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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曲小人物的悲歌。在这首悲歌中，一些平庸、平凡甚至有些不堪的小人物在命运的摆布下无一例外地经受着价值体的毁灭与精神的摧残。他们的悲惨经历让读者在怜悯惋惜的同时，更会感叹命运的无常与残暴。欧茨在小说人物上选择了更符合时代特征、能引起读者共鸣的“草根”式小人物，使他们的悲剧在外表上呈现出与古典悲剧不同的特色。
如绪论中所述，古希腊悲剧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专注于伟大人物的丰功伟绩，从俄瑞斯忒斯、俄狄浦斯代表的希腊英雄到奥赛罗、麦克白这类的帝王将相，古典悲剧无不用崇高典雅的风格来展现英雄人物的悲剧性陨落。但到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悲剧为了顺应时代要求而转向用通俗的笔触描写普通小市民的苦难和死亡。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著名的《论戏剧艺术》（“Salons, Critique D'art”）一文中认为，“除了以伟大人物的不幸凄惨为主题的悲剧外，还有以平凡家庭的痛苦为主题的，以及一切以普通小人物的灾难为主题的悲剧”。（转引自Green,2012:23）英国剧作家乔治·李罗（George Lillo）的五幕剧《伦敦商人》（ The London Merchant ,1731）描写了一位普通售货员的悲剧，开创了小人物悲剧的先河。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群鬼》等皆是这种描写小人物的不幸和家庭灾难的悲剧。
面对这种小人物替代英雄帝王成了戏剧主角，庸俗、碌碌无为取代了宏伟、庄严的悲剧，有些学者不禁直呼现代悲剧已死，认为现代戏剧不再像古希腊悲剧和文艺复兴时期那般展现人的高贵与崇高，而走向了崇高的对立面——卑微与琐碎。在这些学者看来，作为高贵艺术的悲剧“一般描绘的是雄伟悲壮的人或事，与逃避现实的下层人物和他们的白日梦毫无关联”。（Sanders, 1994: 98）因此，坚信“悲剧已死”的这派批评家否定现代悲剧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小人物在戏剧中的登场，认为这带来的只能是庸俗和无意义。
然而，支持现代悲剧存在者们认为这种以否定小人物为悲剧英雄人物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美国当代悲剧理论家罗伯特·科律根（Robert W.Corrigan）认为以戏剧主角来判断是否为悲剧这种看法是一种“形式谬论”（a formalistic fallacy），这谬论“基于一种假想，认为所有时代的悲剧都应具有相同的形式和结构上的特点”。但在戏剧史上，有谁能够找到这种形式上的一致呢？他接着说：
古典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也不能做到彻底的一致。悲剧都是关于死亡的吗？那么索福克勒斯明显是个例外。很多人说悲剧英雄之所以陨落是因其“悲剧性缺陷”，但考察众多悲剧后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我们试图根据一些形式上的特点来给悲剧下定义的话那么这一努力注定要失败。悲剧中唯一核心一致的东西是悲剧人生观（tragic view of life）或者悲剧精神（tragic spirit）。（Corrigan,1965:xi）
科律根撇开悲剧纷繁多变的形式，认为小人物作为戏剧主角只是现代悲剧区别于古典悲剧的形式差异，只要悲剧最核心的部分——悲剧精神依然存在，悲剧就不会死亡。美国文学批评家奥尔森·埃尔德（Olson Elder）则进一步肯定了小人物作为主角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与悲剧》（“Modern Drama and Tragedy”）一文中，他说：
将一个普通人、甚至地位甚低的人塑造成悲剧形象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在舞台上国王和贵族的表演和悲剧毫无关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使戏剧成为悲剧或喜剧的不在于其表现的对象，而是戏剧的理念以及实现戏剧的艺术表现手法。（Olson,1965:181）
这两位批评家都将戏剧的表现对象看作外在因素，而将其最本质的表现精神，也就是有无悲剧精神或悲剧激情看作衡量悲剧的标准。1949年，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在其著名的《悲剧与普通人》（“Tragedy and the Common Man”）一文中认为在悲剧的最高意义上，“普通人和国王一样，都适合于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因为：
无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有同样的精神变化过程。说到底，如果悲剧行动的升华真的只是高贵人物所独有的特征，那么广大群众人爱悲剧胜过一切形式，就令人不可思议了……我认为，面对着一个人准备献出生命去保护一种东西——对个人尊严的意识，假如必须的话，我们心中就会升腾起悲剧感。（Miller,1965:148）
米勒这番话既是对其悲剧《推销员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 ,1949）的辩护，也是对现代小人物悲剧的辩护。该文章一出，即刻得到众多学者们的支持。美国著名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现代悲剧》（ Modern Tragedy , 1966）一书中也为小人物的悲剧英雄正名，认为时代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转向。任何仍然坚持按照古典悲剧理念创作的作品只能和时代精神相脱节而与读者产生距离感。他说：
一直以来，帝王的命运与政权的更迭
总是悲剧经常表达的主题，
好像不幸把王位当作她的交椅，
只有伟大的人物才拥有这种不幸……
我们带着惊奇听着这些故事，
但它们离得太远，也居得太高，
我们无法怜悯我们不能分享的事情。
……
我们从下层的生活中汲取苦难的情景：
——不要因为他们是同类而减少你的怜悯。（Williams,2006:117）
本书赞成以上几位悲剧理论家们的言说，认为小人物充斥现代舞台非但不是悲剧死亡的依据，反而让现代悲剧更具有时代气息从而引起观众的怜悯与共鸣，是现代悲剧有别于古典悲剧的特点之一。在欧茨笔下，小人物构建成“他们”的悲剧世界，向世人展示命运巨掌下底层人价值的摧毁与丧失。
《他们》的背景为美国的汽车之城与“谋杀之城”（Murder City）——底特律。欧茨曾无比感激地回忆在那里的时光，将底特律称为“我最了不起的主题，造就了我，造就了现在作为作家的我”。（Oates,1986:308）在欧茨眼中，底特律充满了矛盾：它既有着“美国汽车之城的狂热脉搏”，也充满了暴力纷争；既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又是“一个野蛮的谋杀之城”。（Oates, 2005: 341）在欧茨笔下，这座极富与赤贫严重对立的城市构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温德尔一家在小说中必须从头至尾要抗争的宿命”，是神秘而无可逃遁的命运的化身。（Giles, 1995: 172）
身处底特律的芸芸众生在命运的起伏中经历各种苦难，洛雷塔（Loretta）的父亲就是这芸芸众生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员。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洛雷塔的父亲曾经从事房地产业，与建筑公司的同事建造了许多大楼与建筑。爵士乐时代的底特律歌舞升平，为像洛雷塔父亲一样的下层工人提供了不少机会，命运女神似乎向所有美国人露出迷人的微笑。在命运女神的眷顾下，洛雷塔一家过上了小康的生活，甚至拥有自己的汽车，成为无数人羡慕与嫉妒的对象。然而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彻底改变了洛雷塔一家的命运。整个美国的经济都在倒退，工厂大量裁员，底特律这座城市也因失业率太高而几乎瘫痪。命运女神展现出其不可理喻、无法理解的恐怖一面，顷刻间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幸福与梦想。洛雷塔的父亲丢掉了饭碗，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修建了一半的房子遭到搁置，任凭风吹雨打直至完全倒塌。在命运这只看不见的手掌的碾压下，在底特律这座“魔鬼般的城市”，洛雷塔的父亲被夺走了一切，丧失了珍视的价值体，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底层”（subaltern classes）这一概念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 The Prison Notebooks ）最先提出的，指的是“处于劣势的等级”。葛兰西将“底层”视为一种革命力量，这股力量是由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处于从属地位、被压抑的社会群体组成，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Ashcroft, 2000: 177）对于底层的界定，理论家们一般从三个层面上做出阐释。首先是在政治层面上，底层处于社会权利金字塔的最底端，缺乏在现存社会体制下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在经济层面上，底层者绝大多数都是一贫如洗的贫苦人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极其匮乏。这些人在现代市场竞争中缺乏博弈的资本，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在文化层面，底层既没有充分的话语权，又丧失了完整表达自我的能力，因而在社会中是失语的沉默者。（Chatterjee, 2004: 205）
洛雷塔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都处于最低端的底层者。为了维持生计，洛雷塔的父亲四处寻找工作，然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巡夜的差事又因为他人的裙带关系被抢走。政治上缺乏权利意识的他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这个现实，从未想过行使自己合法的权利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失去工作、穷困潦倒的他为了养家糊口，日夜徘徊在街头等待工作机会，无论什么活都干，甚至还卖过报纸，而所得的报酬永远那么微薄。经济上一贫如洗的他根本无力挽回以前的风光。洛雷塔的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正面出现在小说中，只是作为背景般的存在。他甚至都没有一个名字，更没有说过一句话。政治与经济上的最底层地位也剥夺了他文化上的自我言说能力，在社会文化等领域处于失语的境地。
洛雷塔的父亲这个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经济危机这一时代灾难面前根本无力反抗，无论如何挣扎、斗争，都始终无法扭转自己日益倒退、恶化的趋势，只能沿着命运所铺设的道路步履蹒跚地前行。被誉为“美国悲剧之父”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曾说：
生活本身也是如此。你一旦上了路，不管你采取何种行动，也无论你如何想方设法改变生活，你都将无可奈何。因为命运，或是神的旨意，或者随便怎么称呼，都将驱赶着你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下去。（O'Neill, 1987: 137）
洛雷塔的父亲就在这条命运之路上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走。几年后，美国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洛雷塔的父亲也重新回到了建筑行业。虽然经济得到了复苏，但建筑行业再也没有景气过。在命运巨掌的摆布下，洛雷塔的父亲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迷惘并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迷失相互交织，彼此加剧，最终他日益暴躁以至发疯，在精神病院了此余生。像洛雷塔父亲这样的个体以及他所代表的下层工人不得不以卑微的姿态面对强大的时代，在经济危机这一大的命运前俯首。他们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更不可能超越和改变所处的时代。
经济危机这一时代灾难摧毁了身处都市的底层贫民，然而，洛雷塔父亲的悲惨境地并非如《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Willy Loman）一样归结于社会：欧茨在表现时代与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时，并没有刻意描画社会的阴暗面，着意书写社会对个人的压制。她更强调的是时代灾难、社会潮流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强大与不可逆转以及个人在这些力量前的弱小与无助。欧茨将这种社会力量想象成一股无形的邪恶力量，并将它归结为命运。在《不可能的边缘：文学的悲剧形式》（ The Edge of Impossibility : Tragic Forms in Literature ,1972）一书中，欧茨认为悲剧的最高形式为“由必然性所决定的”悲剧。这种“必然性”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客观规律，还是“游离于小说主人公们之外、一种抽象的、超出控制的力量”，也就是命运。（Oates,1972:120）
命运抽象而无形，却使得困禁其中的人们无法逃遁、无力反抗。在作用于个体身上时，抽象的命运必然得呈现出某种具体的形式，实现对个人价值体的摧毁，暴力就成为命运作用于个体最直接的方式。对于暴力这一命运的表现形式，欧茨在小说中对其展开了淋漓尽致的书写，以至于《纽约时报》毫不留情地批评，称《他们》是“一个阴森森的哥特式房间，里面充满着鲜血、火灾、精神错乱、混乱、贪婪、腐败和各种死亡”。（Milazzo, 1989: 120）的确，这部小说中描写了各种暴力，但欧茨并未如那些低俗小说家过多地渲染暴力的血腥与施暴者的残忍。她关注的是命运洪流裹挟下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她的暴力书写真实地再现了贫苦大众在命运之手的碾压下凄苦窘困、理想被剥离的生存困境。
《他们》的开篇，暴力在预感的预示下若隐若现、蠢蠢欲动。正值豆蔻年华的洛雷塔独自伫立在镜前：她一边对镜梳妆，一边思绪游离。她对自己少女的外表颇为满意，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也相当知足。然而正当洛雷塔沉浸在愉悦心情中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悄然涌入她的脑海，“事情会怎样发展呢？又会出什么事呢？”（ them , 3）这个念头犹如一片阴霾，笼罩在洛雷塔原本灿烂晴朗的心头，不仅为小说定下了紧张、沉郁的叙述基调，而且是洛雷塔本该美好的生活被暴力摧残这一悲惨命运的预示。
在古希腊悲剧中，命运通常是以奇特的神谕（oracle）
形式预言出来。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往往从一出生就已注定，而这一既定命运的传达有赖于神谕。神谕在作品中的引入为悲剧主人公命运的发展提供了线索，也使命运成为一种先验的存在，预示了情节的发展以及随后的人生际遇。因此，在古希腊悲剧中神谕通常被视为命运的代名词，无论是凡人或永生的神灵都无法逃脱神谕的控制。（Devereux,1976:51）在欧茨的现代悲剧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当然不可能由虚无的神灵所喻示，而是由主人公自己都难以言喻的第六感来预言。这些预感代替古希腊命运悲剧中的神谕成为喻示人物悲惨结局的工具，指引着悲剧情节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些预感所指示的终点往往是暴力，无情地摧毁主人公所珍视的价值体。
在小说接下来洛雷塔的内心自审中，预感一再地出现，为暴力的隐现更添紧张气氛。“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预感到在不远的将来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时，洛雷塔的心“不禁怦怦跳起来”。（ them , 4）在短短的两页篇幅内，洛雷塔这种不祥的预感出现了四次，为接下来暴力的出现做了铺设和预示。当天晚上洛雷塔在街上遇见自己的初恋男友伯尼（Bernie Malin），并深情相拥。情窦初开的少女此时应该洋溢着甜蜜与幸福，然而当洛雷塔看着伯尼时，却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前几天报纸上所报道的被枪杀的纳尔逊和迪林格。洛雷塔还回想起她一个朋友的姑姑向她讲述纳尔逊和迪林格被枪杀的惨状，以及她如何亲眼看见她的一个朋友的裙角沾着迪林格的鲜血。听闻如此骇人听闻的故事后，洛雷塔却毫不畏惧，甚至狂热地“期望自己也能跪倒在血泊中，沾上他的鲜血”，因为在洛雷塔看来，
纪念一个男人除了保存最原始及最丑陋的东西以外，是没有更多别的东西的。而那血是他身上再真实不过的东西了。它曾经是热的，曾在它的血管中流动过，直到警察的子弹打中了他才使得那血流了出来。（ them , 24）
在面对恋人时，洛雷塔眼前浮现的不是美好与甜蜜，相反是鲜血与枪杀，这样的反常不免让读者顿感疑惑，以至于洛雷塔自己也难以理解，“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them , 24）骤然涌上心头的“血”和“枪杀”的意象呼应着前文的阴霾预感，更为小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预示着暴力的登场。夜晚，洛雷塔偷偷将伯尼带回家，两人相拥而眠。枕在恋人的怀中，洛雷塔却想起壁橱里已过世母亲的旧衣服以及褶皱的衣袖：“那些硬邦邦的衣袖就好像永久地弯曲着，弯成曾伸进过这些衣袖的胳膊的形状。”（ them , 25-26）过世的母亲、僵硬的衣袖犹如魔咒般涌入洛雷塔的脑海，挥之不去。甜蜜温馨的时刻与死亡、僵硬联系在了一起，再次预示着死亡的临近。半夜时分，随着一声枪响，洛雷塔从沉睡中惊醒，却发现伯尼头部中弹惨死在血泊中，洛雷塔“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不祥预感被印证为事实，命运用暴力的形式向洛雷塔显现。洛雷塔惊恐地望着头部中弹、一命呜呼的伯尼，发现：
血在流淌着，在他那腼腆地转向一旁的头部的一侧，泉涌般地流淌着，渗进了枕头……血是不会止住了，她生怕自己突然一动，就会碰到什么东西，触动那股血流，使它流得更快；似乎这样一来，血便会从他的头部喷涌而出，流到地上，渗进地板，再流向楼下的天花板，使一切东西都覆盖上一层热烘烘、粘乎乎的血似的。（ them ,27）
伯尼惨死的场景与洛雷塔之前联想起的纳尔逊和迪林格之死何其相似，同样是枪杀，同样是鲜血横流。不仅如此，伯尼的一只胳膊弯曲着放在裸露的胸脯上，这只弯曲着的胳膊逐渐变得僵硬，成为洛雷塔心中挥之不去的影像，无形中与她死去母亲的衣袖构成了强烈的呼应。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洛雷塔的预感发展，洛雷塔仿佛置身于一场已被命运写好剧本的剧中，一步步走向被暴力摧毁的结局。
洛雷塔的少女梦想与憧憬在命运这只暴力之手下瞬间被粉碎。初恋被打穿脑袋，血淋淋地躺在洛雷塔身边，随后赶来的警察霍华德·温德尔（Howard Wendall）却在尸体前强暴了她，以此作为帮她处理尸体的条件。在枪杀、强暴的表层叙述下隐含着现代美国人生活最核心的部分——人的生存困境。暴力越是强烈，人在命运前的渺小、无奈的悲剧处境越突显。
命运用暴力摧毁了洛雷塔的梦想，同样的悲惨也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朱尔斯·温德尔（Jules Wendall）是家中长子，如同所有底层人一样，朱尔斯胸怀美国梦、期待白手起家，他相信未来“那里有美国的前程，正在等待像他这样的人”（ them , 106）。遇到生命中的贵人——大资产家伯纳德（Bernard）后，朱尔斯更是觉得距离梦想又近了一步。然而伯纳德的意外遇害粉碎了朱尔斯所有的希望。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朱尔斯发现伯纳德的尸首：
他脸朝天地躺在那敞开着的盥洗室的门旁，喉咙被人切开了……一道道殷红的鲜血在地上流着，染红了伯纳德的雨衣。鲜血流得到处都是，黏在伯纳德的脸颊上，甚至前额上，他那圆睁着的眼睛有一只也黏上了血，睫毛上凝结着血块。（ them ,272）
横生的暴力终结的是伯纳德的生命，反映的却是命运对朱尔斯摆脱贫困、步入上流社会的梦想的终结。因此，暴力画面越可怖，给读者的震撼越大，越能折现朱尔斯在面对无情命运时的可悲与凄惨。与朱尔斯一样，妹妹莫琳（Maureen）也是暴力下的牺牲品。为了摆脱贫穷、改变底层人的命运,14岁的莫琳只能出卖自己的肉体，却不想被继父发现。在继父狂风暴雨般的一顿毒打后，莫琳精神崩溃、意志丧失，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卧床不起，想要逃离贫困的境地、改变命运的梦想自然也被暴力扼杀。
在欧茨笔下，命运借助暴力对像温德尔一家的小人物的摧残并不局限在肉体上，更表现在精神层面对他们真挚理想、梦想的摧毁。在强大而无情的命运面前，他们形同蝼蚁，过着贫穷卑微的日子，内心中仅存的一丝美好梦想仍躲避不了被暴力摧残的命运。
抽象的命运不仅借助暴力对个体实施影响，其意志和力量还体现在生活中的偶然与巧合上。根据《牛津希腊语词典》（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编纂，在古希腊语中，命运（tyche）意指神所赐予的好运、运气（包括好运与厄运）、机遇等。（Liddell, 1996: 1839）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堤喀神（Tyche）往往随意地将好运与厄运分配给人类。女神的形象常常蒙着双眼，命运因此往往带着强烈的偶然与不定因素。不仅如此，传说中古希腊骑士帕拉默德斯（Palamedes）将他发明的第一套骰子献祭给她，助其在决定一个人命运时掷骰决定。命运强烈的偶然性与无常的特点可见一斑。
对于命运的偶然与巧合，历史上众多哲学家也展开了自己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论述命运，称：
如果某一偶然事件的结果是好的，人们就说“好运气”，如果结果是坏的，就说是“运气不好”；若事情的结果比较重大，就用“幸运”和“不幸”……幸运是变化无常的，因为偶然性是变化无常的。（Aristotle, 1999: 1171）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命运最大的特点就是偶然与变化无常。意大利哲学家莱昂·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则将命运喻作一位喜怒无常的女神，认为：
假如一个人不幸落水时，身边恰好有一块木板或一条船，那么命运女神对这个人便是仁慈的。相反，如果他身边什么也没有，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奋力游向岸边，那么，命运女神对他就是残忍而无情的。（转引自Jarzombek, 1989: 158）
落水时身边有无营救工具无疑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阿尔伯蒂对命运的阐述所突出的无疑正是命运的偶然性特点。对于命运与偶然，欧茨也有自己的见解。在1969年的一篇采访中，欧茨谈起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时认为：“命运的意志正是体现在这些突发性与意外事件中。”（Oates, 1969: 73）她的这一看法在《他们》中得到了最好体现。
在《他们》中，偶然性事件与欧茨笔下主人公们的命运密切相关，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透过这些偶然事件，不难发现在它们背后那股无形的决定力量——命运，而事件的偶然性则印证了命运变化无常的性质。洛雷塔的大女儿莫琳是个文静腼腆的女孩，她厌恶家里混乱不堪的状态，常常在图书馆寻求心灵的慰藉。一次，莫琳被推选为班级秘书，负责记录每周五召开的班级会议。对于年仅14岁的莫琳而言，这份工作神圣而令人自豪。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秘书这份工作是她生活中至为重要的事情。她甚至觉得正是有了这份工作，她的人生才有了保险。因为有了这份特殊技能，她可以为自己累积经验，中学毕业后就可以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从而摆脱贫穷的命运。因此，那本记载会议记录的蓝色封皮笔记本也被莫琳视为珍宝。可以说，在底特律这一充满暴力、凶杀、肮脏和绝望的世界里，这个笔记本承载着少女莫琳对未来所有的希望。然而在一个午后，莫琳遇到了“一生中最坏的厄运”：那个蓝色笔记本不见了。年幼的莫琳顿时“觉得此生休矣。这个世界正张开恢恢的天网要诱捕她”。（ them ,173）她流着泪，发疯般地在所有经过的地方一遍遍寻找，在希望和绝望的交替中最终止于绝望。在老师眼里，这个小小的笔记本里记的都是些琐碎无足轻重的事情，丢了也无关紧要。对于莫琳而言，丢失笔记本却是命运对她第一次也是最沉重的打击。
莫琳这段丢笔记本的叙述其实是作者欧茨的亲身经历，欧茨在1969年接受采访时谈起这段经历：“我和她都采用了一种相当软弱、受害的方式来应对，我们几乎因这件事被摧毁，因绝望而痛哭。这件事如今看来相当愚蠢而且微不足道。但在那个年纪，它却可以摧毁你。”（Kuehl, 1989: 8）丢笔记本这一偶然事件摧毁了莫琳作为少女全部的希望，告诉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其命途多舛以及命运难以控制，继而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由于梦想被摧毁同时不堪忍受家里混乱不堪的环境，莫琳竭力想摆脱自己不堪的命运，而从这一厄运中解脱的唯一办法在莫琳看来就有钱。在随后的日子里，莫琳彻底发生了变化，每天思考的都是钱以及如何赚钱，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由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等生沦为成绩常常不及格的差生。在九年级时，莫琳在路上闲逛时偶然遇到一位中年男子，用自己的身体换回了她梦寐以求的钱，从此莫琳彻底沦落。本来可以指望凭借这些钱改变自己的命运，可谁知，阴差阳错中莫琳坐在陌生男子车上时恰好被过马路的继父撞见，随后遭到继父的猛烈殴打瘫痪在床。这一次接一次的偶然事件使人感觉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将莫琳推向毁灭，偶然和巧合将莫琳引向她注定逃避不了的命运。
单独看来，偶然与巧合只是个别现象，是特例，而当所有的偶然性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命运的必然性就凸显了出来。古希腊悲剧中，雅典国王忒修斯（Theseus）在征服克里特岛国王弥诺斯（Minos）的迷宫后，带着战利品阿里阿德涅公主（Ariadne）回雅典。而在返程途中，忒修斯梦见酒神狄奥尼索斯声称阿里阿德涅为他的妻子。苏醒后的忒修斯无奈将阿里阿德涅留在孤岛以将阿里阿德涅送给狄奥尼索斯。随后，由于失去公主的悲伤，忒修斯忘记将象征胜利的白帆挂上。翘首以盼儿子归来的忒修斯之父看见象征失败与死亡的黑帆，悲痛地以为儿子已死，在绝望中跳海身亡。在这一古希腊经典命运悲剧中，偶然性事件都是以“他物”为设定：忒修斯将公主留在岛上是因为梦见酒神这一“他物”，忘记改换白帆是出于悲痛这一“他物”，而忒修斯之父的死则出于黑帆。不仅如此，偶然性事件往往又是新的偶然性事件所凭借的“他物”。并且当灾难性的事物在“一切条件齐备时”，必然会显现，偶然将会转化为必然。在莫琳的悲剧中，丢失笔记本这一偶然性行为并不在于莫琳本身，而这一偶然性事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莫琳梦想的破灭并产生追求金钱的欲望，继而出现街头与陌生男子的偶遇及至最后被继父在街头意外发现。所有的一切偶然从表面上看似乎都出于巧合，只是个例，是意外，而事实上，欧茨小说中的“巧合本身并不是原因，它只是作为表现命运力量的形式而出现的”。（Oates, 1969: 19）作为底层穷人的子女，莫琳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身体她没有别的资源可利用，因此她在街上与陌生男子偶遇、出卖肉体这一连串事情在偶然中又透露出命运的必然性。
在《他们》这部小说中，欧茨揭示了生存中那些令人惊惧却又宿命般摆脱不掉的偶然瞬间，这些偶然无不指向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最终构成无法挽回的必然后果。正如洛雷塔的第一任丈夫霍华德在工作时被一块重达一两吨的石板砸中而暴毙一样，《他们》中的意外事件构成了人物的注定命运。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正是命运意志的具体体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物悲惨命运的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