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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至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3日）成立，以华中、华南为主，共15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占全国2/3地区，清廷统治土崩瓦解。就时间而言，各省独立可分两个梯次。第一梯次于10月份，包括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六省。第二梯次在11月，共有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及四川九省，其中山东独立仅12天便告取消。
湖南（10月22日）
10月22日湖南光复，成为首个响应湖北之省份。此乃因两湖紧密连接，遂受鄂省影响。且湖南社会、经济问题严重，已具革命形势，加速湘省独立，支持湖北。武昌首义消息，传至湖南，党人跃跃欲试。焦达峰联络新军、会党，并购买手枪炸弹，待人械齐备，立即发动。湖南巡抚余诚格（1856—1926）已提防新军，采纳巡防统领黄忠浩（1859—1911）调虎离山之计：分散新军至各州县，每营只保留步枪子弹两盒，又召巡防队回防长沙戒备。22日党人起事，焦氏率炮队攻小吴门，陈作新（1885—1911）部向湘春门，两军入城后会攻军械局、抚署，占领布政使署、官钱局及电报局。余抚“穴抚院后墙而遁，莫知所向”，黄忠浩则被擒杀。
当日长沙各界会于咨议局，成立军政府，推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发《湖南军政府宣布独立电》，并扩军一协援鄂。
然湖南军政府内斗剧烈，政权终为立宪派所夺。原来咨议局议长谭延闿（1880—1930），建议成立临时参议院，议员多为旧人。未几再提出《都督发令条例》，规定都督命令须经议院审定，方才生效。焦氏按谭人凤之议拒绝，并取消各机关，延闿愤然辞职。
立宪派随即散布流言，诬焦、陈为陈胜、吴广，都督府为梁山泊。10月30日，长沙发生纸券挤兑风潮，陈作新巡视，遭伏击身死。梅馨（1878—1928）率叛兵攻都督府，扬言为黄忠浩复仇，焦达峰为乱兵砍杀。
士绅推谭延闿继任都督，告诫各军不可妄动，厚殓焦、陈，收拾乱局，并获黄兴致函肯定。自湘省独立，立宪派仅用九天时间取得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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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10月22日）
陕西之光复仅晚湖南数小时，同在22日发难。武昌报捷，清廷当局严加防范，西安将军文瑞（？—1911）调旗兵守满城，要求巡抚钱能训（1869—1924）发弹药备战。钱氏以谣言不足信拒绝，惟召巡防两营，加强城防，调新军一、二标往汉中、凤翔，并稽查军中异样。革命党人于10月20日商讨对策，为安全起见，只以会员传递意见，以事不宜迟，定于10月22日起事。盖因星期日行动，不致马上被察觉，新军可秘密集结，亦有充足时间夺占军装局，且假日时刻，守兵有所松懈。此外党人决选领导，钱鼎自觉威望不足，推第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1881—1958）担任。
22日晨党人会聚旷野森林，拟定行动计划：以张凤翙占军械局、张益谦攻西门，钱鼎则占藩署及其它重要局所。各路军行动顺利，军械局等迅即受控，然旗兵仍据守满城及北门拼死顽抗。次日新军破满城北门，文瑞投井自尽，“所有满人，潜逃一空”
，钱能训自杀未成，被送至总司令部。西安光复后，潼关、蓝田、南州、临潼、三原、泾阳、富平、兴平及同州等地相继回应，“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举矣”
。10月25日该省各界会于督练公所，采秦陇复汉军政府名号，但组织军政府却有难产之势。
幸众以大敌当前，达成协议：推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1881—1913）任副统领，军政府内要职均由哥老会人掌握。
陕西虽完成光复，但强敌环伺，革命政府其后出兵援晋，与清军激战于潼关。
江西（10月24日）
两湖光复，东侧之江西亦于10月24日反正，屏蔽武汉侧翼。江西独立，始于九江，吴铁城（1888—1953）等人早于此地设浔阳阅书报社，倡改良社会，后以国势日危，加入革命行列。
武昌起义后，党人蒋群奔走联络，成功策动故友53标内三营之管带范增福、黄焕章，炮台总督徐公度等，获其支持，标统马毓宝（1878—1933）亦无坚决反对之意。时庄守忠领55标四营及稽查官周树森助守九江，党人即于23日发动，各军臂缠白布，攻道、府两署，再占55标阵地火柴厂，知府璞良、庄守忠遁逃。革命军成立军政分府，推马氏为都督，徐公度任炮台总司令，吴铁城为总参议。九江光复，震撼南昌，堪称“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巡抚冯汝骙（？—1911）“战守均无定策”，城内已见“有预备白旗为欢迎民军者”。29日南昌绅学各界组织保安会，要求冯氏“便宜从事，力保治安”，获回复准予执行。次日冯氏闻各界谋和平独立，“不能承认为首，遂复作罢”
。南昌城内第27混成协马、工、炮、辎各营已经蔡公时（1881—1928）运动，30日晚军内举方世亮为指挥，蔡森缒城而入，革命军全面占领南昌。
31日南昌于商务总会召开各界大会，公推吴介璋（1875—1926）为都督，刘起凤为民政部长。无奈江西光复后形势不稳：吴氏专注扩展军政，为55标标统冯嗣鸿（1875—1926）反对离任。彭程万（1880—1978）赴任又因方世亮等迎马毓宝而去职，马氏继任后亦为孙中山罢免，终由李烈钧（1882—1946）督赣后才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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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10月29日）
10月29日，山西响应湖北起事，其独立威胁直隶，缓解武汉压力。自陕西光复，山西巡抚陆钟琦（1848—1911）派新军第85标往晋南。党人识破其谋，故在28日黄国梁、杨鹏龄密议起事，推姚以价任临时领导。姚氏兵分三路直捣太原，以苗文华攻满城，于凤山炮队助之；崔正春部夺军装局；令杨鹏龄攻抚院，拂晓轰门入城。时阎锡山驻扎城内，闻兵变后即率军攻抚院后门巡防队，起义军击毙陆钟琦、其子亮臣及谭振德。
省城得手后，党人集于咨议局商讨善后事宜，成立山西军政府，公推军阶较高之阎锡山、温寿泉为正、副都督，原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1850—1922）为总参议。再命姚以价为行军总司令驻固关，以祖树棠、张瑜守娘子关、雁门关
，防备清军进袭。军政府之成立，获立宪派支持，阎氏就筹款事宜与咨议局议长梁善济（1861—1941）“斟酌再三，然后合议”
。山西光复后，清廷起用党人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平乱，党人大喜，谋与之联合，不料吴氏被刺于石家庄。此后北洋第三镇曹锟（1862—1938）、卢永祥（1867—1933）连破娘子关、太原，山西形势告急。幸王用宾自太原反正，径往河东联络士绅，组河东绅商议事公所，并兴办蒲、解两属民团，成功光复河东。太原失守后，阎氏率部北退绥远，温氏撤往晋南，以图再举。王用宾则联合临河秦军取运城，成立河东军政府，众推王用宾为兵马节度使兼民政长
，继续抗击清军。及至西南议和，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都督。
云南（10月29日）
云南首义之地为滇西腾越。同盟会员张文光（1884—1914）早于当地活动，创办自治同志会。10月27日，张氏联合新军76标排长陈云龙起事，围攻督署、军械局，总兵张嘉钰吞金自杀，护西道宋联奎（1870—1951）请降。
29日，张氏自称滇西军都督，以九星为旗帜，采黄帝纪年，分兵取永昌、顺宁、云龙州等地。昆明亦密谋起义，总督李经羲突于28日收缴军械，同日党人会于唐继尧卧室，决定两日后晚12时举事，主力占领军械局及各衙署、库局，以蔡锷任指挥。不料30日晚6时，讲武堂73标士兵突然发动起义，击毙队官安焕章、唐元良，党人李根源、李鸿祥（1879—1963）领兵出击，一、二队营队官胡庾先、马为麟率部加入。其后李氏率部击溃丁锦（1879—1958）卫队，进逼北门，并催促驻巫家坝之74标及炮标回应。起义军破北门后，与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1911）相持于五华山、军械局。与此同时，蔡锷率74标助战攻下督署、军械局，五华山守军大溃，活捉钟氏送往南门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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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革命军进占昆明全城，成立云南军政府，以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殷承（1877—1940）为参谋部总长，次长为谢汝贤（1879—1914）、唐继尧。又蔡锷素与立宪派有渊源，故该省亦被视为新军及立宪派共同合作而成事之省份。
昆明反正后，云南军政府又戡定大理、临安、蒙自等地，滇西军都督亦撤销名号，全省复归统一。
江苏（11月5日）
湖北武昌起义后，北洋军受命南下平乱，直指武汉。江南革命党人即时起动，图解鄂省之威胁。首先发难地为上海。11月2日，李燮和与陈其美会于《民立报》社，决定在5日举事。次日同盟会党员再会于西园斜桥，突然发动起义，攻打江南制造局。陈其美亲率商团、敢死团进攻，然劝降未成反被俘，幸李氏闻讯即领巡防营、商团围攻解救，并分兵攻打上海县署。
11月5日，起义军推陈氏为沪军都督，李氏为参谋。未几，吴淞守军反正，推李燮和领吴淞军政分府，部署进攻南京。上海独立后，苏州势孤，民团绅董潘祖谦、商州总理尤朱申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1860—1930）保障地方治安。同时上海亦遣民军50余人，往枫桥新军标营宣告一切，共表同情。翌日天明，马、步、工程、辎重等队袖缠白布，先后进城驻扎各机关，并往抚署，请程氏独立。程德全即宣布“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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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就任江苏都督，以刘之洁（1872—931）为新军协统及苏军统领，张一麐（1867—1943）为民政司长。苏州独立后，松江、无锡、嘉定、镇江、南通、扬州及高邮等地先后光复，尤以12月2日徐绍祯（1861—1936）江浙联军击败张勋（1854—1923）、克复南京，影响至巨。又因鄂军受挫于阳夏，汉口、汉阳失守，赖南京光复，连结宁汉，奠定南北对峙的格局。又据王树槐之研究，江苏各州县的光复，多赖旧官吏与绅商两种势力合作而完成。
浙江（11月5日）
浙江光复与江苏相若，是巩固宁汉后方、加强革命实力的重要举措。早在10月12日，陈其美亲临杭州，次日与顾乃斌、褚辅成（1873—1948）、吕公望等于西湖商议起事，决定先往浙东组织敢死队任先锋，方有十足把握。其后党人设机关于李棠宅，分头筹集经费，输送军械，运动警察、巡防营，定于11月5日破晓前发难，以童保暄（1886—1919）任临时都督。
及至上海光复，“咨议局沈副议长至抚院请拆卸满人营墙，尽编汉籍，以免惨杀”，增韫（1869—？）不允。11月4日，“磋商终日，迄未解决”
。当晚党人起事，周承菼（1883—？）率陆军82标及蒋中正（1887—1975）所领之敢死队入城直扑抚署。陈占芬向抚署投掷炸弹，敢死队乘火势进攻，击败卫队，擒增韫及其家眷。朱瑞（1883—1916）部占军械局，会同82标攻旗营，旗兵坚守激战半日，将军德济终接受汤寿潜（1856—1917）劝降。11月5日，各界聚于咨议局，推举汤寿潜为都督；周承菼为总司令，节制陆军及巡防营；褚辅成任政事部长，负责民政、财政、教育、交通及实业等事，免本省税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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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氏虽无革命历史，但出身翰林，曾任安徽青阳县知县、全浙铁路总理，辞官不仕，在浙省名誉地位甚高，故能成为都督，领导全省。杭州独立后，浙江各地如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宁波、绍兴及台州等地，亦在革命党努力下，次第光复。
贵州（11月5日）
1911年夏秋间川路风潮迭起，及至武昌消息传来，自治学社认为时机已到，大举活动，分从军、学、警界及会党四方面着手，联络起事，以张百麟接洽标统袁义保；陈康运动陆军小学堂；陈守廉等分头联络会党，以黄泽霖总其成；周培艺指挥警员、巡查队、高等巡警学校及巡警教练所。滇省光复后革命之势日盛。11月2日，张百麟、杨昌铭、任可澄（1879—1946）等入巡抚署，面陈滇抚沈瑜庆（1858—1918）要求和平独立，沈抚允采半独立形式，设立自保会，公开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沈氏订于翌日开会宣布自治办法，然此为拖延之计，因胡锦棠巡防营新编未成军，须待刘显世（1870—1927）率援军至，即行诛除党人。
当晚自治学社下令行动，陆军小学堂自行破库取械，通知南厂新军起义。推新军教练官杨荩诚（1880—1922）任指挥。
其后新军逼退胡锦棠部，令赵德全（1883—1912）入城，占大兴寺军械库，至天明各部均进贵阳城，巡抚卫队抗命，沈氏终手书承认独立，并将印信送往咨议局。起义军当即成立贵州军政府，推军阶最高的杨荩诚为临时大都督，队官赵德全副之；改咨议局为立法院，以谭西庚、朱焯分别为正、副议长；并推定枢密员张百麟、任可澄、杨昌铭等七人，军政府组织由枢密员全权处理。
广西（11月7日）
自闻武昌首义之讯后，广西“官场恐慌异常，而人民之希望民军，颇有时雨之切”
。10月30日，党人刘崛联络梧州，招集绿林2000多人光复梧州
，后转攻浔州。10月30日桂林党人耿毅率陆军小学学生及新军，自李家村逼桂林，惟行抵将军桥遇大雨水涨折返，此后风声日紧。藩司王芝祥（1858—1930）握广西兵权，调巡防营回省城防守，然其武装力量远不及新军。党人刘古香、王狮灵、刘震寰（1890—1972）于各地起义，巡抚沈秉堃（1862—1913）知事不可为，遂与王芝祥、咨议局议长秦步衢商议独立。咨议局亦分析利害，指广西向倚湖南、广东盟饷补助，今湘省已告独立，财政难以维持。其次省内革命情绪高涨，桂林孤城难以坚守。两者战事一起，地方糜烂，无法向父老交代。
沈、王二人皆同意独立，连夜命“缮写独立黄旗数百面，‘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24字，分竖城厢内外各街巷”。11月7日，广西各界于咨议局召开独立大会，推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陆荣廷（1859—1928）为副都督，电告各府县。11月10日，巡防营第24、5队暴动，先攻藩库，后占咨议局、电报局，沈氏借口北伐赴湘，各界推陆荣廷继任都督，军政府机关迁至南宁，开启陆氏统治桂省之时代。
安徽（11月8日）
安徽光复始自寿州。王庆云（1879—1936）以保卫地方为名，奏请巡抚朱家宝（1860—1923）领毛瑟枪千余支，分组乡团，并联合农会、教育会准备发难。11月5日州吏总兵相继潜逃，大开城门，起义军推王氏为总司令，张石泉、袁子金副之，复以张汇韬征颍上县，亳州、太和请降。
其后，朱家宝电请两江总督张人骏（1846—1927）派张勋所部江防营五营来皖，收常备军各标营枪械弹药存库，调62标三营驻防英山，委安庆城防巡防营统领刘利贞。党人吴春阳、管鹏于城内萍萃楼推胡万泰为总指挥，定于10月30日晚起事，以62标举火为号，61标马炮工程营响应，先攻夺标本部，取弹药，再攻省城。不料胡氏潜逃，起义军为巡防营所败。
事后朱氏即解散新军，更图大举搜捕革命军。咨议局议长宝以珏及皖绅童茂倩（1860—1932）以地方糜烂为由，要求朱氏召回新军，辞退巡江防营以保治安。时皖省民军风起云涌，“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11月6日，朱氏回复咨议局：“请诸公筹划自保，采导遵行。”次日咨议局筹办团防，请朱氏拨款资助商团经费，江防营遂被调走。11月8日，咨议局宣布独立，推朱氏为都督，宝氏为民政长。“省城一律悬挂白旗，商界照常开市，军警学绅各界，通缠白布。”
然而安徽独立后政局颇不稳，要待孙毓筠（1869—1924）上任后，方见“人心稍静”
。
福建（11月9日）
福建党人参与三二九广州之役，死事最烈，仇满之心益甚，省会福州满汉对立日见明显。闽浙总督松寿（？—1911）尚能对党人优容，而福州将军朴寿（？—1911）则誓死效忠清室。武昌起义后，松、朴二人加强防范，悉将药库子弹迁入旗界；凡13岁以上男子均发洋枪、子弹，妇女则发给小刀；又于旗界内安置大炮，埋下地雷，声称与全城汉民同归于尽。
11月5日党人取得新军统制孙道仁首肯加入后，于台江召开会议，商定军饷、军火及军事部署。会议决定推孙氏为福建都督，许崇智任敌前总指挥，作战计划以占领城东康山及城南之于山，居高临下，再分道进攻旗界。
福建同盟会又于桥南公益社设起义总机关，作“发号施令及指挥学生军、炸弹队，商团及联络军警之总枢纽”。福建革命如箭在弦，立宪派斡旋，谋和平过渡政权，副议长刘崇佑（1877—1942）自沪返闽，向咨议局提出方案。11月8日，议会照会松寿，提出四条件：满人宜服从新政府；旗军交出军火；此后满汉不分；满人俸禄，照常支给。松寿已有意妥协，唯朴寿态度强硬，思欲背城一战。
党人遂发动于山战役，是役共分两阶段：前段由11月8日下午3时起至9日凌晨5时，革命军完成准备，与敌方零星交战；后段由11月9日凌晨5时至下午5时半结束，两军激战于山及城内旗汉交界处，最终革命军攻破旗界，旗兵投降。
松寿吞金自尽，朴寿被捕杀。11月11日，福建都督府正式成立，孙氏出任都督。
广东（11月9日）
广东自湖北独立后，党人士气复振，胡汉民在港布署行动，谋以省内民军夺取广州。南方各省相继脱离清廷独立，益使广州当局日感难支。然而广东光复，以水师提督李准及立宪派至关重要。李氏屡破革命党之起事，素为党人所恨，惟自武昌起义后“默察天心，俯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
。再者粤督张鸣岐（1875—1945）又疑其与党人通，夺其中路巡防营兵权，收虎门炮台撞针，故其立意反正。此后李氏遣幕友谢质我来港与汉民谈判，约定献虎门要塞军实。准复联合龙济光（1868—1925），调集兵舰往省河待命。
与此同时立宪派亦行动，10月25日丘逢甲（1864—1912）、江孔殷（1864—1951）于文澜书院商定自保。4日后，九善堂72行总会集于爱育善堂商议，决定承认共和体制，并呈告张氏。张氏拒绝，令兵船戒严。11月7日广州各界再聚咨议局，“到者凡千余人”，包括张氏及满族人代表。会议终于决定独立，推张鸣岐为临时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并由张氏出安民告示，撤去炮楼营盘城楼各处防备。次日，广东宣布独立，不料张氏潜逃至沙面，龙氏亦不允任副督。议会推胡汉民为都督，以蒋尊簋（1882—1931）暂代。同日李准下令各炮台军舰换上中华民国旗，迎胡汉民北上。20日，胡氏偕谢良牧（1884—1931）、李君佩等抵广州，组织广东军政府。
粤省各地如香山、惠州、潮州等地亦相继光复。
山东（11月13日独立，24日取消）
山东独立前后历时仅12天，乃惟一宣布取消独立之特例。自鄂省后，秦晋相继宣告独立，又闻清廷谋以山东抵押，向德借款300万，筹集军饷，鲁省士绅大为震动。11月5日，山东各界于咨议局开会，推夏继泉（1883—1966）、丁世峄（1878—1930）等六人面见巡抚孙宝琦（1867—1931），提出八条要求：禁政府借外债；明诏罢战；允南军要求；鲁新军不得调遣；留协饷；宪法定中国为联邦体；外官制、地方税，本省自定之；本省得自由规定本省宪法及练兵。
三日内不答复，即宣布独立。孙氏以山东财力、兵力不足自保婉拒。11月7日，山东各界齐集咨议局，一致通过推翻由六二党
控制的咨议局，并由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取代，推夏氏为议长。9日清廷答复山东八项要求，然语多含糊敷衍
。11月11日，于山东省城开保安联合会，“创议独立，以保安人民为主旨”，新军第五镇军官黄治坤亦威吓必须独立，孙氏无奈应允，电达北京“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行政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11月13日，山东正式举义旗独立，推孙氏为大都督，新军第五镇统领贾宾卿（1880—？）为副都督。然山东乃直隶屏障，清廷自不容其倒戈。袁世凯密令张广建（1864—1938）、吴炳湘（1874—1930）来鲁，第五镇军官吴鼎元（？—1915）、张树元（1888—1934）等联合取消独立，贾氏弗能制辞任统制，孙氏终于11月24日宣布取消独立。
四川（11月22日）
四川由吴玉章首起光复荣县。10月27日，曾省斋光复垫江，连取大竹、渠县、邻水、庆安、岳池，传檄定莲溪、射洪、营山等县。起义军于11月21日开全民代表大会，成立蜀北军政府，推曾氏为大都督，张观风副之。
然真正牵动全局者，乃是重庆独立，夏之时（1887—1950）领新军起于龙泉驿，自北路东下，途中又吸纳乐至新军数百，后与朱之洪晤，决计取重庆。
自各地发难后，重庆商会、士绅纷纷办团练、保安会，“向楚（1877—1961）、李时俊、刘祖荫各分区集众倡民团，皆先以党人实其额，城中新军阴乐为其用”。时城内人心惶惶，又闻夏氏兵至，“官吏兢不自保”。11月21日士绅密议，遣朱之洪说夏氏暂缓兵势，并欲推巡防军统领李湛阳为都督，惟李氏哭辞。次日中营城防游击队、商团、川东巡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皆缠白号章响应，张培爵等邀各界会于朝天观城，设蜀军政府于巡警总署，以张、夏二人为正、副都督
，通电全国独立。未几忠州、泸州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革命派坐拥半壁川蜀。11月27日，统兵入川之端方（1861—1911）被刺于资州，清廷只剩四川总督赵尔丰（1845—1911）保守成都。赵氏知大势已去，与绅士邵从恩（1871—1949）、陈崇基等谋，愿扶助四川自治，将民政交给咨议局议长蒲殿俊（1875—1934），军政托付朱庆澜（1874—1941）。11月27日，赵氏宣布地方自治，蒲、朱二人分任大汉军政府四川正、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兵变，正、副都督皆走，赵氏用总督部堂名义出安民告示。兵变终由尹昌衡（1884—1953）弭平，并擒杀赵氏于皇城。
至1912年2月，重庆、成都军政府合并，四川复归一统。
上述14省之独立，尤值得注意者为湖北乃首义省份；山、陕独立，威胁首都地区；江浙为全国经济精华，两省独立对全国革命成功具有决定性影响。闽、粤光复使清廷丧失华南治权，革命声势得到加强。
清廷纵掌北洋六镇之精锐，要扫平全国，已见实力有所不逮，其后即有南北谈判，谋求解决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