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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总会，全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属同盟会支部，却保持其独立性。此点大抵如张玉法所说，同盟会虽为各派结合的全国性革命团体，然因“地域主义”，各支部党员却多与地方势力结合，自行活动，中部总会即为显例。
自1907年始，孙中山等人南下越南，建立河内基地，策动粤西、广西、云南三省边区革命，东京本部会务日渐涣散。1910年8月，居正、赵声、谭人凤、宋教仁会聚于东京，商讨革命方略。宋教仁提出“革命三策”：上策为首都革命，直取中央；中策乃长江革命，然后北伐；下策则夺取边陲之地，再徐图进取。众以上策难成，下策屡试不爽，决取中策而行。宋氏再建议先由长江中、下游着手，并以三年为限。赵声等反主张急进。
最终依谭人凤之议“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以不限时期为原则，分途并行，此即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发端。
12月谭氏南下香港，询问南方支部对组织中部总会之意见，适值黄兴全力准备广州起义，并不感兴趣。及至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同盟会精锐付之一炬，谭氏益信长江流域革命之重要。时宋教仁主持上海《民立报》笔政，与陈其美等筹划长江中、下游革命，待谭氏回沪后方另设革命机关。
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正式成立，以陈其美任庶务、潘祖彝掌财政、谭人凤辖交通、宋教仁主文书、杨谱笙管会计。其后众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设分部于各省，如居正主持湖北，焦达峰、曾杰主持湖南。中部总会“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为主义”，“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无可冲突之处”。又批评“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辈，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事攻击，或如客犬，非无共同计划，有以致之乎？”
然中部总会之成立，未经孙中山允许，其宗旨亦与同盟会不尽相同。该会经济依靠会员纳捐，不受他方援助，且组织上采用“合议制”，军事行动由总部召集，分会负建议之责，对南方支部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其革命方略无疑是表达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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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部总会又制定湖北首举，湘、蜀同时响应之策略。长江下游则于南京起事，封锁长江海口，孤立清廷海军。
而中部总会计划之实行，依赖湖北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及文学社。居正及谭人凤遂赴鄂省联络，部署起事，终于促成武昌首义。
辛亥武昌首义乃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共同合作创造之成果。共进会及文学社成员，以湖北新军为主。
1905年8月，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会面，共同商讨如何推翻清王朝，并于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加盟者300余人，其中包括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之成员及其他留日学生，共推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起而策划武装起义，目标在华南两广边地，此即前述香港、河内革命两模式，惟两种模式均未奏效。会内出现异议，刘公（1881—1920）、彭汉遗（1876—1937）、焦达峰（1887—1911）等认为孙中山“专力广东，经略不远”
，对长江流域未予以足够重视。又自同盟会设立，知识分子势力日增，却与地方会党联系日疏。会党成员如张伯祥、邓文翚（1879—1957）计划另建革命势力，遂联络各地会党。1907年是同盟会分化较大的一年，章炳麟、陶成章与孙中山分歧日增，起而批评、反对孙氏，并于1910年重组光复会，自行发展。东京本部亦自孙、黄二人南下河内，策动革命后，组织日渐涣散。共进会正是在此一背景下产生，亦具“分道扬镳”的意味。
1907年4月，刘公、彭汉遗、孙武（1879—1939）、焦达峰、杨晋康、张伯祥、方汉城、邓文翚于东京筹备，9月召开成立会，推在会党威望最高的张伯祥为会长。共进会成立之初，共计90人，当中19人是同盟会成员，隶籍中部省份者达74人。其本部会址先设在居正（1876—1951）、罗杰（1867—？）之东京寓所，后定在青山区一屋，署名“华群社”。会内组织设会长，下辖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八部，并仿效同盟会于各省设会长，任举义后之都督。其时共进会尚未脱会党特色，订立山水堂香之名目，分别为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及报国堂。会员需牢记所订诗句，方可得到内地会友援助。
共进会虽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但其宗旨亦不尽相同。其宣言用文言、白话文发表，文言文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作宣传，白话文则为争取会党支持，强调推翻清王朝、光复汉人河山。而同盟会“平均地权”之纲领，亦被共进会改为“平均人权”。盖因会党向被视为下层，遂有此更动，主张革命成功后，社会各界一律平等。
共进会的旗帜亦异于同盟会，所用者乃九角十八星旗（象征十八省），只用红黑两色（代表铁血主义），全名“铁血十八星旗”
。对共进会的成立，同盟会不甚同意。黄兴为此责问焦达峰：“达峰何故立异？”达峰对曰：“同盟会举止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兴曰：“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达峰笑曰：“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其时同盟会本部停滞，黄兴亦仿共进会之“华群社”，另设“勤学社”，由宋教仁、谭人凤等负责，两会分头行动。
共进会于1908年回国发展，张伯祥、孙武、焦达峰、聂荆、刘玉山等分赴本省活动，由江西邓文翚接任会长一职。此后邓氏回国，由刘公继任，刘氏于1910年离日回国，东京总部活动结束。
共进会在两湖的领导人为孙武、焦达峰。1909年二人会于汉口，商讨入手之策。后焦氏折返长沙，组湖南共进会，但发展不如鄂省。孙武，字尧卿，出身湖北武备学堂，历任湖南新军教练、管带。其后参加自立军起义、科学补习社，事败后逃往日本学习海军，返国后加入日知会。1907年孙氏再赴日本参与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长。汉口之会，孙、焦决计从新军入手，定下“武昌发难、湖南回应”之策略。
其时湖北共进会发展甚速，刘玉堂、丁立中、吴肖韩和李白贞等先后入会，设机关于汉口法租界之长清里。未几，新军第31标正目邓玉麟（1875—1951）及32标士兵黄申芗（1884—1942）加盟，共进会在新军发展势力。1909年孙氏谋藉会党起事，编兴国、大治、安陆、德安、黄州、襄阳及武汉附近会党为五镇，由黄申芗、刘英等统领。不料黄、刘二部突发起事，终致计划流产。清廷侦查湖北日严，共进会领导层暂别鄂省，由黄申芗主持会务。孙武自1910年夏回归，共进会声势复振，改设机关于武汉法租界汉昌里。鉴于会党纪律松散，将其重编为三镇，又加紧运动新军，仿效振武学社规章，编制新军会员，加盟者需要三位旧会员介绍。各单位选出代表执行政策，起义时负责指挥，并拟定奖惩制度。1911年黄兴、赵声于香港设统筹部，策划广州起义，黄兴遣谭人凤联络湖北响应，资助经费800元。共进会遂加紧谋划，于武昌黄土坡设立同兴酒楼，暗中结纳新军。与此同时，共进会又推会长刘公为鄂军都督，改编陆军四镇，准备响应，无奈“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计划被迫延后。武昌起义前夕，共进会已有1500位新军会员，200多位学堂会员，会党成员应不少于前两者之总和。
文学社起源可追溯到科学补习所。庚子八国联军之辱，刺激留日学生，湖北学生刘成禺（1876—1953）、蓝天蔚（1878—1922）等于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月刊》，期唤醒国民精神。1903年俄国拒绝退出东三省，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武昌学界亦要求张之洞上奏清廷，采取强硬立场。义勇队被日本政府解散，激进者被遣返回国，反而加强了国内民族主义及革命思想的传播。先是湖北学生成立“昌明公司”，运送革命刊物，传递海内外消息。后有黄公贞在武昌设立“武库”，每月集会数次，刘静庵（1875—1911）、曹亚伯（1875—1937）等常与会。
翌年刘氏、朱子龙（1876—1907）等谈及革命方略，皆认为会党起事易、成事难，暗杀又不能动摇清廷，只有借助新军，方有胜机。志士们遂踊跃从军，刘静庵投马队，胡瑛（1884—1933）、张难先（1873—1968）入第八镇工程营，暗携《猛回头》、《革命军》等书刊散于军中，宣传革命。其后胡瑛、张难先和学界之吕大森（？—1930）等组织机关，由吕氏起草章程，定名“科学补习所”，宗旨为研习科学，实则从事革命，但科学补习所为时仅数月。1904年7月黄兴联络补习所，告以湘省党人将于11月慈禧生辰起义计划，约定鄂省响应。无奈长沙事泄，清廷派兵包围机关，得悉科学补习所参与其中，命张之洞查办。幸黄兴通知及时，补习所党员迅速撤离，烧毁名册。清廷一无所获，开除欧阳瑞华及宋教仁之学籍。
日知会继科学补习所而兴，乃补习所会员刘静庵所创立。日知会原是美国圣公会（American Church Mission）设立的阅报室，购置报刊新书，任人阅览，由前会长黄吉亭（1868—1954）首设。刘氏与继任会长胡兰亭（1865—1936）有旧，落难之际走依该会，担任日知会工作。数月间阅报人数大增，刘氏征得胡氏首肯，在1905年11月组织日知会，制订章程。次年2月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百余人，阐明推翻清朝、拯救中华之志，刘氏任总干事，陆费逵（1886—1941）、濮以正任评议。日知会每逢星期六、日举行演讲会，宣扬革命思想，秘设印刷机关于黄州，刊印革命书册运送各处。时同盟会成立，派余诚（1884—1910）任湖北分会会长，余氏倚日知会发展。日知会由此大进，设立“明新公学”、“群治社”训练社员，有谓势力已及万人。1906年9月，孙中山为获得法国援助，派同盟会乔义生（1883—1956）随同法国军官欧几罗（Captain Ozil）视察长江，日知会举行欢迎会，让欧氏演说革命，清廷自此注视其活动。是年十月萍浏醴起事，清廷借故打击日知会，刘氏被捕死于狱中，胡氏被判终身监禁，革命声势大为受挫。
此后湖北革命力量之活动方向，遂转向军界发展，由军界人士组合的革命团体，分别为“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最后演变为“文学社”，与共进会合作，成为武昌起义之共同推手。
1907年张之洞内调，陈夔龙（1857—1948）接任湖广总督，对革命的侦缉有所松懈。次年原日知会之任重远，经李长龄（1861—1928）介绍投入新军41营，二人奔走联络约400人，于7月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秦炳钧任主席。任氏谋刺陈夔龙不成，只身避走四川，军队同盟会停止活动。
1908年11月湖北、江苏陆军会操太湖，适逢慈禧、光绪二人殡天，安徽新军党人熊成基意欲乘时起事，遂联络湖北新军。军队同盟会人杨王鹏（1887—1916）、钟畸（1879—1919）、章裕昆（1889—1975）未敢妄动。
12月杨、章等十人改同盟会为“群治学社”，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钟畸主持社务，经费由社员捐十分之一月薪支持。学社更以经费支持汉口《商务报》，由宛思演（1887—1951）、詹大悲（1887—1927）和刘复基（1884—1911）经营，加强宣传。各发起人又在军中积极结纳同志，杨氏于1909年7月通过应考下士团试，升任41标一营左队司书生，破例介绍队官潘康时（1881—1943）加入。学社以官佐意志难坚，易为利禄贿赂，故不许其入社。又规定加入者需三位社员介绍，并派员调查方可入社。1910年春四川因借债筑路引发风潮，时主张铁路国有化之杨度（1875—1931）借道汉口回京，刘复基、李抱良（1887—1973）假意开欢迎会，谋当面惩戒。杨氏拒绝与会，刘氏等抗议，被英巡捕拘禁八小时，群治学社被侦查。四月长沙抢米风潮时，社员即欲起事。共进会黄申芗奔走两湖为清廷所察，鄂督瑞澂严查新军，幸李抱良密藏文件，但社务已大受打击。
群治学社受挫，社员杨王鹏、章裕昆于1910年秋改组“振武学社”，宗旨为“联络军界战友，讲求武学”，由杨氏任社长，李抱良任庶务、文书，章程规则多依群治学社，新订“各标设代表一人，由各标社员中推任之；各营设代表一人，由各营社员中推任之；各队设代表一人，由各队社员中推任之”
，严密学社组织。振武学社发展甚速，惟黎元洪以施化龙取代潘康时，调查学社，再撤换学社重要干部，社务由蒋翊武（1885—1913）惨淡经营。是年12月詹大悲募款3000元支持《大江报》，日出两大张，言辞激烈，振奋革命士气。同时蒋翊武邀詹大悲、刘复基等，会于武昌阅马场集贤酒馆，倡议改“易学社”名为“文学社”，以避官府侦查。翌年元旦于黄鹤楼召开成立大会，蒋氏任社长，大悲为文书部长，复基掌评议。文学社发展迅速，社员遍布鄂省新军各单位，复有章裕昆投入马队活动。又赠送各营一份《大江报》，配合学社宣传。至四月同兴酒楼会议，新军社员已达三千。广州三二九起义后，各省严加防范，学社常会，难以召开。为维持会务，刘复基告假，出居阅马厂文昌阁，联络各单位互通消息。
5月文学社再聚同兴酒楼，设总机关于小朝街85号，刘复基、王守愚（1889—1924）、蔡大辅（？—1915）长驻办公，主席亦由刘氏接任。此后即进入共进会、文学社合作时期。
广州三二九起义功败垂成，共进会决计自行策划两湖革命，并联合与其目标一致的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宗旨相同，但历史起源、成员组织都存在差异。文学社“以共进会干部多非军人，易生杆格，深为踌躇”。共进会反认为文学社是纯军人组织，“脑筋简单，缺乏革命性”。故双方经十次会议后，才达成合作。5月11日，文学社刘复基、王守愚与共进会杨玉如、杨时杰（1881—1956）会于龚霞初（1885—1927）宅，双方均赞成武昌起事，协议“拟令各标营两团体的代表极力避免摩擦”。其后双方就领导权问题争持不下：文学社自恃在新军中力量较大，应居领导地位；共进会则认为己方与同盟会及各省均有联络，且新军势力不在对方之下。6月保路风潮正盛，双方再谈判。两派均表示合作愿望，共进会愿资助文学社经费，刘复基则谢却，更谓“惟军事指挥，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
，未达成实质协议。蒋翊武尝对陈孝芬表示，“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
，足见双方分歧之大。行动尚在策划，却财政匮乏，同盟会提供的800元早已用尽。革命党人为筹措经费不择手段：先有居正、焦达峰偷盗蕲州大乘禅寺金菩萨未成，再有邹永成（1882—1925）骗取婶母金饰事败。幸刘公挪移赴京捐官的5000两充财用，方解决财政问题。
8月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清廷调鄂省新军入蜀。至9月14日两派再会于刘公寓所，孙武率先表示“今日之会，为革命紧急关头，希望大家切实讨论”。刘复基即建议放弃共进会、文学社名义，一概以革命党人视之。其后刘公放弃湖北大都督之位，蒋氏亦作相同表示。杨玉如则认为革命不可群龙无首，须尽早选定领袖。会上各人相互推辞，遂从居正之议，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指挥。
不料黄兴正在香港，谭氏因病住院，宋教仁则候黄兴方作决定。革命已迫在眉睫，9月23日两派公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负责民政，任总理，设总机关于武昌小朝街85号二楼。凡重要大事均由他们决定，虽未明确划分职权，却不失为解决之策。
翌日革命党又到胡祖舜宅，商讨起义日期和计划，与会者包括各营代表：第29标蔡济民（1886—1919）、30标方维、31标赵士龙、32标单道康、炮八标徐万年、马八标祁国钧（1888—1913）、工八营熊秉坤（1885—1969）、41标阙龙、42标胡玉珍（1890—1915）、混成协炮队蔡鹏来、工程队黄世杰、辎重队李鹏升（？—1931）、宪兵营彭楚藩（1887—1911）等。刘复基宣布在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起义，计划如下：
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总代表李鹏升，首先纵火为号（以其营房位于草湖门外塘角旧恺字营，地临江岸，南北两岸及城内皆可望见）。同营混成炮队总代表蔡鹏率队响应。即以一支队由草湖门占领凤凰山炮台，以一队则占青山，迎击海军，由工、辎两队分别派队掩护之。
二、八镇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担任占领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所（因其营房位于楚望台附近）。右旗八镇步队第二十九标三十标总代表蔡济民、杨宏胜等，测绘学堂总代表方维等，率部响应，以与工程营会合于楚望台，协同进攻督署。
三、南湖八镇炮队第八标代表徐万年，率炮队由中和门进城，攻击总督署。由附近八镇步队三十二标代表陈子龙掩护之。
四、南湖八镇马队代表沙金海，及混成协马队代表陈孝芬则警戒于城外。
五、八镇步队第三十一标代表江亚兰及第四十一标留守步队代表廖湘芸（1887—1935）会同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因此两部同驻左旗营房与蛇山相接也）。
六、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四十二标之一部，由代表林翼支（1884—1924）等，率队回应，进占武胜关。
七、汉阳兵工厂驻军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二标之一部，由代表祝制六、胡玉珍等率队回应，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队代表彭楚藩，担任侦破官方，及各军队情报，随时报告于临时司令部。邓玉麟、杨宏胜担任各部队之联络交通事宜。
纵日后起事推迟，但各部队均按计划完成任务，故此日会议奠定了首义成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