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曾这样告诫美国人：“我们应该记住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昨天已经过去了；第二，我们现在必须适应这个各国互相依赖的世界。”这话是针对美国的过去和未来而言的，不过，如果换个角度，也同样适合于中国。

昨天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封闭、以国内市场为主、实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这种体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是超强度的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是有限的、人均消费水平极低的国内市场，而不是庞大的、人均消费水平较高的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资源不能在全球或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僵化的旧的人事管理体制而导致巨大的浪费，充裕的世界资金因种种原因而不能进入中国市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给全球所有的国家公平地提供了机会，日本抓住了，亚洲“四小龙”抓住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抓住，机会被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何在？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即内向型的、封闭的经济发展战略。世界银行对41个发展中国家近23年来经济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走开放、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在绝大多数经济发展指标上优于那些实行封闭、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幸亏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尽管人均消费力极低），否则，经济会更加糟糕。

昨天已经过去，我们正在面对的今天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呢？首先是早在100多年前就已形成的全球化的市场；其次是全球化的生产，包括生产要素的均衡、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方法和手段的借鉴，全部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纳入了世界性的活动范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如果说，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没有一个人能声称，某件产品全部由他一个人制造，那么，在如今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恐怕也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断言，某件产品从原材料供给一直到销售全部在一个国家内进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今天我们这个星球上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

不同国家之间商品的交换和流动，即国际贸易，曾经是世界经济关联的主要手段，但如今它已经被跨国企业所替代。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发达国家无不以世界市场作为自己发展经济的舞台，能否实现经济全球化，直接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而企业的跨国经营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途径之一。企业的跨国经营，不仅可以利用国际分工，引进外资、技术、人才和管理，同时又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在南京大学1992年企业跨国经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跨国公司管理中心主任哈姆丹·本耐沙指出：“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跨国公司不但决定着国际经济关系，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还对贸易、技术和资金的流动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几乎为零一路飙升至2014年的1196亿美元，中国累计合同外资额已达15696亿美元。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个低谷，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又重拾信心，找到了新的定位。据中国商务部资料显示，目前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已经有400多家实现了在中国的投资，中国目前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量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总量的25%～30%。根据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的数据，2006年后一段时间，全球跨国投资速度下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从2007年的197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下降到2008年的16970亿美元，下降了14%；2009年这一跌势继续且势头加大，200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为11978亿美元，下降了29.42%。不过，在2009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全球贸易也开始初步回暖：201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为13090亿美元，2011年为15244亿美元，2012年为13510亿美元，2013年达到14500亿美元。总体而言，全球贸易投资处于缓步上升的状态。与全球贸易的大幅下降及缓慢上升相比，中国的跨国投资则呈现出比较喜人的趋势。相对而言，中国在最近几年引进外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2006年为694.7亿美元，2007年为835.2亿美元，2008年为924.0亿美元，2009年为900.3亿美元，2010年为1057.4亿美元，2011年为1160.1亿美元，2012年为1117.2亿美元，2013年为1175.9亿美元，2014年为1196.0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跨国公司的投资中心。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也逐年增多，2006年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为211.6亿美元，2007年为256.1亿美元，2008年为559.1亿美元，2009年为565.3亿美元，2010年为688.1亿美元，2011年为746.5亿美元，2012年为878亿美元，2013年为1078.4亿美元，尤其是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则创下1196.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较上年增加5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6604.8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2.3万亿美元。这些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包括对外贸易、物业投资、信息咨询、金融保险、餐饮旅游、劳务承包、文教卫生、技术开发等。中国的跨国企业，如海尔、美的、TCL、宝钢、联想、中国银行等，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实体，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拥有一定规模的资产。这些公司正在迅速学会如何在全球性的经济竞争中取胜，同时确保获得市场、信息和技术。

但是，中国的跨国公司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跨国公司数量少，平均规模小，经济效益较差，跨国型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这些都将严重地阻碍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进程。20多年来，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始终寻求在两个主要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一个是制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框架；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开发和培养中国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制定了针对中国管理人员的培训计划，该计划为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合格的中方经理提供半年到1年的在职培训。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能够到联合国受训的人员不可能很多，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迫切的跨国经营的需要。更何况一年半载恐怕难以使长期局限于国内市场观念的经理们一下子变成能适应世界经济竞争的企业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下，必须从大学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出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跨国经营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理论联系实践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企业管理方面的著作。我仍记得，赵曙明教授在1991年从美国回国后，就组织南京大学商学院的中青年教授撰写了一套《国际企业管理丛书》。这套丛书共分8册，它们是《国际企业经营管理总论》、《国际企业：环境、组织、战略》、《国际企业：金融、财会、税收》、《国际企业：营销、广告、公关》、《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国际企业：跨文化管理》、《国际企业：风险管理》和《国际企业：各国交易规则与惯例》。这对推动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和中国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管理都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当时我也曾为那套丛书写了序。

近20年来，赵教授撰写的《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著作，已经重印再版多次。这次重新再版，能有机会再为他的这本书作序，我感到非常荣幸。赵教授是我在中国的老朋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商学院院长，是他与我探讨联合培养中国工商管理硕士班，我们在1987年成功地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合作培养了30名中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我到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商学院担任院长，赵教授于1990年应邀来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兼任客座教授。后来我到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担任商学院院长，他多次应邀来我院讲学。他那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精神值得我们美国学者学习。1992年他又倡导由南京大学与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召开“企业跨国经营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他又邀请美国、欧洲、澳洲等地的一些著名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于1996年、1999年、2002年、2005年、2008年在南京分别召开了第二至第六次企业跨国经营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组织的这些大型国际研讨会一次比一次开得成功，影响一次比一次大。最近他又筹划于2010年6月召开第七届企业跨国经营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研讨“转型经济下与后金融危机时期企业管理”问题，而且请美国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会做主题报告。不论他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都钦佩地看到赵教授作为教师、研究者以及管理者所显示的学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才能，他在人力资源管理，特别在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面颇有造诣。他再版的这本著作体系完整，内容新颖，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中国古人云：开卷有益。作为一位多年担任美国大学商学院院长和企业管理学教授，我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本书中学到更多的关于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知识。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原商学院院长
斯坦利·希利
（Stanley J.Hille）
2015年8月18日于美国奥马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