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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权分崩离析，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行政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
。1949年之后以现代化为战略的国家制度建设（state-making）正是在这一逻辑背景下展开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
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全球城市化水平的发展，1800年仅为3%，随后不断增长，1900年为13.3%，1950年为29%，2000年则达到47%，2007年已升至50%，预计到2030年前后全球城市化率将为60%。城市“大幅扩展了人类的力量”，城市发展之道在于其“寻找自身的竞争优势”
。中国城市治理的变迁既具有全球化的特点亦体现地方性。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共和国前30年（1949—1978）为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主要为由行政指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但其进程相对缓慢。1978年城市化率为17.92%，相对于1949年只提高10.62%，相比于1960年降低了1.88%。1978年以后则为第二个阶段，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市场体系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变迁为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自发的制度演进与正式的制度设计中，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双重合力形塑了城市变迁的进程，此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重要视角。
这一阶段是城市化迅猛发展时期，2008年城市化率比1978年提高了27.76%，2016年城市化率达到57.35%，事实上城市化的浪潮方兴未艾，
如下图所示：
图1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及其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年）。
在基层社会场域，城市的发展基于居民间良好合作的关系，城市治理意味着公共权威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合作过程。和自上而下的统治路径依赖性不同，治理的路径蕴含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者间的互动机制，它是外生性制度设计与内生性制度生长的结合体。
本书以居委会组织为观察视角，立足于社区，分析国家与社会互动之下的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探寻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与制度变迁的轨迹，
聚焦于三个具体问题的分析
：
1.国家权力是如何嵌入城市基层社会的？
2.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与居民的行动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
3.如何在改革开放的组织变迁中构建出富有效率与民主的基层治理结构？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首先是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深刻动员，基层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逐步构建形成。随后，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1978年之前（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变革是单位制的解体，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意识与实践在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兴起，城市基层社会的冲突（conflict）与抗争（resistance）亦围绕此点而展开，从居委会组织的微观结构与宏观分析的视角探究城市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本书的研究力图将政治学、历史学与行政科学有机结合，以问题为中心，在学科交融的边际中保持思考的活力，超越学科壁垒与时空限制进行深入探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邹谠先生认为，推进中国政治学需要深刻探研20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参考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普朗克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内在的整体，但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这方面，以研究居民自组织（organize themselves）管理公共池塘资源（CP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有着相同的观点，“我一直以来都关注多个学科。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学习了政治学、经济学、商业等，我一直认为这些学科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的研究生阶段也是如此”，学术的研究需要“从很多学科中寻求问题的答案”。
奥斯特罗姆对于“制度细节”（institutional details）
[1]
的关注，亦有助于本研究关注城市基层治理演进的梳理与运行机制的分析。法墨尔曾针对行政科学的研究认为：行政学科兴趣的特征和范围还有待拓宽，公共行政的研究和话语可通过加强实际问题与哲学视角的联系而获得更长远和更根本的收益。
“盲人摸象”的隐喻在于世界是纷繁复杂的，需要从更为宽阔和综合的基础认识组织，审视问题，以整体性视角探寻为何如此，以及应对之道。因此，本书的学术研究基于三个重要纬度：超越分工过细的学科篱笆；植根问题与经验的理论归纳；从现实中提出问题，注重以学术综合的跨学科研究（multiple-disciplinary research）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路。
[1]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