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提出这一大胆断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在西方社会内部，他的很多观察还都是正确的。一些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处于模糊的中间状态，这样能在基于基本社会福利“安全网”的自由经济政策，以及宪法保证的基本权利及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正如德国裔美国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说，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在政治领域极具韧性。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发展出了这样一套复杂的能力：向它的批评者们提供条件自由阐述意见，并在细枝末节之处做出改革——以此排除更为极端的反对意见。很多人指出，从内部对自由民主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极左或是极右等两极化的立场都会被反对。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于2009年1月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著名讲话，呼吁“脱离意识形态……的独立宣言”，而前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曾经自嘲，自己是“‘什么都做不了’主义”。党派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少，政治更关注的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优化”。 ^[15]

在全球层面，乍看上去，“历史的终结”似乎也颇具说服力。民主依然是最为常见的政府形式，对于那些生活在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人同样极具吸引力。推进民主和人权发展对于很多欧洲和北美国家，甚至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而言，都是外交政策的基础议程——至少是在纸面上。

但如果让我们放宽视野，这一图景似乎就不太一样了。事实上，看起来历史似乎回归了。

在中东，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于平民不加区分的、野蛮的袭击，对于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的清洗，以及大规模饥荒都变成了交战方战略举措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自由民主制度非但没有巩固——这是乔治·W. 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最初动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还面临着重大的统治失败。一些人认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冲击了1916年的塞克斯–皮克特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而正是基于这份协议，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才被瓜分成了英国控制区和法国控制区，日后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国家。 ^[16]

同时，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分歧再次阻碍了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作用，双方更多是相互指责，而不是开展建设性外交以寻求共识。

实际上，90年代初联合国的重生所带来的乐观情绪，也让那些成员国在无力呼吁对冲突、不稳定和大规模逃亡采取集体的决定性行动时，平添诸多困惑和失望。全球逃亡的人口数量——在2015年为6530万——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难民数量。 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社会缺少集体行动所带来的悲剧显现无遗。五年以来，有超过25万叙利亚人死亡，超过6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内流离失所，有将近500万人离开叙利亚成为难民，而武装冲突却愈演愈烈。

但我们评估民主的总体健康程度，有一些关键的信号同样让人感到不适。一些在不久之前，还因成功实现民主转型而饱受赞誉的国家——比如说泰国或土耳其——现在出现了向专制主义倒退的迹象。即便是欧洲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受制于失业率高升、经济增长放缓、日益明显的财富两极分化，因而对移民和难民越来越不宽容。2016年1月，丹麦政府再次碰触了欧洲国家的底线，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丹麦警察在难民抵达丹麦时进行搜查，没收其有价值的随身物品作为安置费用。但是，最具象征性的可能是匈牙利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而欧尔班在25年之前，正是匈牙利共产主义和平转型的关键人物。2015年秋天，欧尔班投入1亿欧元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上设置电网，以阻止难民入境。正如加顿·阿什悲哀地指出，“欧洲原本以拆墙闻名于世，但现在墙又一次被建立起来”。 ^[17]

当然，有些人会指出——即便福山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观察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时，不应该被短期内的现象，或是前进道路中的曲折所固化印象。一个持久的政治体系的特征就是长期的可持续性，而不是在任意一个特定时间节点的表现。 ^[18]

尽管2008年时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过去的40多年里，经济产出总体上保持增长——不管是在哪个大洲。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的力量进入之前的共产党国家。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10年，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数量增长了几乎四倍。这一增长不仅是因为1989年东欧发生的革命，还因为从拉丁美洲掀起的政治浪潮，并一直扩展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从好的一面看，我们在中东看到的并没有驳斥“历史的终结”理论，而仅仅是路至中途。在自由民主发展历程的这个阶段，国家内发生的冲突还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并不能归咎于自由民主），或是过渡过程中导致的冲突——比如伊拉克——抑或介于历史国家之间或者“后历史”的原因。这一观点认为，尽管这些冲突很让人烦恼，但不应该使我们质疑到达终极终点的必然性。

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一乐观的论证——或是这一论证反映的线性思维。冷战结束25年之后，我们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负面趋势，似乎是在通往后历史世界的道路上发生了偏移，变得更像是历史的回归。 z1PZw6BYIBfMl6KHdprSPdE3wHVPv50bMG2uBIjNxktUFvcjSeJ2w41yL/q3sC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