全球恐怖袭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32685人——超过了之前所有的记录，比刚进入21世纪时的数字要高九倍。这一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五个（非西方）国家，其中居于榜首的是伊拉克。 ^[2]

但是有一些人，却将这一阶段的不稳定视为“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的证据——从名义上说就是，政治转型不能一蹴而就，失败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民主进步需要遭遇一定程度的损失。政治学家谢里·伯曼（Sheri Berman）指出，很多革命，包括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有不利的“反作用”，并将两国社会带入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之中。根据这一观点，这些问题不应归咎于民主模式，或者普通民众的“不成熟”及其无法承受民主制度；相反，这些问题在于之前体系中的规则的病态和分裂策略，以及被压抑的不信任感和仇恨。“甚至每一个失败的民主实验”，她写道，“通常都是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阶段，可以逐渐拔除过去社会、文化和经济遗产中的反民主成分。” ^[3]

对于这种关于政治发展 长期性 （ longue durée ）的看法，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这种看法认为暴力动荡——我们可以委婉地称之为“挫折”——是为了服务更大的目标：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但在现实中，暴力可以成为（以及阻止）各种各样并非不可避免的事件的驱动力，而其发展方向也难以预测。比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暴力活动挤压了非暴力活动的空间，导致很多普通人为了保全性命，加入极端主义组织。叙利亚的内战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由和平抗议引发，最初只是呼吁政治改革，结束警察暴力。即便是在叙利亚内战最如火如荼的时候，叙利亚非暴力运动仍然在运作——克服了绑架、拘押以及死亡的威胁。他们记录侵犯人权的事件，并出版小册子和杂志，与此同时，他们还竭力维持“正常”生活。在2016年3月的短暂停火期间，数以百计的叙利亚人再一次在街头举行和平示威，表达他们反对暴力的意愿和要求。

第二，这种“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的理论认为，当前在中东严重的教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并非本土行为体活动所导致的结果，亦非受西方政策蛊惑的影响。2003年，美国率领多国联军入侵伊拉克，本意是遏制萨达姆·侯赛因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最初，美国宣告这一行动胜利——代表性事件就是乔治·W. 布什总统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著名的“任务完成”的演讲，但是在此之后，美国很快就陷于武装反叛、持续战斗和教派冲突的泥潭。英国政府最初于2009年启动对伊拉克冲突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并在2016年7月发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和英国匆忙介入伊拉克是基于有疏漏的情报，同样也对两国对于战后重建的准备不足做出严厉批评。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齐尔考特爵士（Sir John Chilcot），坚决反对两国政府无法预见到伊拉克战后乱局的说法。英美在伊拉克遇到的很多困难，是在联军“成功”结束军事行动之后发生的——包括内乱、地区动荡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已经被，或者应该被，提前预见”。 ^[4]

第三，政治发展主义者的宏观视角，掩盖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正在经历民主化地区的具体细节。特别是，这一宏观视角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议运动之后，什么是最严重的问题，以及谁是最大的受益人——坦率地说，就是“伊斯兰国”。2011年，美国完成从伊拉克撤军时，曾经一度认为已经对本土的反叛势力和暴力极端分子进行了足够沉重的打击，可以防止其“东山再起”。但是仅仅三年之后，“伊斯兰国”就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广阔地区（其中还包括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通过残忍的方式征服了大量民众，包括公开石刑、剁手、把人钉在十字架上；强奸妇女和女童，强迫其成为性奴；强制招募8岁到16岁的儿童加入“伊斯兰国”；取代“基地”组织成为世界上最猖獗的“圣战”组织。 UQJcil07vc0Ek8r6veF5TR1lJWcfmbrQ643jIN4wDvL34gRzczY7RGav3fE5ON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