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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发生的这些现象，不仅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特定案例。事实上，这些现象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同时也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困难但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这些现象也给冷战的结束，以及“历史的终结”理论所承诺的和平的未来打上了问号。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经历的艰苦奋斗，以及做出这些决定和妥协——不管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以保证能够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见、限制战争、权力服务于集体利益而非某些狭隘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着重介绍21世纪历史回归的几个不同层面。在下一章《野蛮的回归》中，我会分析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势力采取的战略和战术，是如何无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原则，并将普通平民的生命置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在第三章《大逃亡的回归》，我将分析当前史无前例的难民危机的本质，以及展示新的墙是如何在欧洲大陆内外建立起来的。第四章《冷战的回归》，将讨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地缘政治的回归，以及他独特的“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是如何通过复苏冷战的方式挑战西方。在最后一章《不平等的回归》中，我会讨论历史是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回归。我将指出经济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其对于公正价值的打击，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对我们持续稳定和繁荣最为严峻的威胁。
当我们重新回顾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描述，需要记住的是，福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胜利主义者的论调。有些时候，还带着一点点的忧郁和悲伤。在后历史时代，他认为史诗般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也将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问题都得以解决，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类看上去就开始类似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最后的人”：“限于自我陶醉中的消费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没有更大的渴望” [28] （或许在很多情况下，是去网上购物）。
然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一方面，与社会共存的自由民主核心理念仍然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之中。正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观察到的，那些似乎已经超越历史的人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历史的太阳依然照耀着的国家”的动机，同样也无法采取反制战略。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在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电话中，据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曾经说过，弗拉基米尔·普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普京确实是我们这个星球和这个世纪重要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和领土的重塑再次变成了“活生生的”范例。另一方面，正如我所展示的，历史正在敲自由民主的门——通过不断扩散的暴力和贫穷的形式——并威胁从内部实施颠覆，所用的手段则是极端的不平等和愤怒的民粹主义政治，西方国家一些城市里发生的外部势力刺激的恐怖主义袭击也是典型案例。
贯穿接下来几章的主要是三个主题。第一，如果历史正在回归，那么必然带着当前的特色。历史从来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自己。所以当“伊斯兰国”（ISIS）用刀割下敌人的头颅时，这一行为是中世纪野蛮暴力的回归。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利用社交媒体招募“圣战”分子，并传播其罪行的照片。当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跋涉数日以抵达边界，或是乘坐破旧的小船横跨大海的照片提醒我们历史上出现的大逃亡时，这些难民们也同样在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准确及时地获取信息，以躲避边境管控，或是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当前如何使用历史。冷战的结束使我们加速进入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在超越其历史的时代，今天的全球体系却给那些积极想回到历史的人提供了便利。
当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分子同样有着怀旧气氛，他们想重绘中东地区的地图，并重建由他们18世纪的英雄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统治的哈里发帝国（他们故意忽视了这个哈里发帝国是以对什叶派和其他宗教少数派的宽容著称）。 [29] 在其他地区，比如在印度这样的被定义为和平的国家，历史正在为保守派针对现代化的反击推波助澜，典型案例就是对少数族裔的仇恨以及对妇女自由的限制。为了保持过去的记忆，今天历史的使用者们并不直接宣称他们有什么或是他们失去了什么。相反，正如英国小说家和记者阿蒂西·塔西尔（Aatish Taseer）指出的，他们制造出了一些更为激进和更不稳定的事件。 [30]
尽管当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出现了裂痕，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潜在的候选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的信用都已破产。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反对制度的社会，即便是想象另外一种经济和政治体系，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拒绝承认自由，并对他们的政治对手采取暴力手段的人，在口头上还是经常使用民主一词。所以尽管“我们还没有到那”，相关观点指出，我们需要记住福山的主张最终是关于统一标准规范的，即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会传染。在观念层面，他确实可以宣称胜利。正如他在2014年时所写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的伊朗都对民主理念表示尊敬，即便他们在实践中践踏民主制度”。 [31]
但是民主这一观念却变得静止和僵化。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去理解巩固这一观念的基础，民主也很难彻底实现。因此，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历史的回归应当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自由民主社会并不是应得的——同样需要牺牲、妥协和领导力，作为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维护这一制度，并促进其发展。
归根到底，在人类历史上占据时间最长的政治形式，是专制而非民主。从过去的经历中，我们也知道自由是可以被逆转的。1848年——一度被称为“人民的春天”，自由主义革命席卷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把国王和王子们赶出王宫，胁迫他们退出政治。但是革命成果是短暂的，王权发动了迅猛的反革命。革命的失败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支离破碎，专制王权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摧毁革命的决心（特别是俄国和普鲁士），以及英国和法国的中立态度，即罗伯特·卡根指出的，“更在乎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而非为自由主义同伴们提供支持”。 [32]
20世纪初，当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时，也只是少数国家的决心，使得自由民主得到复兴。但是自由民主的演进过程，同样也离不开勇敢的个体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新闻周刊》（ Newsweek ）记者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我们现在知道在11月9日那天，有两个人做出的关键决定，无意间导致了柏林墙的开放。 [33] 第一个是民主德国政治局的发言人，他原来要在新闻吹风会上宣布民主德国的每个公民都被允许持有一本护照。就在晚上7点前，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决定何时生效时，发言人——之前一直在休假——大吃一惊。他稀里糊涂地说，“立刻”。这一新闻当时正在被电视媒体现场直播，立即被民主德国民众（一向从反方向理解政府意图）理解为政府允许他们离开民主德国。因此他们蜂拥出发，冲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各个检查站点。在其中的一个检查点，“查理”检查点（Checkpoint Charlie），另一个人——一名民主德国的边境守卫——做出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他一边紧张地注视着那些正在向柏林墙检查站行进的人群，一边着急联系上级试图获取行动命令。过了晚上11点，数次电话联系未果以后，他耸了耸肩，下令“开门”。剩下的，正如他们所说，就是历史了。
诸如“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很好地评价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忽视这样一些事实，即倾向于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或是不可能预测的（即便是在复盘时，他们也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就是两个典型案例。另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罗马帝国的崩溃。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模糊地处理下去，被“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这样的假设所麻痹，以为当下的这些挑战或许最终并不会击溃我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会“想要我们所想要的”，那么我们最终将无法做好准备，以应对未知的冲击，或是业已显现的政治制度衰落的信号。
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克服了很多危机。但是由于西方社会的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的自鸣得意，这一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已经被麻痹。 [34] 我们在过去的相对成功导致了盲点的出现，并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我们带入更大的政治及经济混乱之中。历史回来了，回来复仇。
[1] Timothy Garton Ash,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19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London, U.K.: Random House, 1990), p. 62.
[2] An Agenda for Peace ,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UN doc. A/47/277, 17 June 1992.
[3]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4] 比如，参见关于主权国家最早的理论家之一：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The Six Bookes of a Commonweale) , edited by Christiane Frémont, Marie-Dominique Couzinet and Henri Rochai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6), Book I, Chapters 8 and 10。
[5] 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U.K.: Atlantic Books, 2005).
[6]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 edited by Maurice Cranston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68), Book I, Chapter 6.
[7] 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8.
[8] Lynn Festa,“Humanity without Feathers,” Human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ism, and Development , Vol. 1, No. 1 (2010), pp. 3–27.
[9] Jonathan Israel,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Lynn Festa,“Humanity without Feathers,” Human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ism, and Development , Vol. 1, No. 1 (2010), pp. 3–27.
[11] Robert Kagan,“Is Democracy in Decline?: The Weight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 Vol. 26, No. 1 (2015), p. 23.
[1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3] 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U.K.: Atlantic Books, 2005).
[1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5] Eliane Glaser,“Bring Back Ideology,” Guardian , 21 March 2014.
[16] Walter Russell Mead,“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 May/June 2014.
[17] Timothy Garton Ash,“Europe’s Walls Are Going Back Up — It’s Like 1989 In Reverse,” Guardian , 29 November 2015.
[18] Francis Fukuyama,“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s Democracy,” Wall Street Journal , 6 June 2014.
[19] Larry Diamond,“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 Vol. 26, No. 1 (January 2015), pp. 141–155.
[20] Michelle Shephard,“The Daesh Files: Database Provides Snapshot of Recruits,” Toronto Star , 30 May 2016. 参见https://www. thestar. com/news/atkinsonseries/generation911/2016/05/30/the-daesh-files-databaseprovides-snapshot-of-recruits.html
[21]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 Vol. 76, No. 6 (1997), pp. 22–43.
[22]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 Vol. 76, No. 6 (1997), P.40.
[23] Sidney Verba,“Fairness, Equality, and Democracy: Three Big Words,” Social Research , Vol. 73, No. 2 (2006), pp. 499–540.
[24] OECD, Focus 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 December 2014.
[25]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rmed Conflict Survey 2015. 参见https://www.iiss.org/en/topics/armed-conflict-survey/armed-conflict-survey-2015-46e5
[27] “Civilians Under Fire,” Interaction , Policy Brief, February 2016. 参见http://www.interaction.org
[28] Walter Russell Mead,“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 May/June 2014. 参见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4-04-17/return-geopolitics
[29] 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30] Aatish Taseer,“The Return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 12–13 December 2015.
[31] Francis Fukuyama,“At the‘End of History’Still Stands Democracy,” Wall Street Journal , 6 June 2014. 参见http://www.wsj. com/art icles/at-t he-end-of-historystill-stands-democracy-1402080661
[32] Robert Kagan,“Is Democracy in Decline?: The Weight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 , Vol. 26, No. 1 (2015), p. 23.
[33] Michael Meyer, The Year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Untold Story Behind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34] David Runciman, The Confidence Trap: A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Crisi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