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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荣晋
【摘要】 本文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和时代精神，从管理学角度对老子《道德经》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的四境界说创造性地作出了现代诠释，证明“无为而治”不仅是管理主体的“无为”品格的修养和“无为”与“有为”相结合的管理方法，而且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将道家的“无为”哲学智慧贯穿于管理主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境界。这种三位一体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框架对于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道德经》“无为而治”管理主体 管理方法 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不仅是一种管理手段或方法，而且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管理境界有主观成分，亦有客观成分。所谓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要达到的理想管理状态。根据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感受、评价与对策，老子把管理境界分为四种类型，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十七章）在这里，老子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人类依次递进的四种管理境界。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和社会需求，我们可以自下而上依次对老子的“管理四境界”说作出现代诠释，证明“无为而治”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它对于构建现代管理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老子看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相互“侮之”的无序混乱状态，这是最低层次也是最糟糕的管理境界。所谓“侮之”，是说管理者仅靠“以权（权势）治人”的方法，视被管理者是“物”而非“人”，任意地羞辱他们，从而激怒他们对管理者亦以“侮之”的方式加以报复，使彼此之间处于严重的对立与仇视之中。
这一境界中的管理者，或因世袭特权，或因某种机遇而升官发财。他们既无能浅薄又淫乱腐败，既愚蠢无知又盲目自负，既不懂“依法治人”，亦不懂“以德治国”。管理者整天疲于奔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组织一旦离开管理者，被管理者便手足无措，整个管理系统就有可能停止运转。
他们错误地把“管理”视为“修理”之学。所以，他们不仅以高压管理法、囚徒式管理法去“修理”员工，而且以诡诈手段去蒙骗被管理者，使被管理者不仅在经济上得不到任何实惠，而且在人格上经常遭受迫害和侮辱（例如私设公堂、毒打员工等）。他们俨然是“棍棒式”、“家长式”的独裁主义者。老子认为，在这一管理境界中的管理者，“其政察察（严苛），其民缺缺（狡狤）”。（《老子》五十八章）“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以为，是以难治。”（《老子》七十五章）甚至发展到“朝甚除（宋常星云：‘朝中或废其国政，以治宫室之美；或妨其农事，以崇台榭之高，是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强盗头子），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七十二章）。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恨之入骨，民怨沸腾，纷纷起来反对他、任意地侮辱他，甚至主张以暴力驱之而后快。正如严复所说：“将亡之民，无不侮其政府者。”蒋锡昌亦说：“为君者见刑罚不足以立威，则以巧诈为事，故下侮之也。”老子从“无为而治”的理念出发，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贪婪无能的昏君、淫乱腐败的贪官所造成的这种“侮之”的对立状态。
这种最低层次也是最糟糕的管理境界不但存在于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羊吃人”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也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每一个铜板都滴着无产阶级鲜血”的一种野蛮式的管理现象。
这一“侮之”境界中的管理者，对于人类所创建的各种有效的管理模式缺少最起码的理性认识，只知“势治”的重要性，实施“以权治人”的管理，使管理处于一种盲目无序的“实践管理”境界中，有待于进一步从盲目无序的实践管理层面向理性的、有序的“循法而治”的管理层面升华。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针对“侮之”管理境界的盲目无序的混乱状态，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进入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科学管理”境界。
在这一“管理科学”境界中，管理者不再停留在盲目无序的实践层面，已从理论上懂得了“循法而治”的科学管理之道。他们根据“自为”的人性假定，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科学管理，以权势为前提，不但“以法治民”，而且“以术治吏”，全面地实施刚性管理，造成了“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通‘悚’）惧乎下”（《韩非子·主道》）的管理态势，使臣民敢怒而不敢言，从而达到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的高度统一控制的理想境界。即政事虽分散在地方，由臣民去做，而大权却集中于中央。君主紧握“赏”与“罚”的两柄，使四方臣民忠心于他，竭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是法家“循法而治”的手段所造成的“畏之”的社会效果，使无序走向有序，具有重要的科学管理价值，较之盲目无序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社会进步。
但是，在这种“刚性控制”的管理境界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猫与老鼠的关系，既无相互关爱，又无相互信任可言。他们之间只是一种“恃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冷酷的利害关系。管理者虎视眈眈，傲视被管理者，使他们畏首畏尾、唯命是从。管理者的虚荣心和成就感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却受到了极大的压抑。若有成绩和荣誉皆归功于管理者；一旦出现失败和错误，则全部归罪于员工，那么则毫无君臣共享管理成果可言。由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仁爱与信任，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抗，使被管理者“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有机会便立刻跳槽。“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只能管住员工的“身”，而管不住他们的“心”，得不到臣民发自内心的真正拥护。正如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这是法家“循法而治”刚性管理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所以，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立足于他们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对法家“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邦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所谓“多忌讳，而民弥贫”，全真道宋常星在《道德经讲义》中释曰：“一多忌讳，令烦则奸出，禁多则民困，必有妨民之事，使民不得尽力于生产，安得不贫乎？”所谓“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唐初道士成玄英在《道德经开题序诀议疏》中释曰：“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乱之世，不崇文德，唯事干戈，伤害既多，荒乱日甚。”所谓“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魏晋玄学家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释曰：“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所以，老子认为“以智治国，国之贼也”。（《老子》六十五章）所谓“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成玄英释曰：“刑名彰著，法令滋繁，不堪苛虐，逃窜者多，因生滥窃，盗贼斯起。”不管是“多忌讳，而民弥贫”，还是由它而引发的“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或“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都是由于“有为”而造成的。统治者虽竭力以各种法令设防，但非但无济其事，反而“盗贼多有”。在老子看来，“多忌讳”、“多利器”、“多智慧”都是外在于人性的异己力量，都是违背“自然无为”人性的。
老子又指出：“民不畏（畏惧）死，奈何以死惧（恐吓）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行为诡奇乱世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斵（斫削）。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根据明代哲学家薛蕙在《老子集解》中所释，刑名法度不仅是“杀人之无益”，而且是“杀人之有祸”。既然“民不畏死”，企图以刑法杀人，使民屈服，非但“无益”，反而“有祸”。这里所谓“司杀者”，是指“天（自然）”。老子认为人的生死是顺应自然的，生死是由“天”主宰的。如果人不自量力地欲代天杀人，犹代大匠斫木一样，必将“伤其手矣”。由此证明，法家所提倡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是绝对有害的，应当废除它。要求统治者顺从“自然人性论”，实行“无为而治”，才能达到真正治国的目的。
这一境界中的科学管理者，虽比“实践管理”的盲目无序性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只重管理之“术（技艺）”而忽视管理之“道（道德）”的“科学管理”，只能管住员工的“身”，而管不住他们的“心”。所以，必须由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转向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实施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令制裁为辅的治国方略，把管理境界进一步升华为“亲而誉之”的境界。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这里所谓“为政以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管理主体上要求以德“修身”，将管理者培养成“智、仁、勇”三位一体的管理者，构建“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体系，使之达到“三忘”的道德境界；二是从管理手段上，要求管理者实施“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三是从管理境界上要求管理者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绕之，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一种“同心多圆式”的管理境界。
儒家的“为政以德”，强调的是管理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格。它认为在管理者的道德感化基础之上，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对于被管理者的感应力也就越大。它强调主动引导式的感应性，强调内在控制，而不是被动的、强制式的外在管理。只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只是“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这完全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内在的形象管理。
在这种道德境界中的管理者，通过“正己正人”的感化效应，善于以德化民、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们勤政廉洁、克勤克俭、事必躬亲、兢兢业业、讲诚信、求和谐。他们在人格上尊重员工，在经济上能给员工以实惠，在工作上能为员工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从而受到员工的真心拥护、爱戴、亲近和赞扬。老子所谓“亲而誉之”，是儒家通过“为政以德”而达到的管理效应，从而形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良性对应关系。
日本著名企业家土光敏夫将孔子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管理境界形象地比喻成一个同心多圆实体。他认为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厂长、经理）就是这个同心多圆的核心。他说：“组织的真正机能，最好用圆周关系来表示：居于中心的，是首脑；他的周围，是主要负责人，小圆都向着大圆，形成一种向心关系，都围绕着中心相互依存，沿着轨道永不休止地运动着。”（《经营管理之道》）企业组织的这种圆周关系能够保证企业经营决策内核心向内圈，由里圈向外圈传达、辐射、扩散；执行的情况和结果迅速地从外向里将信息反馈到核心层，形成永不停息的双向对流循环，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儒家从“为政以德”的基本理念出发，通过“循法而治”与“为政以德”两种管理模式的对比，认为“为政以德”胜于“循法而治”。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所谓“道”即“导”，“政”即法制禁令。意思是说，如果以法令引导而民违之，则以刑罚齐之。这种外在控制手段，其社会效果是“民免而无耻”，即以外在暴力手段只能使民苟免刑罚，而民心无所羞愧。“礼”即是规章制度，大至国家典章制度，小至社会乡约家规，既含有道德意义，也含有法律意义，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一种控制手段。如果奉行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再加上以礼义为本质的教化型的外在控制，那么人们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心悦诚服。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的意思。在这里，儒家并不一般地反对“外在控制”和使用刑罚，而是主张把内在控制的道德导向与外在控制的法律约束结合起来。但是，从管理效果看，在“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的对比中，儒家更为强调以“德治”为核心的内在控制。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立足于他们的“自然无为”的核心价值观，猛烈地批评儒家的“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管理之道）。
（1）认为仁义道德是“大道废”后才出现的一种文化倒退现象。老子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又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庄子·天运》篇作者亦指出：“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劳役其真性）者也，不足多（不足尚）也。”
（2）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三章）这是针对儒家的贤人政治而发，认为社会上的争名逐利乱象都是由儒家提倡“尚贤”而引起的。庄子认为，“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各用其玄德无为而治，何贤之可足尚呢？“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河上公注曰：“言礼废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礼者，贱质而贵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乱日以生。”
庄子后学亦认为“夫仁义憯（通‘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天运》）“毁道德以为仁义”，都是自作聪明的“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道家认为，天下大乱都是由于儒家的忠、信、礼、乐所造成的。
（3）道德不但是天下大乱的祸根，而且是统治者一种欺世盗名的工具。庄子后学在《庄子·胠箧》篇中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增益其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腰带环）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乎？故逐（随）于大盗，揭（高举标示）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古时大夫所乘之车，所戴之帽）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诸侯本是窃国大盗，却要标示仁义的招牌，这是多么虚伪啊！
基于上述理由，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只有“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庄子·胠箧》）并大声疾呼：“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十章）在这里，老、庄并不一味反对“爱民治国”，只是强调“爱民治国”应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正如王安石所说：“爱民者，以不爱爱之乃长；治邦者，以不治治之乃长；唯其不爱而爱，不治而治，故曰无为。”
处于儒家“道德管理”境界的管理者，在道家看来，他们虽比法家的“科学管理”境界提升了一步，但是儒家的“为政以德”与法家的“循法而治”一样，都是属于“有为而治”型的管理范畴。只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殚残天下之圣法”，实施“复归于朴”的“无为而治”，方可摆脱人性为物所役、为名所役的束缚，消除人性异化和社会混乱现象，从而实现人类“玄同”的理想社会。要求由“有为而治”的管理模式转向“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
道家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章）无为、无事是相对于有为、有事而言，要求管理者顺应万物之理和人的自然本性，且不可恣意妄为。正如《文子·自然》所云：“所谓无为者，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至理名言是对“无为而治”的一种形象说明。“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说明“无为而治”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的管理艺术。
从现代管理角度讲，道家所谓“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管理主体上，要求管理者具备“上善若水”的“无为”品格；二是在管理方法上，提倡“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三是在管理境界上，要求达到“为无为”的理想状态。三者是一个完整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系，缺一不可。
处于“无为而治”境界中的管理者，他们善于“以正治国”，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百姓心为心”，对于民众从不干涉、迫害，使民众各顺其性，各安其生，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众好像没有感到管理者的存在。这一“不知有之”的社会效应，是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最高奖赏，也是道家实施“无为而治”管理所达到的理想效果。所谓“太上，不知有之”，也就是老子所说管理者“成功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的意思。元代吴澄释曰：“最上谓大道之世，相忘于无为。太上，圣人无为之治也。”
处于这一“不知有之”境界中的管理者，在“实践管理”、“科学管理”和“道德管理”的基础上，进入了“智慧管理”的阶段。这是一种有别于儒、法、兵、墨等的“有为型”的“无为型”管理。在道家看来，只有这种“无为型”的管理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理想的管理模式和最高的管理境界。
帝尧是道家树立的“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的典型人物。《列子·仲尼篇》以“尧治天下”为例，指出：“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庄子在《应帝王》篇中，阐述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他把这一管理境界称为“明王之治”，认为“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功劳广被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教化施及万物而百姓不觉得有所依恃）；有莫举名（他虽有功德却不能用名称说出来），使物自喜（他使万物各得其所）；立乎不测（而他自己却立于不可测识的地位），而游于无有者也（游于虚无境界，行其所无事）”。这里所谓“明王之治”，也就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由此出发，庄子及其后学既批评了儒家的“以德治国”，也批评了法家的“以法治国”。在《庄子·徐无鬼》篇中，有人问尧的老师许由为什么要逃避尧呢？许由认为，“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但是，“爱利出于仁义，捐（弃）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即无视于仁义者少而取利于仁义者多。以仁义治国，只能造成虚伪，把它变成“禽贪者器（工具）”。“夫尧知贤人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庄子·缮性》篇亦认为儒家“以仁义治国”是“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可说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在《庄子·天地》篇中，禹王问伯成子高为什么“辞为诸侯而耕”，伯成子高答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哀，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是庄子后学假借伯成子高之口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批评。
据《贞观政要》记载，唐代名臣魏征告诉唐太宗：“舜在位的时候，老百姓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受到天子含养，吃饱喝足，却说‘帝王有什么功劳’！如今陛下这样含养百姓，百姓也是日日享用，却不认为是你的恩德。”在魏征看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民众过着自由、富足的美满生活，却感觉不到唐太宗的存在，这是管理的最佳状态。
日本蛇之目缝纫机工业株式会社顾问鸠田卓弥先生极力追求这一目标，他说：“日本的企业不应该把每个员工弄得整日头顶着钢盔干，窒息沉重，总会积重难返，就要吃大亏。管理方式应该不轻不重，最好是不知不觉中，事情就办妥当了。我个人一生都是朝着帝尧的方式目标而努力的。”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非常推崇老子的管理境界的思想。他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在引述了《老子》十七章的说法后，评论道：“老子说，不好的领导者，会被人们瞧不起；好的领导者，会赢得人们的称颂；伟大的领导者，是让大家在事情完成时说：‘是我们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的。’”
他认为企业领导人是组织的设计师，好的领导人懂得创造有利于人们可以发展自我的环境，虽然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最终将会赢得人们的称颂；反之，不好的领导人依赖严苛的控制手段，使人心生畏惧，最终会被人们唾弃。至于最高明的领导人，是透过理念沟通、建立愿景，引导人们发扬主动的精神，为目标全力以赴，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事业。从彼得·圣吉的引文和诠释来看，他确实掌握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精义，企业领导人需要秉持“清静”的心态，纵观全局，因循管理自然的趋势，化解管理的矛盾，方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这种“太上，不知有之”的最高管理境界同现代管理科学所说的“象征性管理”、“渐进式管理”有某种相似之处。德国管理学家曼弗雷德·马丁和加比·波尔纳在《重塑管理形象》一书中，把管理者和管理境界分为“棍棒式”、“家长式”、“权力控制式”、“协作式”、“权威式”、“想象力式”、“全球责任感式”七级。其中，“全球责任感式”是最高的管理境界。在他们看来，具有全球责任感的管理大师的活动是渐进的，帮助别人是自己的本分，从不张扬，制造领导效应。领导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好像春风化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们为人民悄悄谋福利，做好事却从不希望人民对他感恩戴德。可见，“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是古今中外管理者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