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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为光复会基地，革命基础深厚。自徐锡麟（1873—1907）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训军事干部起，浙江革命风潮日盛。1907年徐锡麟、秋瑾先后遇害，大通学堂、耀梓体育学堂关闭，革命声势稍杀。此后吴芝瑛（1867—1933）、徐自华（1875—1933）于杭州西湖发起送葬秋瑾活动，两浙革命党人藉此商讨革命方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及秋开会，又决定，“议决军界中人，固应运动其入会，而军界之外，亦宜运动其入会……即遣俞炜联络法警商防营各界”
。1909年浙江编练新军，大批革命党人担任中下级军官。顾乃斌、朱瑞、吴思豫（1884—1958）、葛敬恩（1889—1979）分别任职营长、排长，吕公望、黄元秀（1884—1954）等在督练公所运动策划。至此“革命势力，已布满军界，专待时机之到来”。此外章炳麟、蔡元培等“或办报社，或办学校，联络华侨策动革命”，士绅如绍兴孙采臣、杭州徐青甫“或斥资接济党人，或遇党案暗中保护，赞助之力甚大”
。
江苏乃南方经济精华，上海为全国经济重心，中外荟萃，故革命风气大开。1904年光复会成立，陶成章、章炳麟本拟立足于此，其后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亦以此为基地。按王树槐统计，若将上海一区的革命活动减去，则江苏省地区的活动，并未发达。
革命党在江苏发展新军，初有成绩，奈何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杀害杨卓林（1876—1907），逐走赵声（1881—1911）、柏文蔚，队中警戒甚严，党员只能稳健行事，运动新军停滞不前。
然同盟会陈其美表现活跃，在沪广结商界、学界，全国商会联合会沈缦云（1869—1915）、叶惠钧（1862—1932）先后加入同盟会，并资助革命经费。二人又为陈氏介绍商会联合会会长李平书（1854—1927），使革命党掌握武装商团。与此同时，光复会尹锐志（1891—1948）、尹维俊（1896—1919）姊妹亦于上海设锐进学社作支部。武昌事发，光复会又遣章梓、柳承烈等分赴杭州、南京、苏州联络，李燮和（1873—1927）则在上海附近募集敢死队组光复军，准备行动。
革命党人在安徽活动时间较长。早在1904年李光炯（1870—1941）迁安徽公学至芜湖，培养革命骨干，以散播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成为长江流域革命中心。
同年陈独秀、柏文蔚创立岳王会，鼓励效法岳武穆精忠报国之精神，成员多投入新军，联络武备练军学生、中下级军官及警察学堂学生。
其后同盟会吴春阳（1883—1911）、管鹏、王天培（1888—1927）、常恒芳自日本回国，发展革命活动。1907年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1907），次年熊成基（1887—1910）乘太湖秋操起事，两次起义虽未竟全功，但革命风潮已大大影响民众。
时同盟会为清廷严禁，张汇韬遂另设信义会，惟其入会誓词仍与同盟会纲领相同，更于1907年策动寿州起事，“后以风声大露，临期中止”。1908—1909年张、管等组织寿州农会，集中革命势力，并南下参与广州起义之谋。及至三二九事败，又获长江大举之讯，再谋9月于寿州发难。
易知社乃江西早期较重要的革命团体，由张惟圣、邓文翚于1904年组织，“明则以诗文结社，暗则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其成立乃由江西武备、测绘、客藉、陆军小学堂等校师生倡议，如虞维煦、龚师曾（1886—1971）、项武等。1906年南昌教案起，易知社即大肆宣传，激发人民义愤。同盟会成立后，派黄格鸥、魏会英回赣建立支部，大部分易知社社员加入。
至1909年江西共进会成立，全体易知社社员加入，并取消易知社名号。赣省共进会以邓文翚任会长，虞维煦及丁立中为副会长。其后共进会积极向学校宣传，利用农闲，深入农村，文翚又亲自联络洪江会、青帮等会党。此外共进会积极运动新军，遣蔡复灵、蔡锐霆（1882—1915）入武备学堂，熊公福、熊骥奇投新军，成功联络新军队官、哨官董福开、卢左等人。未几，邓文翚东渡日本，会务由虞维煦代理。虞维煦不久辞世，会务陷入瘫痪状态，至武昌起义后方有起色。
此外尚有浔阳书报社、国民分会、共和会及赣学社等组织，以浔阳书报社之林森、吴铁城二人活动最力。
湖北、湖南两省同为长江流域革命力量勃兴之地，此即华兴会之所由起，其中湖北一省尤盛，革命团体迭起，遂以共进会、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起而策动，终于促成辛亥武昌起义，是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首义省份。
湖南为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省份”，1904年其留日人数已占全国14％强。
早在1902年杨毓麟（1872—1911）撰写《新湖南》，次年陈天华（1875—1905）亦发表《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思想。同年黄兴组织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标志着湖南革命的重大发展。
1907年，同盟会湖南支部会长禹之谟（1866—1907）发起公葬陈天华的活动；姚洪业（？—1906）为清廷惨杀；及至萍浏醴起义失败，革命运动受到打击。其后宁调元（1873—1913）重建支部，惜在岳州被捕，由刘谦、李隆建完成，与会者包括黎尚雯（1868—1918）、李振鄂及焦达峰等。然而他们多为学堂教师，少有大规模活动，诚如曾杰（1886—1942）形容：“丁未至庚戌四年之间，学界以提倡无人，渐就销沉。”
1909年共进会焦达峰回湖南发展，焦氏即联络会党，于浏阳县普集市开“山堂”，邀约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会党首领参加。
与此同时，革命党积极运动新军，25混成协之陈作新、马队官长刘文锦（1886—1936）进行宣传，“辗转联络得同志数十人”。1911年3月各代表会于天心阁，却为抚院探目所发现。刘氏唯有亡命在外，新军工作继续，并转介焦氏，“自是新军同志间之听命于刘文锦者，转而瞻焦达峰之马首矣”
。
四川投身革命最早者为邹容（1885—1905），其《革命军》对革命宣传贡献至巨，惜因苏报案被捕，卒于狱中。
同盟会成立后，即遣黄金鳌（1878—1951）入蜀联络会党。此后熊克武（1885—1970）、谢奉琦（1884—1910）、丁扶厚亦相继而来，加强组织工作。自1907年起，川东杨庶堪（1881—1942）、朱之洪（1871—1951），川北曾省斋（1869—1952），川西南廖泽宽（1870—1922）、张培爵（1876—1915），策动江油、江安泸州、成都、叙府、广安、嘉定及黔江七役
，惜全部失败。与此同时四川新军内部，革命势力日增，程潜（1882—1968）任第17镇33混成协参谋，受同盟会委派，负责联络长江上游，在军中制定行动纲要。
1907年成都起事失败，革命势力大挫，会长林宾谷不负联络之责，党员各自行动，如同散沙。犹幸重庆同盟分会发展日盛，并创办《重庆日报》宣传革命，组织重心在重庆中学及重庆师范学堂
，成员多为学界人士。及至四川保路高潮，党人即谋行动，然而“成都自丁未之役，省会防革命日严，重无铢寸可凭借”，重庆党部又“以全川民气尚不可为”迟疑不决。其后肖参、张颐（1887—1969）报告青神、井研、荣县等地民气激昂
，方积极行动，故其独立稍晚于邻近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