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年中，如果以选举的真实性、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的程度来评估，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质量都在经历持续的下降。 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政治推动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民主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形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到达了近25年以来的高点。专制政权公开嘲笑民主的价值，并认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体现。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将这一趋势形容为“民主的衰退”。由于公开的政变或者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不断凋零腐败，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自10年前开始下降。现在出现的不仅仅是腐败和滥用职权，而是通过先进审查技术——感谢科技的发展——实施的政府压迫，以及通过法律挤压反对派或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19]

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我们看到埃及的民众大量聚集在开罗的塔希尔广场（Tahrir Square）上，反对穆巴拉克的专制压迫政权时，激动得几乎难以呼吸。但今天，我们看到埃及仍然是一个新闻自由被压制、政治反对派人物被监禁或被处决的国家。到今天，只有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地方——成功建立了稳固的民主政权。但民主依然脆弱，并不断遭到攻击。事实上，记者也已经指出，突尼斯是参加“伊斯兰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20] 与之相似的是，10年前，非洲国家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转向多党制和限制行政机构权力而广受赞誉。但今天，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比如布隆迪和民主刚果——要求推翻宪法中对于总统任期的限制，扼杀任何阻碍他们继续享有权力的反对力量。

这一系列的发展说明，尽管民主政府——基于自由和民主选举这一最基本的定义——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两个组成 自由 民主的关键要素——尊重人权和法治——已经供给不足。20年前，作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曾经警告“非自由的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y）的崛起，这一类型的政府有着大众支持的合法性，但是对于行政机构滥用权力，或是对侵犯个人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没有强有力的制衡和约束机制。 ^[21] 他总结道，如果只关注政府是如何被选择出来的（比如说，是否通过投票选出），我们就会忽视一些更为重要的基础问题，比如政府追求的目标和政策是什么。“如果民主不能维护自由和法治”，他写道，结果就是“民主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22] 今天，不自由的民主不仅仅践踏本国公民的民主，还经常直接开展，或是支持相关行动，以威胁其他社会民众的安全和福祉。

随着这一顽症不断发酵，自由民主也受到更多的挤压。在很多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已经降到历史性的低点，民粹主义政党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选举投票上，都在占据史无前例的优势。这些政党已经从国家政治的边缘地位迈向舞台中央，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正常看待民族主义和排外言论的大讨论。民粹主义政党——不管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兰自由党（Freedom Party），还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纲领对西方政府及其创立的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民粹主义崛起的最新表现是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的胜利，他们成功获得了（主要是）英国工人阶级投票者的支持，而这些人相信主流政党和精英官僚阶级忽视了他们的关切。右翼民粹主义同样影响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典型表现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民粹主义政客夺取了民主的两大核心理念。第一个是人民主权。他们都认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他们又指出，在官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民被剥夺了统治和决策的权力，并被转移到所谓的专家和国际组织中的精英手中。今天，每一个民粹主义政客的公开言论中都包括“夺回控制权”。在英国脱欧公投的第二天，奈杰尔·法拉奇宣称结果是“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正派的人民”的胜利。

民粹主义者挟持的另一个民主思想是公正。正如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家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解释的，民主需要两种形式的平等。第一种是政治参与平等，或者是他所说的“平等的政治声音”。要实现这一点，不仅仅要通过普选权的普及，还需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以及政治结社自由来体现。但是平等的声音只是平等的一部分，民主同样需要对公民利益的平等 考量 。简而言之，所有的声音都需要被政府听到。 ^[23] 否则，立法者的决定就不会被视为公正或合法的。民粹主义政客坚持认为，今天的自由民主政体，已经忽视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仅仅是满足那些富有的精英阶层的需求。

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财富的扩散——如果说得稍微客气一点——很不平等。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崛起，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每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却从8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事实上，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贫富差距都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最高者的财产总数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到2014年年底，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富有的10％的群体的财产是最贫穷群体的10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80年代这一比例为7：1）。 ^[24] 更严重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群体——即所谓的1％——占有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30年来从未有过的高点。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替代的评估手段，即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的 财富 不平等（ wealth inequality）——即不仅仅是工资差距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多年来资本积累引发的不平等——在发达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甚至更为尖锐。在1945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态度，并认为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可以防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就业率和实际工资下降，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技能和资格的努力并没有转化为在经济上更好的收益。其结果是，皮凯蒂预测，我们继承的财产——而非我们通过工作取得的收入——是决定我们生活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很类似18和19世纪时的情况。 ^[25] 机会平等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都会更为严峻。

在国际舞台上，自由民主的表现——在解决争端、建立和平和推进人性价值方面——同样惨淡。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大量战争难民流离失所，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又越来越多地重新出现。 ^[26] 尽管今天战争数量在减少，但是在2008—2014年间，由于暴力升级，以及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的漠视，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了三倍。仅2014年这一年，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100000人——这也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 国际人道主义法确立于1945年之后，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未来有人发动“全面战争”，特别是针对普通平民的战争。国际人道主义法包含一系列的限制原则，确保军事行动时充分考虑到普通人在武装冲突期间的生活。更具体的是，它要求冲突中的各方鉴别平民（以及学校等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确保给予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人士保护和通行的便利，并尊重保护医院设施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中，平民遭遇的暴力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闻所未闻的程度，冲突各方还在相互较劲，看谁更能突破底线。 ^[27] 在今天的武装冲突中，下列事件越来越常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爆炸性武器，对学校、市场、医院和医护人员发动袭击，针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水处理设施），以及拒绝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补给物资进入平民集中被困地区。平民所遭遇的这些伤害，不是由所谓“战争迷雾”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悲惨后果，而是交战方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些还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2016年1月初，叙利亚迈达亚（Madaya）瘦骨伶仃、饥饿的儿童的照片被媒体披露，让很多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的施压力度，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是这些平民的境遇仅仅是冰山一角：2014—2016年间，叙利亚每天被武装冲突围困的民众数量在45万——65万。 VKa6RqNsouHWCYfOkHoe+UtPUmJ8eCLPdqUQay7rgS5KYEi3KN3cMhBBkZiyd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