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世变序幕

近代中国世变，宜上溯至满族人入关，原来满族人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并于1644年，乘流寇亡明之际，由山海关引兵入京，取得政权，以异族入主中原，实行明朝体制，谓之“法明”，实行汉化，创建新王朝，此即史家所谓“明清两代，相沿不替”之成说。 此后历经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励精图治，劝农薄赋，复兴农业经济；继而平定三藩，收台湾，征服准噶尔蒙古，控勒新疆、西藏，击败俄罗斯。而滇、贵两省则行“改土归流”，边省日见“内地化”，“本部”扩大而号称18行省，终于建立汉、满、蒙、回、藏合成的多元民族帝国。“一国多制”，版图辽阔，仅次于国史上的元朝 ；而其人口亦由17世纪明清之交的1亿左右，渐增至19世纪中叶之4亿，堪称广土众民，是为中国得以成为东亚大国之凭借，此即“康乾盛世”之来临。 清人并以儒家“三纲”形成之“威权”意识形态、秦汉唐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作为统治体制，结合具有地缘色彩的士绅与宗族之社会基础，以及中国本部农业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得以垂治天下，此即类同许倬云所谓中国文化之“三元色”。 清廷在外交上行“朝贡体制”，划分与中国地理远近不同而分等的属国，实行以经济施惠“远人”，藉此宾服四邻之外交策略；由是成为东北亚、东南亚的“天下共主”，从而产生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建构“中华世界之秩序”。 ^[1] 难怪何炳棣以1683年至1800年代之盛清时期，媲美古罗马帝政和平时期，而冠称为“中华和平世代”（Pax Sinica）。其时政清人和，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学术文化发达；故中国富强，其来有自 ^[2] ，此亦“中国中心”意识形成的背景。

踏入19世纪之初，传统中国政治的“治乱周期”，再次呈显于清王朝历史发展脉络中。此即人口膨胀，土地不足分配，出现人口过剩，传统农业经济出现危机，导致流民四窜，社会不稳。而君主政体的人治因素，随着乾隆晚年老耄废政，宠信和珅（1750—1799），导致官僚贪污，行政废施。而继任的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皆属守成之君，才具有限，终于先后爆发川楚白莲教之乱（1796—1804）、太平天国之乱（1853—1864），以致全国动乱。其后乱事虽然次第平定，而全国局部叛乱则仍然此起彼伏，未见止息，较著者为北方捻乱，西南、西北回乱，此后盛世不复。期间由于内乱，各省地方督抚，均被朝廷委以重托，膺命平乱，中央大权由是旁落，而地方日渐权重，已见割据分裂之端倪。 ^[3] 最为致命者，莫过于闭关自守，导致民族悲运之产生。原来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文化交流，从而得悉欧洲科技文明；然至雍正，厉行禁教，中西文化交流中止。此后百年，为西方工业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之时，中国因而无由得悉，日见落后，遂形成郭廷以所谓“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且其时世局大变，欧洲列强挟工业革命之富盛，本其新航路新大陆拓荒探险之精神，对外扩张，是为“新帝国主义”之兴起。时英、法、俄、德、意、美诸国，纷纷拓殖亚、非两大洲，发展势力。就亚洲而言，先至南亚、东南亚以至于东亚，后者以中国首当其冲，是为“西力东渐”。 其时欧洲首强英国，利用中英鸦片贸易纠纷之时机，借口中国通商限制，外交歧视，发动中英鸦片战争；以其精练海、陆强兵，配以工业革命先进技术创制之坚船利炮，一举击败仍持骑射刀剑火器等落后武备的清朝经制军——八旗与绿营。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确立领事裁判权，并接纳值百抽五之不平等关税协议，尽丧权益，是为近代不平等条约之滥觞。 ^[4] 其后西方列强及明治维新之新兴日本，洞悉清廷外强中干之“纸老虎”实相，相继以“炮舰政策”武力入侵，恫吓威迫，夺取利权，遂发生50年代之英法联军之役，70年代天津教案交涉、中日牡丹社事件、中英马嘉理交涉，80年代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南战争，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以至庚子拳变、日俄战争。列强相继入侵，祸及藩属、边省，清廷对外交涉失利，开战则屡战屡败，兵连祸结，并签订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中国已成“东亚病夫”，而亡国迫近眉睫。 ^[5] 上述内忧外患，使清廷疲于奔命，而战火蹂躏地方，城乡残破，经济萧条，财政日见危困，只得苛税重剥，卖官鬻爵，政治更见腐败，清朝已然中衰。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前夕之中国，国势日见凌替，而清朝最终难逃覆亡之命运。

正当清室处于内忧外患的动乱之际，地方上汉族官绅以及民间汉族知识分子眼见满族“变身”之“华夏”王朝，已然衰颓，而亡天下之危机，日见迫近，相继觉醒，群起呼吁自强与救亡，此即清季改革与革命运动之所由起，而天下从此大变。 uLRi8F/E0P5wNvpu9qfroypwXO5PGCgjrl18RVzdUsFYX8pSAwoFwEmgwmiyG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