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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llum（1995）最早关注边界对两国贸易量的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消除了大部分的贸易壁垒，但国家间的边界仍然会阻碍贸易。同样的距离，加拿大国内省际贸易量是与美国各州之间贸易量的20倍。Wei（1996）、Engel and Rogers（1996）等分别测算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OECD国家的边界效应，均证明边界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显著。边界效应成为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一个“难题”,Obstfeld and Rogoff （2000）基于贸易成本，解开了这一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认为边界导致的贸易成本是影响贸易量的主要原因。贸易成本与经济政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贸易成本的具体构成,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和Prabir De（2007）将贸易成本定义为获得商品的全部成本，这是一个广义的成本概念，包括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与贸易政策有关的成本，语言、货币差异等与边境因素有关的成本，运输、仓储、信息等与空间距离因素相关的成本以及分销成本、融资成本等。边界的存在导致进入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进入成本（如广告、推销以及建立关系的成本等），因而导致贸易成本增加。
不仅国与国之间存在边界效应，一国内部也存在着边界效应。Helliwell(1997)对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量进行测算，并以此衡量加拿大内部市场的分割。Wolf(1997)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存在3.0到4.5之间的边界效应，同样存在内部市场一体化不完全的问题。HeadandMayer(2000)从产业层面研究欧盟的市场分割问题，发现1978—1995年间欧洲边界效应明显下降，以此证明欧洲市场一体化的积极成果。除对边界效应是否存在的研究外，研究逐渐关注何种因素会加强边界效应，以及边界效应会如何演变。KyojiFukao(2004)认为,1980—1995年日本国内的边界效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东南亚商业网络的增加。Chen(2004)则认为，引起欧盟国家之间边界效应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壁垒。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市场分割更为严重，巴西(Daumal and Zignago,2010)和非洲金融共同体(Lochard and de Sousa 2005)内部都存在较高的边界效应。
在对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研究方面,Yong(2000)、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等认为，中国国内市场存在严重的区域市场分割，主要原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行政分权、国企地方所有制等。Poncet(2002,2005)发现,1987—1997年间，国外进口的增长幅度远超过国内贸易流量的升幅，国内贸易中省际边界作用明显，甚至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以及欧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赵永亮等(2008)发现，在1997—2005年间，中国省份层面的平均边界效应有所上升，同时区域和行业之间的边界壁垒存在差异。
市场分割程度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生产法、贸易法、价格法及其他指标判断方法。生产法主要是通过产业趋同的程度来判断，由于地方竞争原因，各地纷纷上马同类项目，区域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投资，地方政府倾向于采用地方保护手段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1978—1997年间，中国地区间的产业离差出现趋势性下降（Young,2000），这说明产业在空间布局上更加分散，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地区产业趋同现象明显。贸易法是将引力模型运用到一国国内市场的计算方法，通过国内区域间，通常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流量进行测算，说明区域市场一体化情况。Naughton（1999）采用贸易法测算了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量，根据1987年和1992年的省际数据，发现各省之间的贸易流量出现上升趋势，因此判断中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价格法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是完全统一的一体化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应该是一致的，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各个地区之间的同类商品价格之间的差异应该出现下降，反之则说明市场贸易壁垒的存在。因此Wei（1996）、陆铭和陈钊（2006）将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作为代表我国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本文也将采取价格法对市场分割程度加以测算。
对于市场分割增加贸易成本，进而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问题，朱希伟等(2005)证明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都首选进入国外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分割，认为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放弃距离更近、消费习惯更接近的中国市场，而转向开放程度更高的外部市场，并获得规模效应。陈敏等(2007)、陆铭和陈钊(2009)对经济开放如何影响市场分割做了辩证的研究，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开放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倒U型的影响过程。经济开放加剧市场分割的观察点主要处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阶段，而随着开放程度提高，这种影响则完全相反，会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张杰与刘志彪(2008)研究了社会信用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素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构建自主品牌并在国内市场经营的高技术能力企业，由于得不到相应的保护，可能被“部分挤出”甚至完全挤出市场；而一些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更容易进入到代工或贴牌的出口加工贸易生产。张杰等(2010)则进一步从东、中、西分地区进行估算，发现制度因素仍然是影响行业出口差异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