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的胜利毫无疑问是意料之中的结论。事实上，福山理想中的政体是伟大政治力量和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民主本身自然是非常古老的政治原则，这一原则似乎基于由人民（又称 dēmos ）统治的朴素观念。中心观点是个人不应该被看作暴君皮鞭下毫无权力的个体，而应该可以参与制定统治制度和规则。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要有机会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

纵观人类历史，这种民主制度被很多种方式以及一系列政治制度阐述。这些方式中有 直接 民主（ direct democracy）——所有的法律都是由社会成员直接普选决定，就像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公民通过召开集会实现的那样。其他的方式是 间接 民主（ indirect democracy）。比如说，我们选举议会议员，议会议员代表的是选区内人民的观点，并代表他们参与制定法律。但是不管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由 人民 直接统治（rule by dēmos ）不总是被看作最好的或是最成功的政府形式。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看，民主曾经被很多人批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谴责民主激发暴民统治，通过歧视和压迫的方式，多数人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少数人。当公元前400年，雅典人被马其顿国王征服时，民主成了一种荒谬的政治制度，并非广受赞赏。尽管有改进政治决策机制的案例——最著名的是13世纪以来英国“议会”（parliaments）的创立和扩张，数个世纪以来，政治权力都被集中在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在16——17世纪的欧洲，当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刚刚出现，最具吸引力的政治主张并非“人民的权力”，而是保证王权只需对上帝负责，以此获得绝对的权威。在新教改革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只有 绝对的 主权（ absolute sovereignty）才能战胜肆虐欧洲的无序和暴力，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 ^[4] 相反的是，民主则被普遍看作混乱和危险。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宪法的主要设计师，一直避免使用“民主”这一定义，相反，他将民主贬低为“争论和动乱”，“通常在动乱中短命”。

大约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民主才将自己确立为政治组织中具有吸引力和切实可行的选项。对于民主的复兴而言，有两个时刻至关重要，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和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另一个则是法国大革命（1789—1799），革命者不仅限制国王路易十六的绝对权威，而且要将支撑王权的贵族统治制度彻底终结。根据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John Dunn）的说法，就是在革命期间，“民主”从最初用来描述统治制度的名词，扩展到概括一类人的名词（“民主主义者”，democrat），表示支持的形容词（“民主的”，democratic），以及用来描述转向由人自治这一政治制度的动词（“民主化”，to democratize）。 ^[5]

但这一过程并不完全一帆风顺：当法国大革命的主人公们在要摧毁什么样的制度上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却在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他们中的一些人，受19世纪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启发，相信真正的民主只能通过统治者直接实现人民的意愿来实现——广义上被认为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同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对待所有人都要平等。在这里卢梭用了两个关于民主的概念——“一致”和“平等”——来挑战国王在制定法律和主权权威方面的神圣权力。相反，只有人民之间的自由、平等、互惠共识，才能构成政治共同体中合法性权威的基础，并提供法律的来源。 ^[6] 因此，立法权并不属于统治者，而是属于人民，在此之后也被称为 人民 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更重要的是，国家再也不被看作自然或神圣秩序的一部分，而是人类的创造，用以促进它的公民们的集体利益。 ^[7]

当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时，这一模式的潜在危险通过一种血腥的方式彻底显现出来。在广为人知的恐怖时代里，他假模假样地进行公审，判处数以千计的公民死刑。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主的支持者们要竭力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第一，由谁来决定人民的意愿？第二，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奴役和大规模屠杀等在道德上无法被接受的行为，应该怎么办？

第二类革命者，受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父们的启发，坚信多数人的意愿并不一定能确保好政府的实现。还有其他两类因素必须要考虑。首先，他们借鉴现代自由主义之父、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观点，认为人民主权必须要由一系列基本权利加以完善，这样可以保证少数人免于多数人的暴政。第二，他们认为三个政府分支——立法、行政和司法——应该分权制衡，以避免任何一个分支滥用权力。在这一制衡体系中，独立的司法机构被看作政府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用来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个人的尊重，被看作基本的民权和政治权利，以及对于法治的尊重都成为 自由 民主（ liberal democracy）的重要基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都有宪法，将之作为国家行为的基础性纲领，并明确区分了政府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了安排。

基本权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宣称这些权利是普世的——属于全人类。这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18世纪晚期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开启了定义和关注“人性”的历史进程。这一良知和关切延伸的转折性时刻始于18世纪80年代，直至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正式宣告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付诸实践。废除奴隶贸易运动是现代人道主义行动的起源——这不仅仅是一国之内的慈善行动，而且让那些生活在遥远地方的正在受苦的人得到解脱。支持这些的，就是我们的普遍人性。 ^[8] 18世纪晚期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提出，被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描述为“思想的革命”：它使得人们彻底改变了看待和思考社会组织的方式，从一个科层制的模型转向更为平等主义和包容主义的范式。 ^[9]

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民主十分特别——是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民主”这个定义也并不是一定指按 字面 意思那样，组成一个由人民直接实施统治的政府——就和古希腊通过公民大会和公审实现的那样，而是人民通过选举选出政治代表，委托他们实施统治的权力。詹姆斯·麦迪逊指出这一政治阶层会“提炼和扩展公众的视野”，摒弃普通民众的偏见，通过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提炼出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而且，“思想的革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转化为平等这一可见的表述，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民主的第一种形式，雅典城邦，等级制特征就十分明显：大约有30000个成年男性（约占人口总数的10％）拥有政治权利，而奴隶、外国人和女性则没有投票权。最早期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同样将大部分人排除在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外。

尽管理想的政治愿景是由人民统治，受到权力制衡的制约，但继续主导政治的，是狭义上的“人民”。还有三类群体被排除在 民主 之外。第一类是那些无产阶级者。富有的民主主义者，虽然人数少，但在政治上却是强有力的少数群体，他们害怕贫穷的大多数被赋予选举权——后者的诉求与富有群体完全不同。举例来说，在英国，直到20世纪早期，选举权才扩展到英国人口中的大多数。第二个导致政治权利被严格限制的原因是性别。尽管自19世纪中期以后，妇女参政的鼓吹者在政治上就十分活跃，但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妇女才获得在英国和加拿大投票的权利。在美国，有一些州单独采取行动，赋予女性投票权，但直到1920年，这一基于性别的管制才被撤销。美国在当时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在其他的西方国家，妇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得投票权。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限制因素是种族。尽管诸如反对奴隶贸易运动这样的早期人道主义，大多是基于人类共同尊严的理想，事实上他们只是提升了对“他者”的同情，而非实现了真正的平等。18世纪废奴主义运动中的奴隶们距离成为“人”、拥有各项民权和政治权利还有很大距离。根据美国文学历史学家林恩·费斯塔（Lynn Festa）的说法，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利，“只有被剥削的权利”。 ^[10] 少数族裔被剥夺政治参与权的情况又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这后来也变成了战后美国民权运动的焦点。尽管宪法修正案使得非洲裔美国人在理论上拥有了参与美国政治的权利，但是官僚机构的障碍依然高不可攀，只有很小一部分比例的黑人真正参与了投票。直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通过之后，非洲裔美国人才完全变成了“ 公民 ”。

因此，民主的巩固不仅仅需要一次思想的革命，而是需要很多次。民主在全球的扩张是不稳定的，也遇到过很多挫折。在20世纪初，全世界大约只有10个民主国家（根据当时的定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数字翻了一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此做出了那条著名的论述，“对于民主国家而言，这场大战使世界更安全了”。但是在短短几年之内，由于经济危机（加上大萧条）和政治动乱，形势发生了逆转。波罗的海的新生民主国家和波兰均被瓦解，初生的民主在欧洲的核心地带——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受到重大挫败，法西斯政府向人民承诺提供更好的秩序和更多的繁荣。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军事政变推翻了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民主政府。

在20世纪30年代，与民主对立的政治制度，比如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的制度，看起来都比置身孤立主义的美国，以及法国和英国摇摇欲坠的民主制度更具活力，也更为成功。“人民倾向于跟随赢家”，卡根指出，“在两次大战之间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很虚弱，并处于守势。” ^[11] 这导致的结果是，到1941年世界上仅有九个民主国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不禁感叹一旦英国被纳粹德国征服，世界将进入“新的黑暗时代”。

正是在军事上对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对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和德国等国家的占领，才使得民主在1945年之后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12] 可能替代民主的社会制度都黯然失色——特别是在许多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国家福利制度不断加强的对比之下。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崛起直接巩固了民主制度。这一现象同样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高教育水平、人口流动顺畅、法治和获取信息的便利，同样支撑了广泛而平等的政治参与。此外，到20世纪60年代，去殖民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发展中世界里新的民族国家不断诞生，涌现出一些新的民主政权，使得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了四倍。

然而，直到80年代，民主才能宣称，自己比竞争者更好地满足了人类的需求。 ^[13] 回过头来看，随着南欧国家（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专制政权的民主化，民主开始了第三波进程。

西方国家还面临着“滞涨”（stagflation，即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的诅咒。在这个阶段，民主制度的替代者似乎还具有活力，也有很多理论家开始谨慎探讨，民主制度是否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 ^[14]

又过了10年的时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类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国家的数量也超过100个。 自由 民主——加上人民的统治、对人权的保护、法治以及自由市场——是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竞争中当之无愧的胜利者。这一胜利也使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阶级试图将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以加速推进形成福山所描述的“普世的同质化国家”的进程。 Chd3npLC/IqKZ68ZF7TGqq8192b+kjyEt+R89M5Lq/AjE/UnfYCwIlbC5zdd6i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