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展示那一时期我所迷恋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体与自然界无法预测、不能控制的未知之间的联系。”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1]

2003年，欧茨在接受采访时回顾自己近半个世纪、一百余部作品时认为假如自己能被后人铭记，那么这一荣誉将归功于两本小说：一本是以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为原型创作的《金发女郎》（ Blonde ,2000），另一本则是其早期出版并为她赢得无数殊荣的《他们》。（Oates, 2003: 12）在众多作品中被作者如此青睐，《他们》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他们》出版于1969年，不过对小说的构思早在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1962年，欧茨受聘于底特律大学，因此从德克萨斯搬去底特律，并在那一直生活了六年。底特律这座“汽车之城”的喧嚣与繁荣以及繁荣背后的黑暗激发着欧茨的创作灵感，使她一直思考着用小说的形式表现这座城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生存境遇。1968年，欧茨的好友丹·布朗（Dan Brown）开车载欧茨穿过底特律一处破旧的居民区时给她讲述了他的一个学生遭遇强暴而自暴自弃的故事。布朗的故事给了欧茨极大的灵感，多年来对底特律这座城市的构思得以最终成形。由于几年的素材积淀，欧茨很快便完成了这部长达500多页小说的写作。

随着《他们》的出版，欧茨收获了人生第一份巨大的成功。这部以温德尔一家三代的命运为线索，全面展示了20世纪30至60年代美国底层社会各个侧面的小说，不仅凭借极强的可读性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是在次年斩获美国文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时间将年仅32岁、名不见经传的欧茨推向美国文坛的顶峰。不仅如此，《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更是将其评为1969年度最佳图书。在评论界，虽然有关欧茨及其创作的争议不绝于耳，但《他们》被一致公认为欧茨最著名及最具代表性的小说。《纽约时报书评》（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的编辑约翰·雷奥纳德（John Leonard）称《他们》为“极其出色的作品”（Leonard, 1969:4）；《纽约时报》评论欧茨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在所有美国小说中都极为“罕见”的才华（Bella, 1969: 45）；《亚特兰大宪章报》（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则盛赞欧茨为“一位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仅从可读性这个角度而言，“《他们》是无法超越的”（David, 1971: 313）。《当代文学》（ Contemporary Literary ）认为“欧茨小姐那超强而扣人心弦的想象力与其无与伦比的叙述技巧”，在《他们》中“那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Ellie, 1971: 208）欧茨的小说出版商伊芙琳·施赖弗特（Evelyn Shrifte）在读完《他们》后惊呼欧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的叙述所营造出的感觉以及作品中的寓意极其特别；她敏锐的视角以及充满激情的理解对于她的年龄而言实属难得”。（Johnson,1998:169）

在这部被欧茨称为“小说体裁的历史”作品中，一个充满凶杀、暴力、混乱和动荡的城市图景和底层人民梦魇般的痛苦生活被作者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欧茨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及危机过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以温德尔一家三代为代表的贫困底层人民的生活。故事的跨度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展现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以及五六十年代丰裕时代美国底层人民的痛苦与悲哀，以及他们被命运的洪流裹挟而去、遍体鳞伤的悲惨遭遇。

在《他们》出版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欧茨说生活中存在一些以前曾被称为“超自然”的“自然”事件，这些事件“无法被人接近，无法为人所理解，也无法被控制”。（Kuehl, 1989: 10）当欧茨在构思创作《他们》时，这些有如命运般莫测的事件就不断萦绕在她的心头，使得《他们》这部小说成为命运悲剧的最佳书写。

人类生活中常有不易解释的遭遇，无法为科学或理性思维所理解。面对这些“不能解释的种种遭遇”，古希腊人将其统统归于命运（fatum）。（Sheppard,2012:19）于是，命运便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若隐若现地浮于人们的脑海。对于命运，人们往往无法用言语详述，只是抽象指代一种人力无法把握、无法抗拒的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甚或神祇、支配着世间一切的发生。因此，在面对这种强大力量时，人类脆弱无助而又无可奈何。

对于命运的看法就是命运观，世界不同文明系统对于命运所持的观点各异。犹太文明将命运视为“真主耶和华的旨意”；佛教认为命运体现为因果轮回报应；伊斯兰教文明持“命运前定”（predestination）的观点。在古希腊文明中，命运作为一种朴素朦胧的意象，最早是以感性的神话形式得以描述的：在古希腊神话中，凡人与神祇的命运都由命运三女神掌管。命运女神不仅决定着诸神与庶人的命运，而且掌控着他们寿命的长短。克罗托（Klotho）负责编织生命之线，拉克希斯（Lachesis）决定生命之线的长或短，阿特波洛斯（Atropos）则负责用剪刀剪断。她们一旦做出决定，命运就无法改变。因此，在古希腊人看来，命运指的是“生活中暧昧而阴沉的一面”，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使是神祇也要在它面前臣服。（Kitto, 2002: 173）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Bound ）中，普罗米修斯甚至声称在命运三女神面前，众神之父宙斯都“无法躲避注定的命运”。（Aeschylus,1998:49）

神话中这种扑朔迷离的力量后来在希腊哲学中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得以发展。在古希腊哲学家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看来，命运体现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数”（number）。在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中，作为命运体现的“数”指向潜藏于事物背后并决定着具体事物形式与关系的本质；而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眼中，“命运”体现为“逻各斯”（logos）。作为规定万物的尺度，“逻各斯”难以捉摸、无法逆转。它虽然永恒地存在着，但“人们在听见人说到它以前，并且在初次听到它以后都不能完全了解它”。（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57:18）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看来，命运类似于“存在”（being），它们都是永恒的，是“太一”（the One）。除此之外，命运是苏格拉底理论中的“灵异”（daemon），也是柏拉图思想中的“理念”（eidos/idea）。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于命运的解释纷繁浩杂，但都认为它是某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或者是宇宙间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是人暂时还没有能力理解和主宰它。哲学上的命运观显然区别于之前将命运视为某种超越人之外，而人对之又不可抗拒、无法解释、主宰人乃至神的神秘力量的认识。

无论将命运看作一种无可逃遁的神秘力量，还是一种必然规律，古希腊人的命运观念都影响着当时的戏剧创作，成为古希腊悲剧中的核心主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古希腊悲剧的基础就是古希腊人的命运观念。在俄国19世纪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V G Belinskiy）看来，命运观念是古希腊人最基本的世界观，这在他们的悲剧中也占了极大的优势。（Belinskiy, 1980: 176）尼采甚至认为大多数的古典悲剧都深受古希腊命运观念的影响。（Kaufmann, 1974:352）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戏称在古希腊戏剧中，“悲剧与命运往往并肩行走”。（转引自Wallace, 2007: 137）我国著名美学家及文学理论家朱光潜先生也曾论道：“悲剧是古希腊人的独创和独有，这根源于古希腊人独特的命运观。”他甚至认为“命运观念对悲剧的创作和欣赏都很重要”。（朱光潜,1996:277）

在命运这种支配一切的力量的掌控下，古希腊文学中的悲剧主人公们永远处于一种无可逃遁的困境之中。譬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为了摆脱命运的束缚而孜孜以求，但他终究摆脱不掉命运的无情捉弄，落得弑父娶母的下场。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愈是竭力反抗愈是陷入命运的落网；他愈是努力逃避那可怕的神谕，愈是步步临近自己的毁灭。埃斯库罗斯的众多悲剧作品中同样也笼罩着浓郁的命运色彩，对神的崇拜在埃克斯库罗斯那里最后都归结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其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权主持正义，被马克思称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Marx, 1967: 5）但他仍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经受着痛苦的折磨，他虽然有能力，却不思与宙斯抗争。在歌队长劝告他向宙斯袒露谁将取代他的统治这一秘密，从而免除每日被鹰啄食的皮肉之苦时，普罗米修斯这样回答：

不，命运女王莫伊拉（Moira）不容许

结束这一切，我必须遭受苦刑，

受尽千灾百难，才能摆脱这些锁链；

定数的力量远胜于技艺。（Aeschylus, 1998: 48）

“定数”（anankē，即necessity），也就是命运，像一只无形的手掌牢牢控制着这位先知。这种对强大而不可知命运的敬畏是古希腊戏剧中表现的常见主题。

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与宿命论（Fatalism）观点有着天壤之别。在哲学范畴，宿命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认为“意志的一切活动都取决于某种特定的原因”，在这些特定原因的支配和决定下，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按照所规定的轨迹前行。（Bernstein, 1992: 5）这种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将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排除在个体意识活动之外，认为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色彩。换言之，宿命论是指一切都早已被注定，包括死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中常常以失败告终，进而产生对自然的敬畏、困惑以及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愤慨，这也是最原始的带有悲观绝望的宿命论世界观。这种困惑和愤慨即使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也能在个体心中涌起共鸣。宿命论让人绝望，它不仅嘲弄着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尊严，而且无情地打击着个人奋斗的价值。

在古希腊悲剧创作中，命运残暴地将人碾压在自己的巨掌之中，粉碎人的价值。然而，命运的威力与残暴绝非悲剧戏剧家们力图展现的最终目的，相反，在这一无情命运的摆布下人的无畏精神以及反抗意志才是他们赞赏弘扬的核心。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由神谕得知自己的命运后，并未甘心屈服，而是选择流浪异乡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尽管最终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命运所应验，但最终俄狄浦斯仍然用刺瞎双眼这一举动对命运做出了最后的反抗：“刺瞎这双眼的不是别人的手，而是我自己的。”（Sophocles, 2005: 382）俄狄浦斯与命运的最后一搏所迸发出的悲壮气概正是索福克勒斯企图弘扬的人的意志。在别林斯基看来，虽然古希腊悲剧多少带有宿命论的影子，但在命运这不可违逆的力量下所展现出人的意志才是古希腊悲剧家们力图展示的重点。他说：

高贵的古希腊人并未在笼罩于人头顶上方的命运乌云低头屈服，而是在奋勇抗争中寻求出路，用这悲壮的悲剧点亮了命运的阴暗之面。命运之神能够轻易夺取他的幸福，却无法折服他的斗志与精神：可以将他击倒，却不能把他征服。（Belinskiy,1980:174）

古希腊人这种可以被“击倒”却不能被“征服”的悲剧精神让人不禁想起美国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1）中对于人的经典论述：人可以被“摧毁”（destroyed），却不能被“打败”（defeated）。（Hemingway,2008:83）古希腊悲剧所表现出的正是人那不可战胜的意志力与不屈精神。

尽管人在肉体上遭受摧残甚至毁灭，但精神上异常坚挺，没有在命运投掷来的致命武器下屈服、投降，这种凸显人的抗争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悲剧精神带给读者的是悲剧的崇高感。在论及古希腊悲剧作品时，我国悲剧研究大师朱光潜从悲剧的审美接受角度考察悲剧给观众的审美感受，认为观众一方面会意识到剧中命运的强大，感到“人的柔弱而微不足道”。在“既不可理解也无法抗拒”的命运前，无论悲剧人物如何善良、幸运，都会在荒诞中被推向毁灭；而另一方面，观众在察觉命运强大与无常的同时又在人的反抗中“体验到蓬勃的生命力”，获得崇高感。（朱光潜,1996:207）可以说，在古希腊命运悲剧中，“命运”这股无形的力量将悲剧主人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构成悲剧的原因。但真正使悲剧闪现光芒、迸发力量的是其中主人公所展现的与命运不懈抗争的自由意志。这种精神在《他们》中被欧茨书写得淋漓尽致。

[1] Joyce Carol Oates.“An Interview with Joyce Carol Oates.” Book Review ,（August） 1970,pp.23-24. GzBUUkyxvbNg39FB1KM3Ox/WC02buqEp9Sdjt/EiljhVlBULG8h6+FvU/IebfE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