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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论语》是一部管理哲学著作，涉及人与组织的系统性组织行为。《论语》中的管理是关于人的管理，主要的管理者群体是君子。《论语》赞成等级性的管理系统，但提倡以德垂范的管理方式，因此对君子的道德修养、职业取向和心理素质等非常重视。《论语》强调管理的精神、伦理和文化，与现代管理学的模式化本质相异。这也是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区别。本文从管理主体、管理者的教育和要求以及《论语》中包含的管理哲学体系三方面来论证了上述观点。论文还对《论语》中“君子”等概念所表示的管理者含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论语 君子 管理哲学 以德垂范
《论语》是一部管理哲学著作，只不过这里的管理并不像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指企业管理，而更像所有涉及人与组织的系统性组织行为的学科。
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似乎不能单纯被看做传说。原因在于《论语》中的大量篇幅都是关于“治”的。这是后文将要反复论述的，此处暂且搁置。
既然是关于“治”的文献，为何不称其为管理学著作而要说是管理哲学著作？这需要做个解释。
古代典籍可粗略分为两类：或谈论自然，或谈论人与社会。古希腊最早的哲学首先是自然哲学，并且影响欧洲发展为自然科学。中国古代著述对自然的关注远没有对人们与社会的关注那么强烈。因此，古代中国的自然哲学也绝没有古希腊哲学这样的际遇，可以发展到自然科学。但中国古代著述中关于人的讨论则发展得相当繁盛，从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而关于人的讨论则大多离不开治道。甚至超脱如庄子，其《应帝王》诸篇也表达了治道理想。“治道”一词若依照现代文字翻译，则管理哲学为最佳对应之词。但笔者并不想以这种文字游戏似的方式来论证本文的命题。
《论语》通篇极少论述自然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不是自然哲学著作。我们当然也不能就此称《论语》为管理哲学著作。在学术界，孔子或被称做思想家，却几乎无人称其为哲学家。
然而，随着管理哲学的诞生，《论语》的管理哲学特征却愈加明显。
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差异，最主要的部分是对人的态度。总体上说，管理学属于工具性的学科，存在着把人仅仅看做一种资源而与其他资源等同的基本倾向。管理学多数时候把人、财、物并提，并通过模型化的手段，把人作为一种标准化的物品计入投入产出的过程。泰罗所做的最典型的工作之一是把人培训成标准化的工人。管理科学更是完全把人作为方程中的一个变量，只在被限定在规定的维度和限度内变化。这也是为什么经典管理学认为人性应当完全服从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中，人从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生物简化为只追求经济利益且其变化只具有单一维度的经济人，加上的限制或叫做边界条件则是理性。这种假设非常符合建立数学模型的要求。
霍桑实验把研究层次从人的生物性提高到了人的社会性，由此而发展出了对人性的重新认识和对人的全方位的关注。这才真正开创了现代管理哲学的研究。管理哲学的核心是人。尽管现代管理学也逐渐开始涉及人的问题，但其基本问题仍然是管理效率，是通过规范化而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甚至管理文化也被管理学改造成了规范化的管理措施。因此，管理哲学从管理学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合理的，并且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有意思的是，《论语》的主要部分是关于人的，并且主要是关于君子的。下文将要说明，孔子话语体系中的“君子”，其主要含义是管理者。同时，《论语》关于君子的论述，讲究的是品质、修养、道德、心理等等，恰是管理哲学的基本内容。甚至《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行为也无不旁证了此书的属人特征，从而表现出其管理哲学的本质。
《论语》中所说的君子是指管理者。《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论述，甚至《论语》之外被认为是孔子之语中所论述的“君子”，大多数都可以看做是孔子对管理者的综合教育。相对的概念“小人”，则是对被管理者的界定。
孔子对君子的责任的认定，最明显的是在《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管理者该怎么做，孔子首先一如既往地强调道德与礼仪，但子路反复追问之后，孔子才道出君子的真正责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然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后者。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也做不到啊。
同一篇文字中，孔子还有这样的说法：“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说道德高尚者，道德高尚者还能“不仁”吗？这里，或者君子的含义有歧义，或者“仁”的含义有歧义。
那么，用“仁”来区分君子和小人，是否偏离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意呢？并非如此。关键在于“仁”的含义。“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这五者的规定才是“仁”的具体内容。而在这五者中，除恭外，其余四者都涉及直接的管理行为。而“恭”则是较为普遍的管理中的人际关系处理态度。这是“君子”应当服从上级管理所必需的修养。显然，这五者是普通的被管理者做不到的，更不必说还要行于天下、普适于众。这也正是孔子说“未有小人而仁者矣”的真正含义。
语言的发展牵涉到复杂的社会过程，我们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白词语的实际含义。《论语》中的“君子”一词也非单义，而到孟子那里，则带有更多的道德褒扬的含义。但即使如此，《孟子》也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这样的话，保留了君子的管理者含义。
古代道德本位与等级本位混同。君子一词兼具等级高位和道德高位，是非常适用于管理者或曰统治者的术语。至于这种使用方法是因语言自然形成且分化未完全，还是由统治者有意为之，则非本文的研究内容。但笔者倾向于其为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类似的用法还有“圣人”、“大人”等等。孔子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圣人”基本上是指创立管理规范的最高领导者。孔子讲到的圣人包括尧、舜等。孔子自己也创立了管理哲学的规范，因此终于被封为“圣人”。历代王朝称呼皇帝为“圣上”、“圣主”，既有恭维之意，但恐怕也保留了“圣人”的部分含义。中国的皇帝是可以自定规则的。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因为“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最高领导者创立管理规范的权力也是尊贵的象征。正因为“圣人”是创立规范者，所以人们要特别尊重“圣人之言”，同时也意味着尊重等级差别。
“大人”则是具有实际行政权威的高级领导者。孟子的话可作佐证。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前者所描述的实际的大人，显然是地位显赫者。而后者，则明显是指执掌大权者。两者结合起来看，“大人”正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至于大人与小人的对比则有相对地位高低的意思。
《论语》作为管理哲学著作，一个主要的方面体现在其对“君子”的教养，或者说是对管理者的教育培训。
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大体可分为四类。
管理者的一般修养也包括大量的道德修养方面的论述。但人的不少品质不一定能归入道德范围，比如好学、善学等。这方面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关于管理者的心理素质。管理者的心理素质在现代管理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心理素质的说法虽然在现代才提出来，但心理素质问题却古已有之。《论语》非常重视管理者的心理素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谈管理者的心理素质的。如：“君子坦荡荡”
；“君子不忧不惧”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关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论语》中有大量指导或评论管理者的言论，直接引用君子一词的也颇多，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惠，其使民也义。”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在这些指导或评论中，《论语》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哲学倾向，立意高，原则性强，指向于人。
关于管理者的专业素质。管理者的专业素质，在现代常常会强调技术素质。但孔子不同，他反对单纯的技术素质，所以有“君子不器”
的说法。类似的还有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等等。其他的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
以上所引，除一条外，都有“君子”一词，可直接表述为对管理者的要求。至于孔子斥责樊迟的一段，其中的“小人”明显为“君子”的对立面，因而与小人对立的专业素质可直接理解为对君子的要求。
以上少量引述的几乎都是被公认的君子的修养要求。据统计，《论语》中出现“君子”一词的条目共76条，占比并不高。但是，其余条目中的多数虽未直接提到君子，其内容却一直被理解为对君子的要求。尤其因为孔子对君子的基本要求是“仁”，因此很多关于“仁”的论述都与君子相关。如《学而》篇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巧言令色，鲜矣仁”；《里仁》篇中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公治长》篇中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述而》篇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等。以上仅仅按照《论语》的行文顺序选了少量意思一望可知的论述。这些论述在现代常常被称为君子的基本修养，但人们一旦了解了君子原来就是管理者之后，那么这些论述更适合于管理者的特点也凸显出来了。比如“知人”，难道不正是管理者更需要的品质吗？“能好人，能恶人”，也是管理者的作用更大。
此外，《论语》记载了不少孔子的言行。孔子是讲究“以身作则”的，他自己的行为也为管理者树立了楷模。
《论语》有自己的管理哲学理论，并且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统治结构。这才是把《论语》称为管理哲学著作的根本原因。
《论语》的管理哲学核心是组织人本主义。这个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华夏社会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任何个人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与此同时，组织人本主义把管理的主客体都规定为人，把人看做管理系统的基础。这种思想如果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孔子的其他言论结合，则表现得更完整。
《论语》认为管理系统的主导是管理者。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表明了领导者、管理者的主导性作用。孔子还直接声明自己是一个有主导作用的管理者：“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而正因为主导者是管理者，所以管理者、领导者才更需要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需要“身正”，要“修己以安百姓”
。而身正了，就可以“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稍稍扩大一点论据的采集范围，那么《礼记·中庸》中孔子的话更有代表性：“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儒家历来被认为是提倡“人治”的，结合前引《春秋左传》中孔子的话，更能说明问题。
《论语》重视人的作用还在于它所认识到的管理系统是一个等级性的管理系统。《颜渊》篇中，齐景公问政时，孔子的回答非常简单而深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齐景公的回应也最得组织人本主义的真谛：“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臣父子代表了管理控制系统的不同等级中的控制节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稳定的控制关系，一旦被打乱，整个系统就将陷入混乱状态。
但组织人本主义所谓“人本”的另一方面是整个管理系统须由最底层的人支撑，因而必须给人以生存之道，这也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另一个含义。每个节点位置的人都能遵守该节点所应当遵守的规范，最底层的人才有生活空间。子贡问政，孔子回答的第一个要素是“足食”
。而且管理国家，管理者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可见孔子把民众的事看得极高，出凡入圣了。尤其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哀公担心“年饥，用不足”而问孔子解决办法，孔子却说要减征赋税，并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长期流传的对帝王的警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代表了组织人本主义的基本认识之一。
《论语》中谈到的为政之道，基本上可用现代语言称为管理方法论。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可称为“道德垂范”，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推崇的无为而治的舜，“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前引诸文中孔子反复强调要“身正”，可算一类典型。《论语》中对君子的要求，有很多看似纯粹的道德修养，其实都与管理相关，尤其是《论语》说到仁的地方。比如《颜渊》篇中，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樊迟问仁，再追问知，孔子回答“爱人”、“知人”。樊迟不解，孔子解释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是不解，请教同门师兄弟子夏。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结果说的还是管理。
《论语》也提出了其他许多管理方法论见解。需要指出的是，这类见解多是原则性的，并不涉及如何具体去做。这些管理方法论与其管理哲学的核心认识相一致。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及君臣关系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之处。
当然，《论语》中也并非没有具体的方法性叙述，较细致的还有经验性的辨识人的方法。如，“巧言令色，鲜矣仁！”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非常推崇“礼”。“礼”的概念极其复杂，前人做了大量研究。如“克己复礼”的“礼”，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如果从最单纯的角度看，“礼”主要还是文化规范。以这种文化规范约束的内容，主要还是在伦理范围内。在这个意义上，《论语》也有不少论述，而且常常是与管理紧密纠缠的，我们不妨称之为管理文化。
现代管理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日本管理模式的研究，而日本管理文化却几乎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这个意义上说，《论语》完全可以看做是影响最大的管理文化开创性著作。
《八佾》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为礼”与“居上”的领导行为联系在一起。《里仁》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礼直接被奉为国是。《泰伯》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礼是与伦理直接相关的，是管理行为的一部分。《宪问》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礼”直接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管理文化。
《论语》与其他著作不同，除了收录孔子的话之外，还收录了不少孔子的杰出弟子的言论。《学而》篇中有若的一段话，对于“礼”的论述相当精辟：“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结合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现代学者中颇有认同和合文化者。
不限于“礼”，《论语》关于管理文化的论述甚多。诸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的说法，若用于管理也很合适。
《论语》中蕴含的管理哲学非常丰富，并非一篇文章所能概括。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基本梗概，有待学界辩驳。就其体系而言，《论语》也像所有的管理哲学著作一样，既有哲学的深意，也有与现实管理密切相关的发挥。这使得《论语》也与现代管理哲学一样，在学院学术的划分中，既难归于哲学，也难归于管理学。这反而成为一个人为的难题。
[1]
袁闯，1952年生，男，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原主任、顾问，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管理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上海 200433）
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东方管理思想的创新”（项目编号：2011SHKXZD0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