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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辛亥革命史及民初政局历史研究而言，最初的著述始于革命党人之撰述。当中较著者，有章士钊翻译宫崎滔天之《三十三年之梦》下半部而成的《孙逸仙》一书，孙中山自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革命经历的《伦敦被难记》、《革命缘起》、《中国革命史》，陈少白记述兴中会时期之革命经历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记述其时之革命人物、团体、宣传及其活动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冯氏之一手记录，使其获取革命“百科全书”的称誉。此外，尚有光复会陶成章记述光复会在浙江的革命活动的《浙案纪略》，宋教仁记述同盟会成立及华兴会之活动的《我的历史》。
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动，相关的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著述，出现了不同立场的研究观点。谢文孙搜罗1902至1972年出版的相关中文论著，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以正统学派（Orthodox）及新正统学派（Neo-Orthodox）分别标签国民党及共产党统治下之辛亥革命研究著述。前者以孙中山缔造及领导国民革命为核心之观点撰述。后者则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理论为指导，剖析近代中国革命历程，指出近代中国革命为反帝、反封建，以农民、工人为主体，而以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为同盟所发动之革命，从而促成社会变革，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革命过程是，由孙中山领导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而由中国共产党继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基于上述分析，孙中山首起倡导革命，乃革命之“先行者”，而辛亥革命则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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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辛亥革命研究，即由此而起。1949年后随着两岸政治的分离，台湾与大陆的学者分别以“正统”及“新正统”的观点对辛亥革命史进行论述。期间随着学术与文化之开放与交流，相关研究与著述的观点逐渐出现新的变化，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日益多元化，从而丰富了此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以下分述台湾及大陆相关研究的成绩。
在台湾史学界，自1950年以降，郭廷以创设近代史研究所（简称近史所），推动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以辛亥革命为首之民国史即为研究对象之一。
台湾史政机关——党史委员会及“国史馆”典藏了大量的革命及开国史料，为辛亥革命史及民国初期历史研究之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时之研究乃以革命及其开国人物为对象，包括同盟会重要领袖如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宋教仁，及开国领袖黎元洪，均为学者所关注，而孙中山的生平、事业和思想，更为学者研究的焦点。
正当正统学派史学观念仍具影响，人物研究仍为主流之际，近史所张朋园首先出版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二书，另辟蹊径。前书研究梁启超于1894年至1911年间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指陈梁氏为清季革命运动的间接助长者。后书探讨立宪派于咨议局、资政院之活动及参与辛亥革命之史实，从而肯定立宪派对清季革命的贡献。稍后同所之张玉法，先后发表《清季的立宪团体》（1972）及《清季的革命团体》（1975），为继张朋园后另一位研究辛亥革命之重要学者。前书重点讨论清季推动立宪运动的各种民间组织，并给予立宪运动高度评价。后书对清季革命运动中不同革命团体派系之分合大势进行研究，进而重建辛亥革命发展之全貌。其后张玉法以此一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提出辛亥革命性质为“全民革命”之理论，并于1982年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时发表论文，与出席会议的持辛亥革命为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的大陆著名学者章开沅进行论辩，是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张、章论战”，从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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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即在上述二张四书出版之后，不但突破了正统派的研究观点，并且带动对清季立宪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创立新猷。此后张玉法对民初政党也进行了研究，出版了《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
与此同时，近史所李国祁及张朋园主持“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1860—1916年”，利用西方现代化观念研究清末民初沿江、沿海十个省区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变迁。这项研究的成果是，先后出版了苏云峰的湖北省、李国祁的闽浙台、张玉法的山东、张朋园的湖南及王树槐的江苏五书，从而带动了辛亥革命省区的研究。该所的李国祁、吕实强、赵中孚、苏云峰、张朋园、陈三井、林明德等发表了不少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
，并引致林能士研究华北的革命活动，其日后出版了《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一书。
在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立宪运动及省区研究，成为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之两大标志，此后相关课题研究日多，包括妇女与辛亥革命研究
，英、法、俄、美、日等列强与辛亥革命之外交关系研究
，华侨与辛亥革命研究
，同盟会革命宣传研究
，南北议和与南京政府研究
等。由此可见，台湾一地之辛亥革命研究，就其课题观之，乃由以人物研究为主，转为对立宪派、革命团体之研究，继而注意省区、社会阶层及外交关系研究，研究日趋多元化。
然而随着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令”，政治日渐民主化，促成台湾本土主义之抬头。史学研究亦受影响，台湾新一代史学研究工作者，其研究兴趣日渐转向台湾本土历史之研究，而辛亥革命及民国史研究，则转趋淡薄。
就大陆而言，由于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革命史地位的肯定，并且明言为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兼且自上世纪80年代期盼结束国家分裂，完成两岸统一，故自1951年起，每逢辛亥革命10周年，起而举办纪念研讨会，先后举办了5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及10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藉以缅怀及保存先贤振兴中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记忆。
并相继出版大量文史资料及会议论文集，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此一领域的成果，从而构成辛亥革命研究史中之“纪念史学”。每十周年纪念的研究及出版活动，无疑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及研究成果，并整理出一条研究发展之理路，深值吾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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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先后出版吴玉章之《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实为马列毛理论与辛亥革命史实结合的研究成果，堪称新正统学派的代表作。又据章开沅之不完全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出版相关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余篇，自此奠基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可惜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1976），史学研究沦为政治工具，研究无由发展，幸好打倒“四人帮”，结束政治斗争。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实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犹如“火凤凰之再生”，从此开展，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及广州四地之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重新开拓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研究，召开一系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之研讨会，加强与海内外学者之交流。其中两岸以章开沅及张玉法同时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分别提出辛亥革命究属“资产阶级革命”，抑或“全民革命”，将两岸之辛亥革命研究对话活动，推向高潮。此后大陆以华中武汉为首，先后刊行《辛亥革命研究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等期刊，吸纳国外包括日本及西方之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日开，著作日多，出现了新的动向，包括：（1）出版辛亥革命通史著述，此即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三册，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2）编纂及翻译中外档案史料，如《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979），《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各省、市、地区，由政协出版相关的《文史资料》，提供大量辛亥革命区域研究的史料。（3）研究课题之持续与更新，包括孙中山研究之加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立宪派及立宪运动的研究，以及清季十年新政改革之研究。大陆之辛亥革命研究，渐由革命派，转向至立宪派，再转向晚清新政导致革命之研究。其研究动向渐与港台及海外研究步伐一致。
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研究在海峡两岸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陆和台湾、香港学者，对相关成果有过多次全面的综述。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岸学者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现象，在一些重大课题的观点上有了更多的沟通和理解，具体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共同的特点，研究方法和学术评价的标准趋于一致。
2000年以前台湾学者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概况，李金强和张玉法已有比较全面的综述。这一时期台湾学术界先后受1949年前民国学术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影响，1980年代后也产生与大陆学界对话的需求，取得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
2001年以后，从总体上看，台湾学界辛亥革命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主要表现为：（1）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数量大幅减少。在台湾史、新文化史等新兴领域的论述数量急速增加的情况下，传统热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已有下降趋势。而近年来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已非常少，有的年份甚至难以检索到几篇。（2）在主流学术期刊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相关论文已经到了相当少的地步，如《新史学》及各大学《历史学报》上，专门的学术论文凤毛麟角，在《近代中国》和《国父纪念馆馆刊》中还保留一些领地，反映出当下的学术精英对这一领域已明显疏离。（3）在台湾地区的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的作者，大半已不是台湾本岛学者，而是大陆和海外学者。与此同时，台湾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大陆和香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4）许多论述无论题材还是研究方法、行文风格，仍很传统，有的论文较少新意。以下从可以寻见的研究成果中，大体展现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某些动向和趋势。
一些前辈学者对孙中山的思想以及辛亥革命的宏观和微观问题续有阐发。这些论文大多是作者在长期研究的背景下，对原来学术观点的进一步引申、深化或总结，也是在主题上较为紧扣辛亥革命的一批成果。如张玉法分别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意义、清末改革各派在革命中的表现和贡献、革命派与改革派的关系及民初的共治和理想的最终落空。
胡春惠讨论了清末地方主义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对民初政治的影响。
刘凤翰对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袁世凯时期的两次全国军事蜕变进行了分析。
吕实强在对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中，对大陆学者有关“资产阶级”的认识提出了讨论。
陈三井继续探讨了法国对孙中山的影响和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
王尔敏论述了孙中山在20世纪的历史地位。
李国祁探讨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的认识。
蒋永敬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变英雄革命为国民革命的革命，但仍难突破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的传统，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
这一批学者多数是上个世纪中从学术上将辛亥革命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层次的中坚力量，他们集一生精思的总结性论述，仍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中青年一代从新的视角来评价辛亥革命，是近年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成果。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引起了台湾学者的讨论，对于进一步的思考很有意义。
朱浤源从制度层面，特别是从国体与政体结构的内涵和运作功能出发，来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
进而从多角度分析了孙中山在革命中，试图引进海国式民主体制，在实践中不能实现等种种因素。
在一些专门的领域，也有新的研究，王纲领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唐启华探讨了中国外交官参与“保和会”的努力、意义及对国内立宪、法制改革和革命的呼应关系。
黄自进研究了孙中山反清革命与日本政府的关系。
女权思想的研究也有新的成果。
有的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如对湖南和四川保路运动的比较研究。
洪喜美探讨了辛亥革命前语文大众化的发展。
与台湾史研究的兴起相应，有学者研究了辛亥革命对日本治下反抗运动的冲击和影响。
陈三井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未刊电文档案，从独特的角度解读辛亥革命。
尽管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上，辛亥革命史的论文减少，但一些传统上特别注重革命历史和地方历史的期刊，发表了不少关于各地辛亥革命情况和地方性革命人物的研究论文。如《孙学研究》、各地的文献杂志，有对孙中山、居正、张謇、谭延闿等人物及许多名气远远小于他们的地方性人物进行研究的论文。
还有对各地的辛亥革命研究，有的已经具体化到如台山等县一级区域。
这对展现革命的全貌和各个地方革命的不同特点、相互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新政及立宪方面的研究，有论者研究了新政时期满汉政争
、江苏省的毁学风潮
、外蒙古的新政
、那桐对日本的考察与新政的关系
。关于民初的政治和思想，有对民初中央组织、新政治观念的探讨。
学位论文方面，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的，为数不多。关于革命派，有对《民报》历史观及会党与革命关系的研究
。对于新政方面，有对晚清教育新政的研究
，以及对作为遗民的郑孝胥的研究
。关于妇女运动，有对妇女参政和秋瑾的研究
。学位论文的选题和风格显然表现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视野的区别。
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兴盛起来，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研究成果多、研究水平高，而且相当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91年、1999年、2001年、2011年前后，有过数次对既往研究总结和综述的高潮。
李金强也对大陆研究状况有过叙述和评论。
2001年以来，大陆虽然还保持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数量，但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与台湾学术界相似的变化是，政治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热度急降，相比社会史、经济史、现代化研究等新领域的兴起，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研究中，政治史论述所占比例下降。但是因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力量强大、基础雄厚，并有相关的纪念性活动的激励，在某些年份还能掀起一次次小的高潮，如2001年的辛亥革命90周年、20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20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年份，各地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领域，一些重要的课题仍然受到学者关注，继续取得进展。
在政治史方面，有对新政、立宪、革命关系的论述
，对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研究
，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元南北议和的研究
，对北洋军阀的形成、特点和历史评价以及军阀政治的研究
。在民国初期的政治史方面，对民初政党政治问题的研究仍受重视。
在思想史方面，对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变迁及在近代的地位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
、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西文化观
等问题，也有进一步的探讨。学位论文中，也有少量地方性的革命和立宪运动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水平有显著提升，特别是近年来对于清末新政、政治制度、知识分子、边疆和民族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革命本身的研究要多得多的成果，不少成果代表了大陆近代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制度史研究偏弱，既往研究倾向于“西方”制度移植的观点，较少深入到“政”与“制”的不同层面，深究内外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影响。关晓红对科举停废、议修京师贡院、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督抚衙门行政体制的改革、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和运作等问题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刘增合考察了晚清西式税制与国地两税划分问题、外省财政机构改制问题，分析了新制移植过程中旧式制度、积习的排异性作用，及因此形成的新制与旧规并存的局面。
张建军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参谋机构从清末军咨处、军咨府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政府成立的参谋机构，再到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北京政府设立参谋本部的设置过程。
姬丽萍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三个方面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进行探讨。
刘会军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相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所奠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一种反动和倒退，但这种反动和倒退并没有达到恢复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程度，在整体上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
张玉龙探讨了政治精英集团之间、政治精英与国民之间、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新旧杂糅是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失败的原因，指出军人“强权政治”模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以后的政治走向。
严泉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的特色。
周春生、孔祥来、魏光奇、丁海秀分别考察了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省、县、乡行政制度。
不过许多学者仍指出制度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还需要加强。
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于科举停废对乡村士人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废科举造成传统士子与儒家理想相离异，促成其投向标榜民族、民权的革命。
有学者通过考察民团，论述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
关于舆论对革命的作用、城市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对政治鼎革的影响，也出现了从社会视角开展的研究。
有学者从地方权力重构的角度，探讨了在晚清地方社会秩序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权力之间的斗争，揭示了清末民初地方权力重建过程中的复杂与冲突。
有学者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展开研究，论述了革命党人与新旧社会控制系统的关系，及其在“二次革命”中失败的原因，揭示了民初广东乡村基层机构具有独立性，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
研究领域的扩大成为超越前此阶段研究水平的主要推动力。除上述方面外，近期研究的进展还表现在对清末民初社会各方面问题的关注，如对新政时期新官制的研究
，对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研究
，对各省代表会、临时参议院与民初国会、各省议会的研究
，对各种教育团体的研究
。知识分子的变化和表现受到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论述了留日学生对新政改革的重要作用和对近代化的贡献。
在革命中的少数民族问题方面，有对革命前的满汉关系、清政府“平满汉畛域”的研究
，革命中杭州和成都旗人命运的研究
等，并有专门的成果。边疆地区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对这一时期蒙古、新疆、西藏、川边等地推行新政的情形，辛亥革命与滇西少数民族的民族观念，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等的研究。
对于妇女史，有学者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角色意识
、女子参政运动等
。
在研究领域显著扩大的基础上，一些论者对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具有新意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时，已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发展无序化是一对矛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结局。
近年来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正面意义肯定更多，如论述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或认为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有学者对立宪派提出新的评价，肯定他们对于国民政治觉醒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在民初阻碍了近代中国政治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
有学者将民初府院之争放在北京政治常态与异态的变局中加以考察，段祺瑞用武力压倒了黎元洪，内阁由武人主导，又将北京政治导向另一重异态中。
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在事实上遭到否定，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有学者探讨了1917年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各方展开的争论，论述了中国决定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由此而发端。
还有论文从市镇变迁的研究中对长期存在的革命只在大中城市开展的偏见有所修正。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新论提出。如对于“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一说，有学者提出刺杀宋教仁一案是带有暴力色彩的会党实施的，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
有学者通过对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的内容和发表背景的研究，指出古德诺并未支持袁世凯称帝，反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
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引导下的新的选题，如对革命中“革命”、“共和”、“民主”等重要概念的研究，专门探讨了这些概念的传播和普及。
有论者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提出孙中山在革命后从“崇拜革命”转回清末改良的旧道。
对秋瑾革命形象历史建构进行的探讨，也显示了研究者对于史实和历史建构力图做到多层次的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研究中出现了一批注重实证性的研究，研究呈现细化的趋势，利用档案、报刊、手稿等原始资料，进行考证辨析。如在新政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两种宪法草案稿本，对其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它们对当时立宪活动的实际影响，并且引发了不同的意见。
有学者对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制定过程进行了探讨。
在论述的细化方面，许多在原有认知框架中不太引起注意但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得到了学者的研究，如清末官制改革中的官员俸禄问题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的角色、互动、矛盾关系
。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制度和事件，如清末的课吏馆、民初的巡阅史制度、一些较小但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等等，也有初步的探讨。
综上可见，辛亥革命及民初开国的研究，在两岸学者努力研究及开拓下，成果日多，课题日新月异。然而除两岸学者研究以外，尚有香港一地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亦不容忽略。香港之辛亥革命史研究，始于罗香林、王德昭、左舜生、简又文、黄福銮等学者。其中以罗、王二人影响最大，均以研究孙中山的生平及思想见称。现时香港研究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之学者，大多受二人之影响。其中又以王德昭倡论辛亥革命为“知识分子”之革命最为突出，近日国内学者亦有首肯此一“知识分子”革命论者。
就罗香林而言，开拓孙中山革命及香港关系之研究，此一课题，引起本地学者吴伦霓霞、霍启昌、黄宇和、周佳荣、李金强等之关注
，其中后者先后出版《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及《中山先生与港澳》两书，从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源于香港及辛亥革命摇篮在香港的论说，提供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