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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红雷
【摘要】 儒家的中庸之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依据其“正—反—中”的思维模式，在管理活动中，既不能片面“厚德”，也不能片面“重法”，而要“德法兼济”；在经营活动中，既不能片面“尚义”，也不能片面“求利”，而要“义利合一”；在领导活动中，既不能片面“立人”，也不能片面“为己”，而要“立己立人”，如此等等。这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中庸辩证法 正—反—中 德法兼济 义利合一 立己立人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在美国办工厂，我们原来的管理方法跟国内一样，谁好我就表扬谁，谁不好我就批评谁。但美国人说不可以，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啊，不能公布出来。但我们想，他好也不说他好，差也不说他差，这也不可以。最后我们请了当地的一个美国人当经理，我们要求他，你一定要公布出来，谁好谁坏，但是要用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办法。他用的办法很简单：他准备了一个玩具熊、一个玩具猪，谁要干得好，工位上摆一个玩具熊，干得不好放一个玩具猪。美国人都很高兴，他们可以接受，且又达到了管理激励的效果。张瑞敏对此解释道：管理的原则和目标不能够退缩，但具体应该用被管理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这就是《中庸》上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个故事表明，作为中国的最高智慧，中庸之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法，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
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这里把“中庸”当做道德的最高原则。《礼记·中庸》则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更进一步把“中庸”视为万物发生的最高原则。又据《论语·尧曰》记载，尧、舜、禹世代相传的治国之道是“允执其中”，这样，在儒家看来，“中庸”也是管理的最高原则。
中庸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就是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中庸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无过无不及”。“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叩其两端”、“无过无不及”就是儒家“中庸”说的基本内涵。
作为方法论，儒家的中庸之道蕴涵着十分丰富的辩证法智慧。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是关于对立统一、斗争和运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客观辩证法指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主观辩证法则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观辩证法则依据认识者的不同而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和儒家的“中庸辩证法”就是中外哲学史上两种最著名的辩证法表现形式。
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主要表现在他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发展思想。“正题”是指“普遍概念”、“普遍命题”；“反题”是对正题的反对性概念、命题和事例；“合题”则是更高层次、更基本的普遍概念和命题。儒家中庸辩证法与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在于，黑格尔突出对立面的斗争，而儒家则强调对立面的依存。因此，相对于黑格尔矛盾辩证法中的“正—反—合”，在儒家中庸辩证法中则是：“正—反—中”——这里的“中”，就是“中庸”，既不是机械的“合题”，也不是简单的“中间”，而是“合适”的意思，具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等多重丰富的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主张：美德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两种恶行——即由于过多和由于不足而引起的两种恶行——之间的中道”。
例如：勇敢是懦弱与鲁莽之间的中庸；磊落是放浪和猥琐之间的中庸；不卑不亢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庸；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庸；谦虚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庸；慷慨是奢侈和吝啬之间的中庸；友善是逢迎和粗野之间的中庸。这就表明，在A与B两种相反的行为之间，正确的行为选择不一定是两种极端行为的综合状态，而可以是一种不A不B或者是一种亦A亦B的合适状态。
庞朴先生指出：儒家的中庸辩证法有四种表现形态：1．A而B——济其不及，例如：温而厉。2．A而不A——泻其过，例如：威而不猛。3．不A不B——对立双方的节制，例如：无欲无恶。4．亦A亦B——对立双方的补充，例如：一张一弛等。
笔者以为，在这四种形态中，前两种即“济其不及”和“泻其过”，更体现了儒家中庸辩证法的“中和”特色。关于“济其不及”，《论语》中有多处论述，包括：质而文、谨而信、温而厉、恭而安、贫而乐、富而好礼、温故而知新、博学而笃志、节用而爱人、质直而好义、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讷于言而敏于行、博学于文而约之以礼等。关于“泻其过”，在《论语》中也有多处论述，包括：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周而不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犯而不校、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贞而不谅、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
笔者又以为，在这四种形态中，后两种即“对立双方的节制”和“对立双方的补充”，更突出了儒家中庸辩证法的“用中”特色。比如，在德与法的关系上，既不片面“厚德”，也不片面“重法”，而是“德法兼济”；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既不片面“尚义”，也不片面“求利”，而是“义利合一”；在人与己的关系上，既不片面“利人”，也不片面“为己”，而是“立己立人”，如此等等。这种“正—反—中”的辩证思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德与法的关系上，依据中庸辩证法，“正”即为“为政以德”，“反”即为“以法治国”，“中”则是“宽以济严，严以济宽”。
关于“为政以德”。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朱子语类·论语五》载宋代董铢的话：“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为，但修德于己而人自感化。”在儒家看来，“德”不是为政的工具，而是教化的内容；所谓“为政以德”，就是要求管理者带头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以身作则，从而吸引被管理者上行下效、同心同德去实现管理的目标。因此，这是一种强调道德价值导向的管理方式。
据《孔子家语·屈节解》记载：宓子贱担任单父县的县长，十分注意推行道德教化，“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三年后，孔子派巫马期微服私访来到单父。他看到一个在夜里打鱼的人，把鱼捕捞上来后却又放回河里。巫马期觉得很奇怪，问其缘故。打鱼人回答道：“宓子不希望人们捕捉小鱼，要让它们长大后才能捕捞（以保护渔业资源）。我刚才放回河里的就是小鱼。”巫马期听了很受感动，回来后对孔子说：“宓子贱的德政真是达到了顶点了。一般老百姓在暗地里的行为，也自觉地循规蹈矩，就像严刑在旁边一样。请问子贱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孔子回答：“我曾经对子贱说过：‘诚乎此者刑乎彼’，要通过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自觉，而不能单纯施用刑罚。子贱就是把这个道理运用到单父的治理中了。”
关于“以法治国”。韩非子指出：“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在法家看来，法律制度是天下的规程、万物的准则。所谓“以法治国”，首先是“明法”，就是要求法律制度必须公开明确、先后一致。其次是“守法”，就是要求法律制度必须普遍适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后是“严法”，就是严格执行法律制度，为了达到治理的目的，甚至不惜实行严刑峻法。
在《韩非子》中，有一个“廷理惩太子”的故事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精神。说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庄王，一次有事急召太子。楚国法律规定，车子不能赶到内宫门。当时正下大雨，庭院中有很深的积水，太子于是让车夫将车赶到内宫门。廷理（守卫宫门的执法官）出来阻挡说：“车子不能开到内宫门，您这样做是违法的。”太子说：“大王有事急召，我不能等到积水干了再去进见。”于是命车夫将车子赶过去。廷理举起长枪刺向驾车的马，并捣毁了太子的马车，杀了车夫。太子非常愤怒，一定要父王杀掉廷理，替他出这口怨气。楚庄王说：“这个廷理为了执行国家法律，不顾及情面。这是守法的贤臣啊！”他于是下令，提升廷理，晋爵两级。
关于“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执政大夫子产临终前对继任的子大叔留下“政治遗言”，说：“我死以后，你必然执政。务请记住：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是莫如严厉。火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懦弱，百姓轻视而玩弄它，死于水的人就很多。所以宽大不容易啊！”但是，子大叔执政后，却不忍心严厉而务行宽大，结果盗贼越来越多，聚集在芦苇荡里，子大叔后悔地说：“我要早点听他老人家的教导，就不至于到这一步。”于是发兵击打芦苇荡里的盗贼，盗贼才有所收敛。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评论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所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主张“德”与“法”、“礼”与“刑”相互补充的意思。在儒家看来，“德”与“法”都是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础，“礼”与“刑”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规，缺一不可。正如荀子所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用现代管理语言来解读，就是“软管理”与“硬管理”、“价值导向”与“规章制度”，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说：企业管理分三个层次：第一是管人，管人就是管心、管思想，把员工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第二是管理中需要企业文化，需要柔性的东西，如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氛围。企业的长治久安要靠企业文化。第三是奖励和激励制度，让每个员工都能分享到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都能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身最大的力量。以德治企是海航的特色。陈峰认为：“中国文化的内涵就一个‘德’字。‘德’是做人应有的规矩、做人最基本的属性。丢掉了这个根本，人在处理事情、处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无论做官、经商，还是做学问，都会出现大麻烦。以德为根本，每个人都会严格要求自己。”
海航的管理，一方面强调“德”，另一方面又以“严”著称。在海航创建之初，两名到美国接受培训的飞行员，因为回国时已是大年廿九，他们就直接回家过春节而没有按规定先回公司报到。陈峰知道后，立即将他们除名。陈峰说：“公司制度建立不起来，会影响一大批人。那时公司还处在艰难中，送他们培训出资10万美元。就这样开除，代价确实不小。但是，只要是有损于海航形象的事，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及时纠正。惩罚少数人而教育大多数人，这是严厉，也是善良。要让他知道，不能过这个槛，如果过了，要以一生的代价去换。对他严格，是以霹雳之手段行菩萨心肠，我的出发点是为将来好、为事业好。”
陈峰的做法合适吗？他一手执橄榄枝，一手执尚方宝剑，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把做人的规则作为第一道防线，以制度的惩罚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我认为这种管理行为是符合中庸辩证法的。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自己也行动不起来。好心和好法必须配合而行，才能取得管理的最佳效果。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依据中庸辩证法，“正”即为“义以利人”，“反”即为“人皆挟自利心”，“中”则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关于“义以利人”。墨子指出：“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墨子所谓的“义”，实际上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不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为天下人谋利，既是大义，也是大利。墨子为此身体力行，他的一生就是为自己心目中的“义”——天下公利奋斗的一生。
据《墨子·公输》篇记载，当楚国准备派兵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挺身而出，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学生义务协助宋人守城，一方面又千里跋涉，风尘仆仆，赶到楚国，说服了楚王不要出兵，从而为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当墨子从楚国赶回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大雨，他想找个门洞躲躲雨，却遭到宋人的拒绝……如果不是以天下之公利为义，我们就很难理解墨子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关于“人皆挟自利心”。韩非子指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他论证道：人身上没有羽毛，不穿衣就不能战胜寒冷；人在上面不依附于天空而在下面不扎根于大地，以肠胃为生命的根本，不饮食就不能活下去，因此不免有“利欲之心”。
在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提出人性“自为”的观点。所谓“自为”，就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为自己打算，自己为自己考虑，自己为自己谋利。商鞅则指出，人性都是自私自利、好利恶害的。韩非综合了商鞅和慎到的观点。他从肯定人性自为出发，进一步论证了人性自私自利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人们的行为都是自私本性下的趋利避害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一种利益关系。他举例说：制造马车的希望人人富贵，而制造棺材的则希望人人早死，这并非是因为造马车的心地仁厚而造棺材的心地不好，这是由于人们不富贵则马车卖不出去，没有死人则棺材无法出售，背后都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关于“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孔子指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义以生利”的命题，在孔子乃至整个儒家管理哲学的价值论中处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按照儒家的管理价值论，“义以生利”的思想贯穿在整个管理活动的过程之中。所谓“义以生利”的管理活动，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义利合一”等各个环节。
据《孔子家语·屈节解》记载，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在鲁国单父县当县长。有一次，齐国准备攻打鲁国，单父是必经之地。于是，单父县的父老乡亲们向宓子贱请求说：“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请你任凭人们去收割吧，不要管是不是他种的，让单父的百姓增加些粮食，总比留在地里让敌人获得资助强。”但是，他们先后请求三次，子贱都不同意。没过多久，齐国的侵略者来了，抢走了麦子。当时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去指责子贱一点也不为老百姓着想。子贱却严肃地说：“今年没有收到麦子，明年还可以再种。如果让不耕种的人们趁乱获得粮食，就会让他们乐于看到外敌入侵。单父一年的小麦能否收到，并不影响鲁国的强弱。如果使老百姓有了侥幸获取的心理，世风坏了，对鲁国所带来的损害则几代人都恢复不过来。”这里宓子贱的做法对于解救危难似乎有点迂腐，但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却关系甚大。
从古代的商人到现代的企业家，都会面临三个问题：是否赚钱？如何赚钱？如何花钱？对第一个问题，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回答是：“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若要做善事，还是先赚钱。”对第二问题，笔者的补充回答如下：“赚钱过三关，法律是底线，道德要约束，良心最值钱。”对第三个问题，笔者的回答则是：“独善非至善，兼济方圆满，善心有善报，天地大循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总是为自己的经营行为设置一定的“底线”——这既是经商的底线，更是做人的底线。当代华人首富李嘉诚就指出：“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李嘉诚的经营底线来自于他对中庸之道的深切体悟。在他看来：儒家精神最简单地来讲就是“过犹不及”，这是孔子讲的。还有老子讲的“知止不败”，这两个哲学是非常有用的。“过犹不及”，你过度地扩张，容易出毛病；你过度地保守，就不容易跟人家竞争。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行业，过度扩张是不好的，所以什么时候应该停止，什么时候应该扩张，就是所谓“四两拨千斤”。
这里的“过犹不及”语出儒家经典《论语·先进》篇：“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就是过分，“不及”就是达不到。事情做得过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合适的。“知止不败”转自道家经典《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殆”就是危险。知道适可而止的人就不会遇到危险，意思还是劝人行事不要过分。
宋人李若拙提出“人有五知”，一是“知时”：知时识务，时异事殊，识时通变。二是“知难”：知难行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三是“知命”：乐天知命故不忧。四是“知退”：力能则进，否则退之，量力而行。五是“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企业家有了这“五知”，不但可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方针中的义利关系，更可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战略中的进退关系。比如，李嘉诚就提出：“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扩张中不忘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这种经营之道，正是中庸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在人与己的关系上，依据中庸辩证法，“正”即为“博施於民而能济众”，“反”即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中”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关于“博施於民而能济众”。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按：子贡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经商的弟子，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令人称道的是，这位“最为饶益”的富翁，同时也是最服膺孔子思想的好学生，可以称得上是“儒商”的鼻祖。不过在这里，子贡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似乎有点“过”了。孔子说“仁”，子贡却将其理解为“对民众的广泛施与和救济”的圣人行为，因而为孔子所纠正。
事实上，广泛地给人以好处，以帮助天下大众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种善心爱意自古以来就不乏其人。就现代而言，大凡成功的企业家也往往是伟大的慈善家。2010年，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在全球掀起一股慈善风暴，希望世界各国亿万富豪行动起来，将自己半数的财富捐赠出来，支持慈善事业。为此，被誉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专门给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写了一封信，宣布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截至2010年陈光标拥有的总资产约50亿人民币）。在信中，陈光标写道：“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轰轰烈烈地为自己的国家干一番事业，创造财富，创造就业，创造文明和进步，无疑是幸福和快乐的，同样，当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让更多遭遇不幸和贫困的兄弟姐妹共享，自己清清白白地离开这个世界，更是一种高尚和伟大。”
关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杨朱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篇》）本来按照杨朱的道家观点，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不给他人和社会添麻烦，这样天下自然大治。这种“道法自然”的观点，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个人的生存离开他人的影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于是，“一毛不拔”在其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个贬义词。《笑林》一书中就有个笑话：一只猴死后求冥王下世转为人身。冥王说，做人先要脱毛，便命小鬼给他拔毛。小鬼方拔一根，猴便大声呼痛。冥王笑着对他说：“看你一毛不拔，如何做人？”
在现实生活中，“一毛不拔”的人虽然不多，但也确实存在。2006年，79岁的弗里克去世。但是在2007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他仍以61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列第94名。然而，作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巨富，他不仅拒绝为二战时的奴役劳工支付任何赔偿金，而且从未为德国慈善基金会捐献过一分钱。2008年11月，弗里克位于奥地利南部的墓地竟遭人盗挖，他的遗骸连同水晶棺材同时不翼而飞！
关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虽然不否认“圣人”的存在，但他教育的目标还是在于培养“仁人”。什么是“仁”？孔子在上述对子贡的理解进行修正之后，接着给出自己的正面答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所谓“仁”，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行得通。曾国藩的解读是：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胡雪岩的解读则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正确处理人己关系，不仅是做人的起点，也是做领导的基点。所谓“领导”就是“率领”和“引导”。领导者只有集思广益，才能率领他人团结奋斗；自己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引导他人不断提升——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处理好自己和他人的关系。
领导者要引导他人，关键在于修炼自己。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也指出：“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 [1]
孟子指出：“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其大意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你爱护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之心是否还不够深厚；你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还不够充足；你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回应，那就应反问自己的恭敬之心是否还不够真诚——凡是行为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这里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改变自己总比改变他人容易得多。
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这块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无数成功领导者的经验证明：要想改变世界，就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要想撬起世界，自己的心灵就是支点！
领导者要率领他人，关键在于集思广益。韩非指出：“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韩非子·八经》）星云大师对此进一步发挥道：“下等领导，要尽己之能；中等领导，要尽人之力；上等领导，要尽他之智；高等领导，要尽众之有。”
有能力而能用人，有魅力而能服人，有吸引力而能容人，这正是领导者成功的奥秘所在。
据刘向《新序·杂事第一》记载，楚庄王谋划事情非常妥当，群臣中没有谁能赶上他。退朝以后，他的脸上却露出忧愁的神色。申公巫臣进前说道：“您在退朝之后面露忧色，这是为什么呢？”楚王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诸侯能自己选择老师的，就能称王；能自己选择朋友的，就能称霸；自满自足而群臣比不上他的，就会亡国。现在凭我这样没能耐的人，在朝廷上商量大事，群臣就比不上我了，我们国家大概要灭亡了吧，我因此现出了忧愁的神色。”自己比臣子高明，楚庄王却高兴不起来，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楚庄王知道，如果臣子们都不敢建言献策的话，那么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这种自知之明、用人之量，值得一切领导者学习和借鉴。
[1] P．F．Drucker，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New York：Haper＆ Row，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