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专题史最新章节_张宪文著

第三节
香港及海外革命基地

孙中山先后在海外成立兴中会及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谋求以武力斗争倾覆清廷。此后即于粤、桂、滇三省边区策动起义。两会章程均订明广设分会，兴中会记“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同盟会则“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支部分国内五部（东、南、西、北、中）、国外四部（檀岛、美洲、欧洲、南洋），皆受本部统辖。就兴中会而言，总会即设于香港，分会遍设于广州、横滨、台北、南非、河内、旧金山，已见前述。就同盟会而言，既以东京为其本部，而国内支部，包括西部设于重庆，东部设于上海，中部设于汉口，南部设于香港，北部设于烟台。而国外南洋支部设于新加坡，欧洲支部设于比利时京城，美洲支部设于金山大埠，檀岛支部设于檀山大埠。后同盟会在国内设立21个支分部，海外设24个，合计45个，其中国内以香港最为重要，乃首设同盟会分会（1905）及南方支部（1909），而东方支部上海则迟至1911年始成立中部总会。而海外组织只见南洋支部新加坡而已。众所周知，孙中山素来以广州及粤、桂、滇三省作为发动“边区革命”之地点。为求其个人安全，而得以发动革命，故居停于起义目标外围的海外基地，藉此谋求推翻清朝政权。上述海外基地，因此成为清季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而海外基地则负起宣传、策划动员、筹募经费、购买军火及失败善后之责，当中尤以越南（河内）、星马（新加坡、槟城）、日本（东京、横滨）等地，最为重要，以其邻接中国大陆之故也。 ^[6]

一、香港

兴中会、同盟会时期之起义，除镇南关、河口两役在河内策动外，余者莫不与香港相关。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即策动乙未广州、庚子惠州及壬寅广州三役。至同盟会时期，陈少白、冯自由、黄兴、胡汉民集结香港，创办同盟会分会、南方支部及统筹部，遍设革命机关于粤、港、澳三地，吸纳会员，进而联络海内外同志，集结力量，再以香港为基地，策划及指挥武装起义。此即“许雪秋曾于是年二月策动……潮州府城，……余既成陈涌波等在潮州黄冈城举事，……邓子瑜发难于七女湖，以上数役为港分会直接指挥之军事。其他八月钦州防城之役及戊申二月钦州马笃山（上思）之役，……港分会只任供应军用品”。南方支部成立又发动广州新军、黄花岗及光复之役，此皆“香港同盟会员多年奋斗之结果，不容湮没者也”。

武装起义，需财尤殷，孙中山为募集革命经费出力最多。香港革命商人李纪堂、李煜堂、李海云、林直勉等捐献，支援边区革命及宣传喉舌《中国日报》。香港同盟会会长冯自由曾往加拿大活动，募得67000港元，作三二九广州起义经费，乃是役募捐之冠。此外，香港亦成经费汇兑的中转站。1907—1908年，潮、惠、钦、廉起义之费，即由孙氏将南洋、美洲华侨捐款，汇至香港，再由冯自由安排，用以支付各项费用。南方支部成立，《中国日报》及金利源药材行，继续接受海外华侨汇款，支持起义。

香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又华南地区治安不靖，极需军械，遂使之成为军火走私之地。革命党人加以利用，支持国内起义运动。较著者为潮、惠起义时，香港党人透过萱野长知，购买东瀛村田式快枪千枝等军械，藉日轮“幸运丸”运至汕尾，惜为清廷、港府发现，被迫折返日本。继后黄花岗之役所用之军械，亦由外购至香港，再输送入广州，其中尤以党人李纪堂因熟稔香港炮业中人，出力最多。

尚须一提者，乃香港为起义失败善后，成清季革命党人之避难所。邓荫南、李纪堂在屯门经营青山农场，因地处偏僻，该地被用作党人活动居所及枪械弹药试验场，兼事败后之安顿地。1907年潮、惠、滇、桂起义失败的党人，大多隐匿于此，广州新军及三二九之役亦无例外。 ^[7]

综上所述，香港于清季革命运动中，乃武装起义策划地，为革命提供人、财、物力支持，又为起义失败善后之所。故革命时代见证者冯自由亦谓：“故在一部革命史上，香港地位之重要，实占全部之第一页。”

二、越南

越南河内，乃南洋与革命工作有直接关系，“首屈一指”之处。该地为法国殖民地，由于获得法国政界及相关团体的支持，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印度支那庇护所”（Indo chinese sanctuary），有利发展。且邻近粤、桂、滇三省，利于策动边区起事，故成为重要海外革命基地。

孙中山早于1903年，设兴中会于河内，后于1907年改河内兴中会为同盟会，设机关于甘必达街61号，杨寿彭、黄隆生等相继加盟。又建分会于海防台湾街32号万新楼，刘岐山任会长，隶属河内同盟会。海防分会于东京街164及166号楼上，设“益智私塾”，并以“兴汉社”作为掩护。以福谟街之“万新茶楼”，作传递消息收集情报之联络场所。北宁街马骝巷中同志住宅，则为重要集会及文件、军械收藏地。

1907年潮州、惠州、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1908年钦廉上思、云南河口六役，乃孙氏以河内作指挥基地，连续策动的三省四府边区大起义。又以钦、廉二府邻近海防，故“总理及黄和顺于丁戊两年经营钦廉各地军事，即由海防就近发动及配备一切” 。其中镇南关一役，孙中山于河内结集会党，分遣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往边关进攻，且亲往镇南关。此后孙中山因清廷抗议，被法国驱逐出境，遂委粤、桂、滇军务予黄兴、胡汉民。二人又策动钦廉上思、云南河口之役，黄兴本人亲临前线指挥，惜两役均未竟全功，然河内之重要性，却显而易见。

按陈树强对南洋华人支持历次起义经费之统计，安南暹罗地区，共捐款633434元，占南洋捐款比例16.07％。尤以1907—1908年的边区起义期间，安南及暹罗华人扮演重要角色。即使是广州三二九之役，胡汉民亦向堤岸、海防、河内同盟会，募得约15000元。又赶抵曼谷，获当地会长萧佛成（1862—1940）保证，汇款3700提可（泰币）至香港。故孙中山有“海防一埠，华侨工商不过三千人……河内一埠华侨不满千人……此二埠之富，万不及星洲，且弟到此以来皆隐居，并未与各人一交接，彼等一闻义师之起，则争先恐后，……若南洋各埠有如此踊跃，则革命军之进步不知若何矣”之叹。

三省四府边区武装起义皆未成功，河内基地亦为革命队伍善后之地。其中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革命军或因后援不继、或因弹药不足、或因经费缺乏而败，队伍均撤入境内，再转经外地安顿。

三、星马

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于晚晴园，由孙中山主持，并以陈楚楠、张永福为正、副会长，并于此成立分会。新加坡为南洋交通枢纽，殖民当局较为宽容，且为华人聚居之地，故于此成立分会。未几，陈氏等分赴马来亚半岛各处，建立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分会，并向荷属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发展，扩大革命势力。 ^[8] 1908年，孙中山被法国逐出越境，移驻新加坡，此后南洋同盟会发展便以“狮城”为中心。1909年，孙中山远赴欧洲，展开环球性筹款。时武装起义屡败，打击革命士气，捐款日渐减少，故在1910年7月，南洋支部基地迁往马来半岛的槟城。槟城优势在于：具备良好的邮政及银行汇兑设备，能有效接收消息及报告；与“狮城”同为英国殖民地，支部较易适应新环境；当地较少受陶成章、章炳麟等分裂派之影响。星马同盟会分会对革命的主要贡献为宣传、策划、筹募经费及失败善后的工作。

建立分会、阅书报社及亲革命报章的“三合一”模式，乃革命党在南洋之活动特色。星马同盟会既立，即着手宣传革命，以吸引更多华侨参与。早在1904年，狮城已有《图南日报》宣扬革命，后因亏蚀过巨停刊。1907年起，再办《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并发行革命小册子。因华侨识字率低，又设立星洲书报社、开明演说阅报社，由党员“分头用喉舌去向民众演说”，使革命渗入各社团。此外，革命派亦以剧团、歌团表演等方式，向侨众宣传革命。而文字及演说的宣传内容，大多批评清朝的华侨政策，强调闽粤乡土观念及排满议论，以至于革命成功，平均地权，可为他们带来之利益，兼及提倡三民主义。

1910年11月，孙中山召集同盟会成员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南洋党人集会于槟城，此即著名的“槟城会议”。时广州新军起义败绩、汪精卫行刺被拘，然清廷内忧外患迫在眉睫，时机适合。孙中山于会上宣布，倾全党人力物力，重新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目标仍为广州，选用同志五百为先锋发难，并分派到海外各地筹款。倘广州得手，即以黄兴、赵声分领两部北伐，占领南京。此后孙中山为殖民政府驱逐，前往加拿大筹饷，责成胡汉民指挥大局，是为著名的三二九之役。

筹募革命经费乃星马同盟会首要任务。又按陈树强统计，星、马地区于11次起义经费支持为1019555元，占南洋捐款比例25.86％。在1907—1908年的边区大起义间，星马华人捐款更占比例32.82％。广州三二九之役，星、马同盟会负责筹募经费5万元。在党员惨淡经营下，终募得47661.67元，仅逊于加拿大。

新加坡同时亦为革命党人的避难地。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尢列、邓泽如率先逃亡至此。1907年起逃亡人数增至400多人，主因是1907—1908年的六次边区大起义。党人多被法国驱逐，由新加坡机关晚晴园安顿，同时增加同盟会负担，亦引起治安问题，孙中山等设法解决，安排200人往当地中兴开矿场工作。

四、日本

日本之东京、横滨，一度被称为“革命之摇篮”，故为重要之海外基地。 ^[9] 孙中山进而指出日本乃“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1896年横滨成立兴中会分会，至1905年同盟会创办于东京，定本部于此。孙中山推行革命，亦屡得日本友人相助，故辛亥革命与日本关系密不可分。东京、横滨二地的主要贡献，在于创设革命团体、进行革命宣传、筹款及购买军火三项。

壮大革命势力，尤赖宣传之推行。早在1900年，横滨已有双周刊《开智录》，翻译欧洲、日本政治著作。同年，东京再有《译书汇编》出版，翻译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之《民约论》（ Social Contract ）、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75）之《法意》（ The Spirit of Laws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于东京，孙中山亲撰发刊词，指：“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其后，《民报》与《新民丛报》，就革命、立宪展开笔战论争，终在1907年彻底击败保皇派，“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 ^[10] 。又《民报》地址临近东京新宿区东北，接近中国留学生及流亡知识分子居寓之地，故其宣传遂能起作用。

就筹款而言，早在1900年兴中会策动惠州起义，亦得日本财力支持。时孙中山等以东京芝区对阳旅馆作“南征”指挥部，准备华南起义。宫崎滔天（1871—1922）经末永节（1869—1960）介绍，联络九州岛实业界巨子中野德次（1857—1918），获捐献5000日元，踏出起义第一步。日人中又以梅屋庄吉（1869—1934）捐献最巨，却不计回报。惟日本政界，如头山满（1855—1944）、内田良平（1874—1937），援助中国革命，只为获取在华之利益，实现一己私心。

最后尚须一提的是，革命党所策动之起义，急需军火供应及补给，日本正是重要供应地，宫崎滔天即为一例。1907年，孙中山为日本当局驱离，南下河内，主持粤、桂、滇三省之起义，委任宫崎氏全权办理在日购械之事。1907年潮、惠起义，宫崎与萱野长知得到香港汇款，向大阪兵器商采购2000支明治三十八年村田式步枪、120万发子弹及刺刀、革囊等附属品。再与神户三上会社主人三上丰夷洽商，雇运煤船“幸运丸”，运械至汕尾，接应起义军，可惜失败。此外，同盟会积极培养军事力量。黄兴与日人小室健次郎，于东京设立东斌学校，让中国自费生入读，教授军事知识，不少毕业生加入革命行列。

五、香港及海外革命基地的贡献

清季革命运动，肇起于檀香山及香港，均由海外华侨所启动，此即“华侨为革命之母”一语之由来。其时孙中山起而领导及策动华南边区的武装起义，遂于沿边建立基地，北起日本，南至香港、河内及星马，起义目标为广州及粤、桂、滇三省，谋求起义成功，北捣皇廷。上述香港及海外基地，遂成为革命运动的宣传、策划动员、筹款、购买军火及善后之中心。当中筹款与军火尤为武装起义的关键。就革命经费筹措而言，早已引起史家关注，以郑宪之研究首开其先，对于历次武装起义的海外筹款，都作了详细探讨。至于军火来源，主要来自香港、东京及越南，使武装起义得以成事。故兴中会、同盟会以至国内各地的主要武装起义，多与香港及海外基地的策动相关。直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所策动之武装起义，虽均告失败，但香港及海外基地对于清季革命运动的推进，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905年同盟会创设于东京后，以留学生及华侨为主的革命党人，相继回国活动，透过与本地“异议分子”的结合，分别在全国各省县市建立支会、分会69个，革命会社等小团体110个，学校153间，军校30所，进而联络各地会党（13个，机关43处），创办革命报刊（84种），进行立会、宣传及起义的革命运动，革命风潮由此席卷全国。并以上述香港、越南、星马、日本等基地为依托，进行策划，结集人力、物力，进而策动武装起义及暗杀活动，誓死推翻清王朝。其中尤以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影响最为深远。虽告失败，却促成党人于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中部革命，从而达致同年武昌起义之成功。此即孙中山所说：“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而更重要的则为华中、华南15省随之相继叛清，宣告独立。孙中山及其同志，于香港及海外倡导革命，历尽艰辛，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

[1] Thomas H．Greene， Compar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Search for Theory and Justice ，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0，pp．104-122．

[2] 以辛亥革命为城市革命，参见Mark Elvin，“Comments to 1911 Review”， Modern China ，2：2（1976），p．195．沈继成：《辛亥革命时期城市起义刍议》，《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59—67页。

[3] Marie-Claire Bergére， Sun Yat-se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58-59．

[4]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139页。孙氏曾分析各国对中国革命之态度，认为美国舆论同情；法国政府及民间则怀好意；英国民间多表同情，政府则惟日本马首是瞻；并谓日本民间志士不独同情，且舍身出力协助；而日政府则不可测而属反对；德、俄倾向清廷，反对革命。并参见C．Martin Wilbur， 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1976，pp．54-75．

[5] 孙中山争取法国援助，得以策动粤桂滇边省起义，以至1908年法方中止支持孙中山，早已引起学者关注，参见J．Kim Munholland，“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France＆Sun Yat-sen，1900-190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2（1972），pp．177-195；Jeffrey G．Barlow，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9，pp．41-86．又由于孙中山利用法属越南策动武装起义，引起清政府抗议，法方于1908年决定驱逐孙中山出境，参见法国外交档案《驱逐孙逸仙：毕盛致殖民部长，1908年10月21日，巴黎》，《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131页。

[6] 横山宏章：《孙中山的军事策略——边疆革命与中央革命比较》，《孙中山研究论丛》1992年第9集，第105—115页。香港基地，见蒋永敬《辛亥革命运动与香港》，《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7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1—762页。越南河内见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3-184。星马参见Yen Ching-hwang（颜清湟）， Tong-men-hui，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A Revisit ，廖建裕编《再读同盟会，孙中山与东南亚华人》，新加坡，华裔馆，2006年，第109—129页。日本则参见John．C．H．Wu， Sun Yat-sen：The Man and His Ideal ，Taipei：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71，pp．148-150，176-187．

[7] 冯自由：《革命富人李纪堂》，《革命逸史》第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64页。蒋永敬：《九龙屯门青山农场与辛亥革命运动》，《亚洲研究》1995年第13期，第106—116页。冯自由：《香港同盟会史要》，《革命逸史》第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39页。然自1900年惠州之役以降，失败党人主要以星、马为海外流亡之地。参见Yen 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306-308．

[8]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09—111、118—119、153—154页。Yen Ching-hwang， Tong-men-hui，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A Revisit ，pp．110-118．

[9] John．C．H．Wu， Sun Yat-sen：The Man and his Ideas ，pp．148-149．深町英夫：《中国同盟会在东京、香港、新加坡轴在线的革命宣传活动》，《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22—23页。指东京为清季广东籍知识分子如冯自由、李自重、廖仲恺、胡汉民、胡毅生、汪精卫、朱执信等会聚的新知识分子中心，这些人相继于此与孙中山建交，接受三民主义，吸收西方新知识，兴办革命报刊，投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