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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革命发源于南方，革命党人亦多属南方人士，故在南部地区活动尤为频繁，渐及华中、华北。
广东向为革命党人活动及起义之目标。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继于槟城筹划再次起义，仍以香港为基地，倾党中精锐，翌年发动广州黄花岗之役，惜功败垂成，革命党势力大受挫折，“本省党员向在内地者，亦不能立足，纷纷往海外或港、澳”
。此后革命党发动暗杀，籍以震慑清吏：水师提督李准（1871—1936）被林冠慈（1883—1911）、陈敬岳（1867—1911）行刺
，广州将军凤山（1860—1911）更被炸死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南方支部主持人胡汉民“一面运动军队逐张（鸣岐），而使（朱）执信、（胡）毅潜入内地，起各路民军，以逼省城”
，又计划省外起义，并编列四军：东江陈炯明（1878—1933）为第一军，北江徐维扬（1887—1952）为第二军，西江苏慎初（1882—1936）为第三军，韩江姚雨平（1882—1974）为第四军，由邹鲁（1885—1954）居香港筹策各方。
陈炯明此后起于惠州，与陆路提督秦炳直苦战。其余各部如何尧夫、黄明堂（1866—1938）、高剑父（1879—1951）、莫纪彭（1885—1972）、任鹤年、陆兰清（1876—1923）、李福林（1872—1952）、王兴中、周之贞（1882—1950）等，亦纷纷举义。
广西与广东同为革命党人活跃之地，桂省入会者不少，如马君武（1881—1940）、邓家彦（1883—1966）、刘崛（1878—1964）等。同盟会划广西四区，联络会党，使其转化成革命力量。此即梧州、桂林、南宁及柳州，由刘崛、赵正平、雷鲲池（1872—1952）、王冠三负责各区宣传交际。此外革命党人又积极运动新军
：1911年春广西新军成立陆军混成协，桂省当局开办陆军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及学兵营，培训下级军官、军士。留日士官生与陆军速成生，如蔡锷（1882—1916）、钮永建（1870—1965）、蒋尊簋（1882—1931）、尹昌衡（1884—1953）、方声涛（1885—1934）、吕公望（1879—1954）等纷纷来桂，任职于督练公所、陆军干部学堂、小学堂。
他们在军中宣传革命思想，吸纳新军入伍，广西巡抚张鸣岐（1875—1945）察觉其活动，借故将尹昌衡等免职。犹幸广西同盟会支部于1910年9月成立，耿毅（1881—1960）任支部长，赵正平为秘书长。与此同时，支部又联络广西天地会首领刘古香（1873—1913），并发行《南报》，后改名《南风报》，鼓吹民族革命。
福建位处沿海，邻近台湾，日人早思染指，并由台湾总督推行“对岸政策”，谋求占领闽省
，从而促成该省志士投身革命，谋求自保。时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宋渊源（1882—1961）、陈景松及朱腾芬（1881—1932）等七人，于1911年5月归国，与立宪派咨议局代理议长陈之麟（1897—？）、常驻议员郑祖荫（同盟会）及绅、学、工、农、商等各界人士会晤，谋组团练，稍后成立“福建团练期成会”
。此后福建各地均组团练，当中福州一地反应热烈，如桥南公益社及高等学堂等纷纷成立体育会，从事兵操。革命党人在此活动，显然扮演重要角色，福建革命力量由此聚集。
广州三二九之役，福建党人牺牲者众，即为明证，余者“加紧工作以报死事同志”
。时川路风潮正盛，林斯琛、刘通藉《建言报》大肆报导，并散播反清革命言论，藉以鼓动人心。同时长江流域革命风起云涌，林斯琛、彭寿松（1866—1918）分赴上海、武汉联络，福建党人于是卷入长江革命风潮。林氏抵沪后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昌首义后，又会合宋渊源、李蓉官南返，并携带炸弹、制造炸弹之材料及5万元经费，预备于福州起事。
革命终须武力支持，故彭寿松于6月成立“军警特别同盟会”，遣人分赴闽江上、下游演说，吸纳会员。此后彭氏被调离，其子济溶等负责会务。10月下旬，寿松自沪回闽即联系新军军官，成功吸纳许崇智（1886—1965）及福建第十镇新军统制孙道仁（1867—1932）加入同盟会。其中孙氏鉴于福州将军朴寿（1856—1911）仇视新军，密谋对其不利，且新军大多倾向革命，故毅然加入倒戈，对福建光复举足轻重。
贵州位偏西南，交通不便，革命风气稍不及他省。1904年彭述文、平刚（1878—1951）等组织科学会，倡导修学及革命。平刚与张铭又办乐群小学，培育革命青年。平氏后来东渡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获选为贵州分会会长。未几，张铭谋夺贵阳以回应萍浏醴起义，不料事泄，唯有流亡。1907年张百麟（1878—1919）与蒲藏锋、陈守廉等组织自治学社，得官厅认可，革命色彩并不浓厚。
自治学社成立后，与立宪派之宪政预备会在教育经费上、咨议局内竞争，并出版《西南日报》进行宣传，又创办公共法政学堂、法官养成所，培育人材，其“分社达五十余县，社员、学生达数万人”
。1908年自治学社经平刚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支部。至川路风潮起学社改变态度，张百麟即加强联络会党，运动新军。时贵州新军已有革命力量，陆军小学堂、公立中学等学生在1908年成立历史研究会，宣传《民报》所载理论。新军成立后，研究会又联络陆军第一标，成立组织“皇汉公”，继续招揽新军
，成为贵州革命之武力。
云南虽远在边陲，然邻接越南、缅甸，深感英、法殖民主义威胁，故其革命风气高涨。滇省革命“始于吕志伊（1881—1940）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立云南同盟会支部”，留日学生杨振鸿（1874—1909）、黄毓英（1885—1912）、马幼伯（1876—1922）相继加入。
1907年杨氏回滇，创办体操专修科，为党人集合机关，邀李伯东入同盟会，并另设机关进行革命。此后杨氏于滇西策划永昌起事失败，忧愤而死
，将革命托付李根源（1879—1965）。李氏，云南腾越人，乃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于1905年在日参加同盟会。其后与赵仲筹办《云南》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发行地遍及十余省，最高刊量达1万册，提升了云南人对革命的觉悟。
云南党人一如各省运动新军，李氏于1909年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及步军教官，起用同盟会会员如罗佩金（1878—1922）、谢汝翼（1879—1914）、唐继尧（1883—1927）任教官，传输革命思想。辛亥年初云南总督李经羲（1859—1925）调离李根源，惟新军第37协革命势力雄厚，其统领为蔡锷（1882—1916）。蔡锷亦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原于广西效力，其后获李根源、罗佩金推荐任职云南
，一生功业自此始。此外云南党人积极联络会党，马幼伯更投身其中，藉此加强革命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