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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是集中典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自1951年建馆迄今60多年来，历经二史馆几代档案工作者的努力，把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袋装成捆、堆积如山的档案分类整理完毕，编目排架，做到了有规可循、有目可查。目前，馆藏档案总量为1 354个全宗及保管单位，240万卷，约4 500万件，2亿2 000万页。
二史馆保存的海量民国档案，由于年代久远，档案基础先天不足，直接影响着档案的长期保管与安全。
由于民国档案在政府决策、经济建设、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愈加显著，社会各界对民国档案利用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而高频的使用率，使历经沧桑的民国档案实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极其珍贵的、不可再生的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民国档案应该世世代代地留存下去，因此，自2009年起，馆藏档案原件暂停对外提供利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通信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事实证明，它是目前既能保护档案原件，又能充分发挥档案功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必然成为新形势下民国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和政府一向重视民国档案的保藏与利用工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档案局领导的关怀与指导下，由中央财政拨出专款，于2013—2017年开展了我馆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工程。5年来，我们结合馆情和工作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即借助社会力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实现档案原件封存及档案利用的电子化、网络化，向数字档案馆有效转型。
一、数字化工作总体概况
1．民国档案数字化工作探索实施阶段（1998—2008年）
20世纪90年代末，二史馆便开始有计划地按专题进行民国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主要方法是利用合作项目，借助社会资金，由我馆档案工作人员，按专题进行档案整理和数字化扫描工作，曾先后完成财政、邮电、黄河水利等档案数字化。在工作过程中，档案扫描的前期整理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我馆制定了《民国档案整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总结历年来档案整理所取得的经验，从主题内容与使用范围，民国档案整理的目的与原则，整理工作的程序与方法等方面对整理工作进行了初步规范。这份《规则》成为后来《民国档案数字化前整理规则》的雏形，对现在的数字化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项目的完成，开创了我馆结合档案整理工作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先河。同时，奠定了我馆数字化工作的显著特色，即“先整理，后扫描”。这一做法，使完成数字化的档案在进行数据挂接处理以后便可对外开放，实现了数字化成果的迅速高效利用。
但受限于资金、人员、项目时间等因素，这些专题电子档案不是全卷扫描而是选卷部分扫描，且数据标准不统一，其成果在检索、利用及保管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2．民国档案数字化工作规模化阶段（2008—2012年）
为解决上述问题，2008年起，二史馆拟制规划，招募一定数量的社会人员，由馆方负责培训和管理，开展了对馆藏档案按全宗进行规模化数字工程，以“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为试点，高标准整理与扫描后封存了原件。
2010年，二史馆制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五”规划》，将加快档案数字化工作作为增强档案服务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提高档案工作为科学发展服务能力与水平的主要手段，规划“十二五”期间，每年完成500万画幅扫描制作，180万画幅缩微拍摄，3 000盘档案缩微品清洗、拷贝，约100万画幅数字档与胶片档的转换，在条件许可时，应力争加快制作进度。
这一时期，我馆在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充分汲取前期经验，按照既定方针，执行“先整理、后扫描”的程序，在确保档案实体及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实现制成的档案数据能够及时对外提供利用，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馆藏民国档案数字化流程管理的工作经验。截止2012年，我馆已完成约2 130万画幅档案的扫描工作，加上档案缩微成果，数字化档案总量约占我馆馆藏量的14．3％。
3．民国档案数字化工作社会化阶段（2012年至今）
经过10多年的探索，二史馆档案数字化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相关技术标准达到要求，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档案数字化工作流程。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大数据时代呼啸而来，档案资源现代化、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根据当时工作进度测算，因馆藏量的浩大，要实现馆藏档案主体的数字化，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这显然不能满足国家与社会对民国档案利用和档案原件安全保管的需求，因而亟须大规模资金及人力物力的集中投入。经多方论证，二史馆决定实行档案数字化工作社会化，即借助社会力量，利用专业化、市场化的档案服务供应商的优势资源，实现档案数字化的流程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加速完成档案数字化工作。
根据最近12年（2000年1月—2011年11月）档案利用情况精确统计，二史馆馆藏1354个全宗（保管单位）231万卷档案中，共被调用过1249个全宗共113 461卷档案，其中101 753卷集中在排序前300个全宗中，占总数的90％，其余11 708卷则为分布于800个全宗中的零散用卷。这说明，我们如果将排序前300的档案全宗完成数字化，就可以基本满足我馆档案的对外利用之需。其余利用价值不高的档案，如大量的会计报表、银行票据、账册、个人病历、出入登记、考勤表、空白表单等类，长年未被使用调阅，可考虑不予扫描。
据此，二史馆向财政部、国家档案局申请启动“馆藏民国档案前整理和数字化跨年度项目（2013—2017年）”，所需经费1．56亿元。拟用5年时间（2013年1月—2017年12月），按照“重点优先、分步实施”的原则，对价值大、利用率高的馆藏档案进行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即实现馆藏重要的和利用率高的343个全宗60．9万卷档案的数字化。项目计划完成约6 000万页档案整理，5 000万页档案扫描，900万画幅档案缩微拍摄；120万页档案修裱，建立开放式档案数据库，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电子档案保管、检索、利用平台，为逐步建成数字化档案馆奠定基础。此外，通过数字化档案前整理，实现档目细化一致，对于暂时未列入数字化计划和无必要扫描的档案，5年内亦按全宗清点完毕，将档案原件妥善封存，异地专库保管，确保档案原件永久安全。
近6年来，二史馆按照既定方针，执行先整理、后扫描的程序，在确保档案实体及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实现制成的档案数据能够及时提供利用，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数字化工作经验，截至2017年12月，该项目取得了最终成果，顺利完成档案整理6 255万页，扫描5 400万页（4 218万画幅），缩微拍摄901万画幅，破损档案修裱152万张。使我馆的档案基础工作得到明显提升，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奠定了未来几十年二史馆档案业务发展的良好基础。
二、馆藏档案的对外开放利用
二史馆馆藏档案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中华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历届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关（包括汪伪政府）的档案；全国性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国国民党和其他政党的档案；知名人物的个人档案等。馆藏档案形式多样，主要为公务文书、私人手稿、著作、日记、笔记、信函等。其所藏民国档案之完整性、丰富性及多样性，既为后人进行民国史研究提供了档案支撑，也为社会各界需求提供了档案服务。
1．为民国史研究提供利用服务
作为一座闻名海内外的民国历史档案资料宝库，二史馆不仅接待了大陆高校、科研院所及人数众多的民国史研究者、爱好者，还一直如磁石般地吸引了海外的史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1980年10月15日，澳洲国立大学研究所骆惠敏先生跨进二史馆的大门，查阅有关莫理逊先生档案，成为二史馆接待的第一位海外学者。其后至今，我馆已接待来自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查档计1万多人次，查档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金融、外交、社会内政、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多伦多大学、慕尼黑大学、汉城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等，以及许多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美国俄亥俄大学东亚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亚非研究所以及台湾“中研院”等，都曾派遣教授、学者或博士生前来二史馆利用民国档案。再如一些享誉各国史学界的权威，如美国的柯伟林、法国的毕昂高、英国的汉斯、加拿大的巴雷特等，都曾光顾过二史馆的阅卷大厅。一些著名的档案史料收藏机构，如俄罗斯国家档案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日本帝国资料库、日本国立史料馆、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历史博物馆、澳门历史档案馆等，也都曾派员到二史馆进行过工作访问和交流。
2．为社会关注焦点提供利用服务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二史馆将“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的缩微胶片档案转化为电子档案，及时对外提供利用，以迎接查档高峰的来临。为进一步丰富抗战史料利用形式，扩大社会受众面，二史馆在做好日常查档工作的前提下，向广大媒体敞开大门，为中央电视台与各地方电视台、港台有关电视机构制作专题纪录片提供档案资料查阅和拍摄服务。这些抗战题材的专题片依托馆藏档案资料和图片，进行深度挖掘提炼，再现了中国抗战历史情景，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与各级各类电视台、广播、报刊等媒介的合作，在给予媒体积极帮助的同时，使档案变得更加鲜活，民国档案渐渐走近普通民众，扩大了档案的利用受众面，提升了二史馆的社会影响力。
在有效利用传统方式和手段做好纪念抗战胜利宣传工作的同时，二史馆也积极适应新形势新需要，充分利用网站等新媒体平台，加快公布抗战史料的工作进度。
3．为社会大众提供利用服务
自2013年以来，有关查证个人信息的信函、电话和直接来馆查档者数量与日俱增，尤以查找抗日阵亡将士和抗战老兵档案的查档者居多，该类档案利用者占比为34．23％。2015年5月，二史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大众宣布包含20万条目的《抗战殉国将士名录数据库》建成开放，迎来个人查证高峰。至今，二史馆接待科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与妥善处理个人查证2 000余例，向279名牺牲于抗日战场的中国军人（包括台湾抗日义勇队官兵）遗属提供了历史证明材料，使这些为国捐躯勇士的后代落实了相关优抚政策，享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待遇。向当年任职于民国政府或军队人员的后代提供了他们亲人的学历、履历、生平等方面的原始凭证，为他们续写家谱、核实情况、了解史实等带来了信史证据，了却许多老人一生的心愿。来自四面八方的普通百姓在享受二史馆这一特色服务的同时，也从历史档案的开放中真正获得了益处。
优良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利用者的赞许，许多人在拿到他们从未见过的亲人照片得到相关档案复印件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向二史馆寄来了一封又一封的感谢信，有的还不远万里送来锦旗表示感谢，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1．及时利用数字化成果不断扩大档案开放
二史馆民国档案自2009年实行档案原件不再对外开放后，仅有的少量档案缩微品和出版物，无法满足广大利用者的需求。因此我们在民国档案数字化进程中，将数字化成果及时提供对外利用作为首要目标，在每年年底，根据年度数字化完成任务，将一部分完成好的数字化档案全宗，宣布对外开放。对已完成数字化工作而尚未完成数据处理的档案全宗，为满足查档者的查档需求，采取“边审核、边开放”的做法，根据利用需求，及时提供，从而突破了后续工作进度跟不上数字化进度直到影响档案及时开放的瓶颈。
从2013年起，二史馆每年在年底时，都及时向社会宣布开放档案全宗目录，到目前为止，先后开放的数字化档案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农林部、社会部、国史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中央宣传部、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私立金陵大学、汪伪行政院等87个全宗，计26万余卷，2500余万画幅。开放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界对于民国档案的查询需求，每年年底在我馆的公众号上，新开放全宗通知后面都是满满的点赞。
2．进一步改善对外利用设施优化服务
为适应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工作的需求，二史馆着力打造适合数字化档案开放利用的硬件环境，开发了具备“存储、管理、利用”等功能的馆内局域网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并于2014年4月全面投入使用，使利用中的查档登记、目录检索、调阅档案、复印申请；管理中的身份认证、目录和图像控制、复印审查等全部网络化，大大简化了查档流程，提高了档案利用效率。同年11月，为满足数字化档案的利用需求，二史馆对原利用大厅及查档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重新配置了32个电子阅览机位与电脑，更新了3台管理计算机及照明灯具。为提升网速，与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相匹配，我们还搭建了主干万兆、桌面千兆的网络环境，确保数字化档案快速、高效利用。
在依规办事的原则下，我们还进一步简化了查档手续，实现了查阅、调用、复制档案的全免费，得到查档者的欢迎。
3．不断拓展数字化档案利用服务内容
应国家档案局要求，二史馆自2014年底起，在门户网站上第一次将档案文件级目录和数字化档案图像同时挂网公布，计公布北洋政府档案文件级目录4 500余条，电子图像2．4万余画幅，内容涉及北洋政府时期政务、军事、交通及农商等，其后又上网公布了馆藏新马泰地区档案目录数据等内容，这些都为利用者远程查阅档案提供了方便。
近5年来，依托馆藏数字化资源，馆里先后开展各项对外专题服务与档案合作项目65个，利用数字化档案近19万画幅、档案复制件近8千件。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及为民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档案开放范围不断扩大，来馆查档利用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2012年全年对外共接待查档单位487个，接待查档阅卷人员1 876人次；2013年，全年接待查档单位 583 家，接待查档阅卷人员 2 619 人次；2014年，全年接待查档单位1 055家，接待查档阅卷人员4 254人次；2015年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等活动，来馆查档人数和调卷量，比往年更加增多，计接待查档单位2 516个，接待查档阅卷人员6 528人。总计近5年来，接待国内外查档人员近3万人次，提供数字化档案近20万卷宗。馆利用大厅常常出现座无虚席的场景。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批示肯定了我馆的档案利用成绩，并要求在档案同行中“宣传、交流、学习、推广”。
随着二史馆馆藏民国档案整理和数字化项目的稳步推进，数字化档案的对外提供利用数量将进一步加大。我们将积极改进服务方式，优化服务程序，牢固树立窗口意识和服务意识，在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为对台交流和社会各界需求服务各方面，进一步充分发挥出民国档案的独特作用。
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台交流与开放查档
因历史渊源与馆藏特点之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海峡两岸档案文化交流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自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后，民国档案开放的历史进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两岸在民国档案利用方面的交流合作从此得以开展。
1984年4月，二史馆领导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愿意向台湾学者开放”，这一宣示，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自此，二史馆向台湾学者敞开了大门，从那时至今，30余年来，本馆从未中断对台湾同胞提供档案查阅服务。
1989年年初，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派专人赴二史馆查阅有关“二·二八事件”档案。本馆经请示主管部门同意后，给予了热情接待，使台方有效利用了这批档案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善后事宜。这次档案利用对台服务工作意义重大，不仅开启了利用民国档案协助台湾当局处理岛内重要事务的先河，也促成了二史馆与台方的首次合作，其后，本馆在大陆与台湾分别出版了馆藏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汇编。
台湾学者通过查阅本馆开放的历史档案，得到了他们所研究课题的第一手资料，即使我们把民国档案的对台开放由间接变成直接形式，也便于通过他们向台湾民众介绍本馆。例如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沈怀玉研究员，查阅档案回台北不久，就在刊物上发表介绍二史馆馆藏情况的文章，并在台湾“国史馆”做了专题报告。
以此为嚆矢，30年以来，二史馆以其独特的历史渊源，成为沟通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前，二史馆专门组织人员从馆藏档案中查寻到其祖父连雅堂的有关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连雅堂先生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向北洋政府申请恢复其福建原籍并更名为连横的经过，反映了连雅堂先生的爱国情怀。
二史馆在将这些珍贵档案制成仿真复制件后，派专人送到北京，由胡锦涛总书记将其作为独特的礼物，送给了来访的连战先生，使他深受感动。翌日，连战在演讲中表示：“胡总书记把我祖父当年要求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书找出来送给了我。祖父连横在日本统治台湾那个时代就要求恢复中国国籍可见是一，个民族思想非常强烈的人。”连战先生回台后，在接受CCTV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都提到了胡锦涛总书记亲手送给他档案复制件一事，表示这是在此次“和平之旅”中最令他感动的事情。
2011年，连战先生携夫人又专程参访二史馆，查看了其父亲连震东先生的档案。连战夫妇非常激动，再三对二史馆将他祖父、父亲的档案保管得如此之好表示谢意。
二史馆还以档案为媒，为两岸高层交流打造平台，先后接待多位台湾政要及著名学者参观访问，包括台湾统一党主席陈映真、蒋经国基金会董事长毛高文、国民党中常委何庆纹、原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以及原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主任陈鹏仁、邵铭煌，原“国史馆”馆长林满红、原政治大学校长吴思华、新党主席郁慕明等。蒋永敬、张玉法、陈三井、谢国兴、张力、刘维开、林桶法、陈立文等一大批台湾民国史学界的著名学者都来本馆查阅过档案。自2008年至今，到馆查阅档案的台湾人士共计已逾百人，而包括台湾政界、学界、工商界人士来馆参观访问者，总数在200人以上。台湾一些著名的档案史料收藏机构，如“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台湾史所档案馆、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国史馆”、政治大学、台湾大学等都曾派员到二史馆进行过访问和交流。民国档案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影响日益凸现。
为进一步加强民国档案利用服务工作，拓展数字化档案利用的形式，本馆在互联网网站中增加了档案咨询和预约查档的版块，在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的查档者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预约查档。个人历史档案查证还可实现免费代查及寄送复件的服务，使查档者彻底免除奔波之劳苦。
30余年来，本馆组织力量，深入挖掘，陆续编辑出版多部涉台档案史料汇编。除前述《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外，还陆续出版了《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台湾光复档案》《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等一批档案史料专辑。其中，本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于2007年出版的300册12万页《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大型丛书，是研究台湾与祖国关系系统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出版后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岸学界皆给予好评。
自1984年本馆对台开放后，民国档案受到各级台办与涉台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在实行民国档案对台开放的同时，本馆开展了一系列两岸档案的互换合作交流。主要内容有：
1．2006年为台湾“中研院”提供院史档案资料项目，向该院提供了“中研院”在大陆时期的院史电子档40万余画幅，丰富了该院历史保藏，并直接为其院庆80周年展览提供了史料帮助，这是海峡两岸档案合作交流的新的一页。
2．2010年起，在两岸司法互助合作的框架下，协助最高人民法院与台湾有关主管部门开展了民国司法案例档案交流项目，2015年实现了两岸民国司法电子档的批量互换。这是两岸司法交流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体现了两岸对中华法律文化的共同传承，既标志着两岸司法交流与合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开启了两岸档案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3．2013年起开展的与台湾政治大学互换校史档案资料项目。对双方开展政大校史乃至民国教育史的研究，均起到了促进作用。
4．2014年12月，本馆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成功举办了馆藏“孙中山档案文献特展”。作为本馆首次在台湾举办的大型专题展览，是我们利用馆藏民国档案在增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扩大在台影响的一项重要尝试。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及岛内有关历史研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开展后各界观众踊跃参观，影响显著。
5．2015年5月，本馆又在南京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档案数字化工作学术研讨会，邀请台湾6家档案保藏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此次会议对进一步推进两岸档案数字化工作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增强了本馆在依据民国档案平台开展对台交流中的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馆对于前来查档参访的台湾同胞，本着同为中国人“两岸一家亲”的原则，在查档手续上给予了与大陆居民同样的待遇，台湾同胞仅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就可随时前来登记查阅档案，无须另外单位的介绍，在免费查档免费复印方面也与大陆居民相同，没有附加任何歧视与阻碍。如有特殊需要，经申请批准，还可以适度增加档案复制的形式与数量。台湾同胞同为中国人，必能享受同样的优遇。
目前，正值大陆学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有关抗战研究及推进两岸“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出全面努力之际，两岸抗战档案的交流合作，恰逢历史性的机遇。在2016年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上，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先生表示：台方对“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持开放合作态度。目前我们正在为两岸抗战档案及民国档案交流合作做出更大的努力。
两岸所藏民国档案，同源共流，本为一体，因历史原因而造成人为分离，但其本质上为我中华民族共同的一方文化瑰宝。对其实现优质保护与合作开发利用，使成完璧，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