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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内容聚焦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建立、形成、失范、恢复与重构，从历史演进与实证分析的视角探究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结构的变迁，系统总结城市基层治理的知识谱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善治的实现机制，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与美好生活的实现，本书的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5 本书的分析框架
①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形构：走进历史深处，回溯城市基层治理的源头，分析了传统中国、近代中国的基层治理结构；具体分析1949年前后国家权力渗透、控制基层社会的过程，从而形成基层治理的街居制。街居制的创设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点，增强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与社会动员能力，也表明我国基层社区控制的主体由以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和家族宗法组织转向现代社会的平民阶层和党的组织。
②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失范：从“失范”的概念入手，分析了城市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高度集权一元化的全能体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革”时期城市基层的管理体系与结构。安东尼·吉登斯将国家界定为一种政治组织，民族—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监控。和吉登斯所界定的国家运用警察实施监控有所不同，“文革”时期，行使监控权力的是工作单位与居住区的居委会（里弄委员会）相互配合的双重监控，具体实施亦非由警察而是广泛发动的群众。从组织结构的深层性视角分析了“文革”何以能够发生，以Kornhauser的中层组织理论做比较分析。
③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复兴：面对着“文革”以来深刻的社会危机，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则是结构的变革，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第三章探讨了城市基层治理机制恢复与重构的动力机制与逻辑起点。以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分析了城市基层治理的组织体系。检视1982年宪法和随后的《组织法》颁布对城市居委会的法律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主自治思想在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为实现从高度集权人治社会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转型奠定了法理基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④基于社会发展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单位功能弱化，社会分层结构有了深刻的变化，政府亦难以有效整合大量分散的、体制外人群。社会群体利益变得碎片化，不少民众相对剥夺感加剧（relative deprivation），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面对大量“社会人”，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化的街居制管理模式面临深刻危机。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意味着结构性变迁：从革命与斗争的话语体系转向和谐与公正的话语体系，从动员与控制机制向善治与自主性机制的转型。第四章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进而探求通过制度设计，形成缓解社会矛盾减压阀，切入城市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有效路径与展开的方式，构建多中心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
⑤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城市基层治理与民主是紧密相关的，相对于中国本土语境而言，“民主”是外来语词，也是当下社会使用广泛、易被误读之概念。民主要么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要么被简化为全民选举。因此，需明晰民主思想的知识谱系究竟是什么，在此基础上破解当前基层民主发展的困境。第五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梳理、厘清民主知识的思想谱系，进而在经验研究的基石上，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系统探讨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轨迹与困境的缘由，并以社区服务型政府体系与自治网络有效衔接的扁平化民主模式，实地调研多民族聚居的社区通过“恳谈会”、“民族之家”等协商机制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地方性知识思考了基层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
⑥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政府行为研究：社区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也是社会建设与和谐的基石。社区治理中政府行为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压力型政府和市场型政府。压力型政府造就了刚性的组织体系和行政职能的越位，市场型政府导致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位。第六章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深入探讨构建以公民为本位，公正为导向，多中心治理为基础，公平、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从而推动行政职能的合理归位，促进社区善治的实现。
⑦中美城市基层治理的比较：借助他者的视角，往往会更好地理解自身。从治理结构比较的视角，有助于深入探究城市治理在真实世界中的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估。美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现为高度分权、独立社团聚合体的社会主导型治理，社团、社区、市场的复合型治理有助于不断优化社会的自治与活力，其不足在于大城市社区治安以及整体性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问题。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特点在于行政下沉，政府主导型治理结构，通过行政吸纳政治，有助于优化政府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以及整体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但是基于居民自身的实际需求，居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居民间互信合作的社会资本亟须提升。城市治理的难度在于其复杂性问题，优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吸收上述两种治理体制的优点，形塑中道的治理机制，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
⑧城市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双重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息息相关，在不同的阶段，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变革如何可能，以及将会如何。在借鉴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基础上探讨了保甲制→街居制→社区制范式转型的内在理路，从决策、结构、组织、经济等要素比较分析了三种治理范式的主要特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基层治理与国家权力，以历时性眼光检视城市基层治理的知识谱系。科学研究的两个目的是寻求解释，做出预见性的分析，在结语的最后，提出了中国城市未来治理结构的一种可能的新范式。
本书基于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居委会为研究视角，运用档案文献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城市基层治理从保甲制到街居制以及社区制演进的生成逻辑。从历时性维度探究了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变迁，从共时性的维度比较分析了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其次，聚焦于城市基层治理的真实世界，运用案例研究与经验分析，以博弈论的方法探究了基层社会的冲突成因，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以元治理的眼光，思考构建多中心治理秩序的形成机理，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推进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
最后，研究以历史纵深与现实分析的“综合性”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研究发现：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社区实体化”是规避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