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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20位艺术家颁发2010年度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以表彰他们“对美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人文”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些代表美国文艺界顶尖水平的艺术家们之中，唯一的女作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位从众多优秀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的就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1938年6月，欧茨出生于美国纽约洛克波特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当时的美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欧茨曾在访谈中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童年生活，称“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转引自Johnson, 1998: 2）然而，也正是幼时的这段贫苦经历使得欧茨对美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有了较深入的体会和了解，为其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深刻而丰富的素材。这些体会不仅为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并形成了她的悲剧创作观。中学时期的欧茨就展现出对文学的极大热情，尤其对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奥诺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作品爱不释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欧茨进入大学时选择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大学期间对英语文学系统的学习使得欧茨熟悉了各种文学理论，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作家作品的大量阅读更使得欧茨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的视野。除了在文学上的广泛涉猎，欧茨还对西方现代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哲学家的悲剧哲学。这些文学积累不仅丰富了这位未来作家的知识积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对人生的感悟以及日后的文学创作。
1963年，随着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北门畔》（ By the North Gate ）的出版，欧茨开始了其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之旅。迄今为止，欧茨共出版各类作品一百多部。这其中包括50余部中长篇小说 [1] 、30部短篇小说集、10部诗歌集和10部戏剧作品集，此外还有对艾米丽·迪金森（Emily Dickinson）、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作家进行阐述研究的文学评论集和对画家乔治·贝娄斯（George Bellows）和拳击手迈克·泰森（Michael Tyson）等非文学对象的评论集共12部。此外，为了突破自我、改变大众对其已有作品的固有印象，欧茨还以罗斯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以及劳伦·凯莉（Lauren Kelly）为笔名创作了一系列实验性悬念小说 [2] 。不仅如此，她还与他人共同编辑包括《牛津美国短篇小说集》（ The Oxford Book of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92）、《美国哥特故事》（ American Gothic Tales ,1996）在内的17部文学作品集。如今，已年逾古稀的欧茨仍笔耕不辍，坚持以每年一到两部作品的速度继续进行着文学创作。
欧茨惊人的创作力以及创作体裁的多样化为她赢得了无数殊荣，使她成为众多优秀美国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1970年，以20世纪30至60年代阶级问题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的底特律为背景的早期作品《他们》（ them , 1969）为年仅32岁的欧茨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她获得了“作家中的作家”（Writer's Writer）的美誉。（Johnson, 1987: 3）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欧茨揽获了无数奖项，其中包括普利策奖（PulitzerPrize）、古根海姆研究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文学与艺术学院颁发的罗森塔尔奖（M. L. Rosenthal Award）、邓根农基金会颁发的短篇小说雷奖（Rea Award for the Short Story）、欧·亨利短篇小说连续成就奖（O. Henry Award）、佩吉·V·黑尔梅里希杰出作家奖（Peggy V.Helmerich Distinguished Author Award）、马拉默德笔会终身文学成就奖（PEN/Malamud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布莱姆·斯托克小说奖（Bram Stoker Award for Novel）以及诺曼·梅勒文学终生成就奖（Norman Mailer Prize）等国际文学大奖。凭借在文学创作方面毋庸置疑的成就，欧茨于1978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2006年获得美国曼荷莲女子学院授予的人文文学荣誉博士,2007年被美国人文主义协会评为年度人文学人（Humanist of the Year）,2011年被授予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荣誉博士学位。2012年欧茨入选新泽西州名人纪念馆以及纽约著名作家纪念馆，并获斯通文学终身成就奖（Stone Award for Lifetime Literary Achievement）。凭借多年取得的文学成就，欧茨已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至今仍是该奖项的热门人选。
欧茨的创作也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肯定。文学评论家乔安娜·克里顿（Joanne V. Creighton）称其为美国“当代最严肃、最杰出的作家之一”（Creighton, 1979: 1）。著名传记学者格莱格·约翰逊（Greg Johnson）将其列为“当今最受尊重、最多产的严肃作家之一”（Johnson,1987:3-4），并称其为“最有才华、最富创新精神、最扣人心弦的美国小说家”（Johnson, 1998: xv）。在英国作家及学者马尔科姆·布拉德布里（Malcolm Bradbury）眼里，她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作家”（Bradbury, 1984: 176）；而学者南希·华特那比（Nancy Watanabe）则盛赞她为“一位世界级的作家”（Watanabe, 1998: ix）。此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约翰·巴斯（John Barth）等也对她赞誉有加。厄普代克曾这样评价欧茨：“如果‘女文人’这一说法存在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她最配得上这一称号。”（Updike, 1987: 119）巴斯则称赞欧茨在她的创作中“描绘了一张完整的美学地图”。（Barth,1984:196）美国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称欧茨为“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认为她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转引自Grobel, 2006: 142）
欧茨现任普林斯顿大学驻校作家和客座教授。即使已到古稀之年，她仍常应邀到世界多所著名大学演讲。集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编辑以及学者于一体的多重身份以及她在各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奠定了欧茨在美国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美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欧茨在文学领域取得盛誉的同时，她的创作也招致了不少非议。这些非议与批评主要集中在欧茨的多产与创作内容上的暴力两方面。美国《时代周刊》（ Time ）曾称呼她为“有些过于多产的欧茨”，这一称谓体现了评论界对欧茨较为普遍的批评态度。很多评论家都在质疑，欧茨如此快的写作速度“是否会影响作品的质量”。（Bedient,1969:610）甚至有人公开致信欧茨让其“放慢速度”。（Clemons,1972:72-77）在欧茨的每次采访中，几乎都会被重复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如何看待你的多产？”面对这样的疑问，欧茨表现平静，声称这样的质疑“毫无意义”，并强调“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优秀的作品”。（Parini, 1989: 157）对于评论家让她放慢写作速度的要求，她归咎于“人性的弱点”，是一种“不严格要求自我的表现”。（Clemons,1972:72-77）事实上，欧茨曾说她的写作其实很慢，她的每部作品在写好后都要无数遍地重写。当她写完初稿后，往往会将手稿放在一边好几周，并且经常因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而“全部重写”。在她笔下，“有些小说的写作过程甚至历经数年”，她甚至可能“花一早上的时间仅仅写一页”。（Myers, 1989: 183）这样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使得欧茨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精心雕琢，而绝非追赶速度下的粗制滥造。因此，多产并不意味着作品质量不高，欧茨已经用自己骄人的成绩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她那几乎每年一两部作品的惊人效率源于她珍惜时间的观念。欧茨青年时期患上了心脏病，这使她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她曾在回忆录中说，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会离世“使我不敢浪费时间”。（Grobel, 2006: 142-171）即使在成名后，欧茨仍然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每天八点到八点半之间就坐在书桌前开始创作直到下午一点，短暂的午餐休息后便是上课、讲座、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等繁忙的工作。一名记者曾跟踪记录欧茨的一天，发现欧茨的生活充实而繁忙，从下午开始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活动直到晚上九点半。即使这样，欧茨仍然会在回家后不知疲倦地重回书桌前看书、继续早上的创作。大量琐碎的工作使欧茨必须时刻保持大脑的超负荷运转，这也导致了她经常性的失眠。与其他失眠患者的痛苦不堪相比，欧茨反而将此当成一种优势，因为她正好可以利用静谧夜晚进行自己的创作。她曾相当愉快地谈起失眠，称“可以每天写十个小时。那时，就好像我在和某个我深爱的人写信一般着迷”。（Jacobs, 1989: 167）欧茨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时的同事亚瑟·利兹（Arthur Litz）也证实说：“我怀疑欧茨从来都不睡觉。”（转引自Parini, 1989: 155）
欧茨的勤奋及其对文学的激情使得她以几倍于普通作家的时间投身写作，因此她的高产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诗人兼出版公司编辑丹尼尔·哈尔伯恩（Daniel Halpern）在评价欧茨时说道，“她是个奇才。许多人，特别是作家，面对她犹如面对新的挑战，因为她创作了如此之多的作品。但是，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撼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她的每一部书都因其高水准而令同行惊叹不已”。因此，他为欧茨正名说，“因为她创作了太多作品，很多读者和评论家都没有给予她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她是个很严肃的作家”。（转引自Parini,1989:160）美国文学评论家布鲁斯·艾伦（Bruce Allen）在《哈德森评论》（ The Hudson Review ）上也为欧茨的多产辩护，称“没有人和她写的一样多，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她所写的大多数都非常棒”。（转引自Grobel, 2006: 142）
对于欧茨创作内容上的暴力，评论界也颇有微词。一位评论家曾毫不留情地评价欧茨的作品，称其小说中“最典型的活动就是纵火、强奸、暴乱、精神崩溃、杀人（实际的和想象中的，演变为弑父、弑母、杀妻、对子女的大屠杀）和自杀”。而另一位评论家将阅读欧茨的作品这一体验比作“横穿一片情感的雷区”，读者“时常会因那多重爆炸而心灵上受到极大震撼”。（Oberbeck, 1971: 142）欧茨本人也因热衷于暴力书写被美国评论家马文·马德瑞克（Marvin Mudrick）冠以“勃朗特的第四个姐妹”（the fourth Bronte sister）的称号。（转引自Kazin, 1974: 199）暴力成为欧茨作品的重要标签，这使得众多评论家无比讶异：生活平淡、外表温和，甚至有些害羞的女性何以会写出如此耸人听闻的暴力故事？在《为什么你的写作如此得暴力？》（“Why Is Your Writing So Violent?”）一文中，欧茨对这一质疑做出回应，称“严肃作家不同于于娱乐大众者与宣传员。他们将世界的复杂性、它邪恶的一面以及好的一面自然而然地作为自己的主题……毕竟，严肃作家是世界的见证者”。（Oates, 1981: 15）在欧茨看来，“既然世界与整个历史都充满了暴力”，那么“去质问一个作家为何他或她要书写暴力题材就显得十分不真诚”。欧茨将自己视为一名严肃作家，承担起见证世界的重任。她将当前世界中的暴力现象真实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并未为了刻意美化这个世界或对大众曲意逢迎而对现实中横生的暴力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对暴力的极尽书写是欧茨悲剧创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她悲剧性小说书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此，本书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详尽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欧茨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耕不辍的创作、多变的创作手法以及对包括暴力在内的丰富题材的涉猎，给读者与文学评论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文学批评者就开始狂热地从不同视角分析和诠释欧茨的作品，这种狂热一直持续至今。欧茨每有新作问世，相关评论与著作便紧随其后、不断涌现。总体而言，对于欧茨的评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是欧茨研究的初始阶段，小说《他们》于1970年的获奖将欧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推向评论界的聚光灯下。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们较多地关注欧茨小说中浓重的暴力书写及其多变的创作风格，并采用传统文学评论的方法研究其作品中的艺术特点。乔安娜·克里顿是最早研究欧茨的批评家之一，她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 1979）中深入剖析了欧茨作品里的暴力内涵，并将欧茨的暴力书写与哥特小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欧茨早期小说所具有的哥特式风格。林达·瓦格纳（Linda Wagner）所编纂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评论集》（ Critical Essays on Joyce Carol Oates ,1979）是早期欧茨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收录了多位学者对欧茨早期作品中相关主题、结构、形式的评价，分析其小说中的暴力问题、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小说中的象征和隐喻。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随着欧茨作品的大量问世，美国的欧茨研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在这一阶段，研究欧茨的专著有21部、论文集3部，以欧茨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多达60余篇。研究者主要以欧茨的长篇及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将欧茨的作品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与美国社会文化相结合，从社会、历史的文化语境探讨其中蕴含的主题以及作者表现出的创作特点。代表性作品为加里·沃勒（Gary Fredric Waller）的《梦想美国》（ Dreaming America ,1979）。在评论中，沃勒着眼于欧茨笔下的“美国梦”主题，探讨欧茨作品人物的梦想以及这种梦想超越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评论者们还将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话语行为理论等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运用在欧茨小说的评论中，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艾伦·弗里德曼（Ellen G. Friedman）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1980）、塔布·诺曼（Torburg Norman）在《疏离与联系：欧茨短篇小说中人物关系分析1963—1980》（ Isolation and Contact : A Study of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in Joyce Carol Oates's Short Stories 1963 — 1980 ,1984）以及玛丽莲·韦斯利（Marilyn C.Wesley）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中的拒绝与越轨》（ Refusal and Transgression in Joyce Carol Oates'Fiction ,1993）。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中艾伦·弗里德曼将欧茨的作品放置于荣格、弗洛伊德与马斯洛的理论背景下讨论欧茨小说人物的心理机制并探讨欧茨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风格。塔布·诺曼集中研究了欧茨1963至1980年这20年间的短篇小说创作，用话语行为理论分析这些短篇小说中人物关系的疏离与联系。玛丽莲·韦斯利在作品中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对欧茨作品中的违背正常的伦理关系进行了分析。这一时期，美国欧茨研究的一个巨大成就是格雷格·约翰逊（Greg Johnson）于1998年出版的《隐身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传》（ Invisible Writer : A Biography ofJoyce Carol Oates ）。在这部长达500页的欧茨传记中，约翰逊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欧茨在人生每一阶段的生活经历、重大事件，第一次对欧茨的生平、创作及生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21世纪以来的10余年时间是美国欧茨研究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不仅保持了前一阶段迅猛发展的势头，还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首先，评论者们更加细致、深入地关注欧茨的生平，进而探讨欧茨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约翰逊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访谈录:1970—2006》（ Joyce Carol Oates : Conversations , 1970 — 2006 ,2006）以及《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日记:1973—1982》（ The Journal ofJoyce Carol Oates : 1973 — 1982 ,2008）分别收录了欧茨于20世纪90年代至2006年间所接受的采访以及欧茨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所记的日记，为读者深入了解欧茨的日常生活、创作历程以及文学理念提供了全面而详细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新时期的欧茨研究开始对欧茨40余年的创作进行总的把握和全貌分析。加文·布鲁克斯（Gavin Cologne-Brookes）在《冷眼看美国：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概论》（ Dark Eyes on America : the Novels of Joyce Carol Oates ,2009）中用实用主义理论对欧茨从20世纪60年代起至21世纪初的所有作品进行总的阐释，用全景式的分析向读者呈现了欧茨40余年创作的全貌。最后，新时期的欧茨研究增加了对欧茨21世纪之后创作的作品研究，为之前的研究增添了广度。劳拉·米勒（Laure Miller）、丽塔·雅各布（Rita Jacobs）、雷切尔·布罗斯坦（Rachel Browstein）等人将视角投向《金发女郎》（ Blonde , 2000）；吉利根·弗林（Gilligan Flynn）在《急流》（ Grand Rapids , 2004）中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大瀑布》（ The Falls , 2004）；而随后对《黑女孩、白女孩》（ Black Girl/White Girl , 2006）、《天堂小鸟》（ Little Bird of Heaven ,2009）的研究更是对前期研究的拓展，增加了欧茨研究的广度。
近年来，随着欧茨作品开始大量地被译介以及欧茨的影响力在中国逐渐被认知，国内学者也纷纷把注意力转向欧茨，但相比较国外对欧茨的大量而视角多样的研究，国内的欧茨研究就稍显不足，与欧茨如此之高的国际声誉不相匹配。目前，期刊网上能够检索到的博士论文有：单雪梅的《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小说看其女性主义意识的演进》（2000）、刘玉红的《论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哥特现实主义小说》（2007）、王弋璇的《暴力与冲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的空间性》（2008）、杨建玫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2010）以及胡小东的《从暴力到宽容：欧茨的超越观》（2012）。这些学位论文分别讨论欧茨小说中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变化与发展、欧茨小说中哥特手法的运用、欧茨小说的空间性、欧茨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及欧茨作品中从暴力反击到宽容主题的演化。国内各期刊上发表的关于欧茨的论文多着眼于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探索欧茨的女性主义意识，如单雪梅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世界中的女性群像》、王阿芳的《悲哀的夏娃——欧茨小说中的悲剧女性探析》、曾凤英的《寻找母亲的花园——浅析欧茨〈查尔德伍德〉中的女性主义意识》；还有以女性与暴力为着眼点，探讨欧茨女性形象塑造的独特视角的，如朱荣杰的《〈他们〉中的她们——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笔下的女性与暴力》、杨华的《暴力下的女性天空——论欧茨小说中女性意识表达的独特视角》。众多研究者们关注的大多为欧茨获奖或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他们》、《奇境》、《金发女郎》、《我们是马尔瓦尼一家》（ We Were the Mulvaneys , 1996）等。此外，国内论文中对欧茨作品做简单介绍的也占了较大比重，如张群的《美国人的心理——读欧茨的新作〈僵尸〉》、冯亦代的《欧茨的新作〈花痴〉》等。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学者对欧茨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集中在主题和女性意识上。随着研究者对于欧茨影响力的认识逐渐深入，国内对于欧茨的研究呈逐年递增态势，研究日益深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相比欧茨在国际文学界如此显赫重要的地位，国内对她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批评范围和深度。
在日益繁荣的欧茨研究中，有些西方评论者对欧茨作品的悲剧性以及作家的悲剧意识有所触及。例如，凯瑟琳·汉肯斯（Kathryn Henkins）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美国》（ Joyce Carol Oates's America ,1986）中对欧茨早期和中期的小说研究后发现，这些作品中展现了美国人意欲追寻的美国梦，但因为它注定会失败，所以作品常常流露出浓郁的悲剧气息。（Henkins, 1986: 10-15）玛丽·格兰特（Mary Kathryn Grant）也认为欧茨的早期作品具有悲剧性。（Grant, 1978:1）南希·华特那比（Nancy Watnabe）认为欧茨笔下的人物“是悲剧性的”。（Watanabe,1998:12）在论及欧茨是否悲观这一问题上，加文·布鲁克斯认为欧茨的作品虽然具有悲剧性，但她“并不是一位悲观主义作家”。（Cologne-Brookes, 2005: 5）乔安娜·克里顿也认为欧茨沿袭了自然主义传统，但并非持宿命论者。（Creighton,1992:142-143）此外，唯一一部以欧茨悲剧意识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是玛丽·格兰特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悲剧意识》（ The Tragic Vision ofJoyce Carol Oates ,1978）。该书从暴力入手探讨欧茨小说中“社会”（community）的分崩离析以及自我与社会的疏离所带来的灾难与悲剧，但对欧茨的悲剧创作手法、悲剧类型等问题未做系统的阐述。至于国内欧茨研究，目前仅有杨建玫在《怀化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欧茨早期悲剧性艺术观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对欧茨的悲剧意识与作品的悲剧性有所涉及，但也仅限于欧茨20世纪60至70年代这十年间的小说创作，并且遗憾的是所做的评析太过简洁而不成体系。
[1] 其中包括以青少年为题材和阅读对象的《大嘴巴丑女孩》（ Big Mouth and Ugly Girl ,2002）、《小雪崩及其他故事》（ Small Avalanche and Other Stories , 2003）等五部长篇小说。
[2] 以罗斯蒙德·史密斯为笔名创作的小说有：《双胞胎的生活》（ Lives of the Twins ,1987）、《灵魂/伴侣》（ Soul/Mate , 1989）、《复仇者》（ Nemesis , 1990）、《蛇眼》（ Snake Eyes ,1992）、《你抓不住我》（ You Can't Catch Me , 1995）、《双喜临门》（ Double Delight , 1997）、《斯塔·布莱特很快会陪伴你》（ Starr Bright Will Be With you Soon , 1999）、《荒野》（ The Barrens ,2001）。以劳伦·凯莉为笔名创作的小说有：《带我一起》（ Take Me , Take Me With You ,2003）、《被偷窃的心》（ The Stolen Heart , 2005）、《血面具》（ Blood Mask ,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