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在伊拉克以及之后在叙利亚崛起和扩散的“伊斯兰国”，很多西方评论家将“伊斯兰国”的野蛮人般的暴行形容为“回归中世纪”。2015年12月，英国下议院就英国是否应该将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从伊拉克延伸至叙利亚展开辩论，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接受质询时，将“伊斯兰国”形容为“中世纪的怪物”，“奴役雅兹迪人，将同性恋者扔出楼，斩首人道主义援助者，强迫不满10岁的儿童结婚”。在公开发布一系列展示屠杀和残暴的视频之后——每一个视频都比之前的更为残忍，“伊斯兰国”追求的不仅仅是通过展示落入他们手中的敌人将遭遇何种的野蛮行径来威慑敌人，而是以此吸引更多的“圣战”分子加入他们的行列。看起来，历史已经回归了，还是以一种特别扭曲的方式。

当然，回过头来看，西方对于使用武力强制改换信仰、公开斩首、摧毁宗教纪念场所以及墓地也并不陌生。事实上，基督教各个分支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一直是西方文明早期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成为战争法发展的背景。自16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新教的宗教改革挑战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欧洲社会也被拖入一连串的宗教战争之中。首先是法国的内战，之后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三十年战争后来还成为欧洲列强之间的总体战争。宗教之前是维护内部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并作为欧洲国家向外征服的借口，但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基督教自身开始变得支离破碎——看起来也与今天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分支颇有几分相似。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格林格拉斯（Mark Greengrass）曾经生动地写道，这样的野蛮行径以及“死亡的嘉年华”，包括1527年查理五世的“罗马之劫”期间，教皇卫队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上惨遭屠杀。但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莫过于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当时法国加尔文新教徒（也被称为胡格诺派）的主要领袖德·科利尼海军上将（Admiral de Coligny）惨遭杀害，尸体被扔出窗外。他的死亡在巴黎引发了反胡格诺派的暴力狂潮，遇害者的遗体——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被用牛车收集，扔到塞纳河中。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的宗教暴力和战争同样使欧洲各个王朝的统治者们无法团结起来，集体应对那个时代的崛起大国——奥斯曼帝国。事实上，据说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来，相比伊斯兰教，天主教的西班牙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今天“伊斯兰国”成员的激进意识形态不仅煽动了宗教暴力，还采用了早期宗教预言者关于世界末日的千禧年般的话语体系。“伊斯兰国”允许其成员追随安拉的“真正”道路，并为联军与中东土地上的“罗马军队”在叙利亚城市达比克进行的“末日之战”预设了战场。2014年11月，“伊斯兰国”在一段视频中公开斩首人道主义救助者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刽子手公然宣称，他“正在埋葬达比克的第一个美国十字军，迫切等待着其他的（西方）军队到来”。

“伊斯兰国”标榜的这套“圣战”主义源于“萨拉菲派”（Salafism）。萨拉菲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一个分支，鼓吹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早期的法律和社会架构行事。萨拉菲的来源是阿拉伯语中的al salaf al salih，意思是“虔诚的祖先”。这些祖先包括先知穆罕默德，以及第一“哈里发”，或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领导穆斯林的继承者。萨拉菲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区域，所有的法律和法令——包括吃什么、喝什么，应该和谁说话——都归于“先知指导”的荣耀和指示。 ^[10]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研究权威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的说法，“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同样相信他们的奴役、斩首以及公开折磨，是一种虔诚地重建穆罕默德在7世纪上半叶征服的方式。他指出，“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一头扎进中世纪的传统之中，并把这一切都带到了当代”。

2010年之后，西方领导人在应对“伊斯兰国”时存在明显的弱点，即没有去理解“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扮演的角色。“伊斯兰国”通过理论使其行为得以合法化，而这仅仅被看作中世纪的“伪装”。在我们自由民主的样板中，普遍贯彻世俗主义原则，对于宗教的多样性有着更多的宽容。同时，宗教也慢慢从私人生活领域中撤出，很难让人相信宗教会产生如此大的作用，而且这并不是某个组织的策略，而是其宗教核心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致力于寻找这些行为下面潜藏的政治动机。但西方最终发现，这些都是早期“基地”组织的潜在目标，即迫使美国从沙特阿拉伯撤军，并结束对穆斯林世界独裁政权的支持。但是“伊斯兰国”，带着末世论的观点，看起来并不想坐上谈判桌，而是不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 tfuqqr5EgObXp7s22Z+1dp+gg5v5P5H4EZJXr+efSGBAlvTlfkclZQgcW87jHw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