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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随着政治斗争日趋激烈，革命党人除以武装起义作为推翻清朝之手段外，暗杀亦成为各方竞相使用的方式，使近代中国进入了暗杀时代。革命党人对暗杀高度重视，多认为暗杀与起义为驱动革命运动之双轮
，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组织过多起暗杀行动，对于革命事业厚积薄发、最终走向胜利作出了贡献。
暗杀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为政治权谋家们所反复采用。19世纪末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及政治矛盾的激化，革命风潮渐起，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清季鼎足而立的革命党、保皇党与清政府等政治势力，“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
，暗杀成为他们频繁运用、试图扭转局势的共同方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在与宫崎滔天的谈话中就流露出欲藉侠士之力，狙击慈禧太后之意。
暗杀行刺自然而然成为保皇党人角逐政治的基本途径之一。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保皇党人多次组织针对清廷保守派官僚的暗杀行动。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保皇党人及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也广泛展开，制造了一系列的暗杀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谋刺康有为，以及刺杀革命党人杨衢云、郑士良、吴禄贞等。与清政府对抗暂处下风的革命党人更是频频诉诸暗杀手段。“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从一九〇〇年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算起，到一九一二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可见，20世纪初随着革命风潮的勃兴，铁血之声时闻，刀光剑影频现，中国俨然步入了吴樾所欢呼的“暗杀之时代”。
暗杀被多数革命党人标举为排满革命的有效途径，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一受中国传统游侠精神之浸染，一为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所激发。
游侠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不绝如缕。沿至近代，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国人对游侠精神大加揄扬，持以为拯救国家之利器。如有时人指出，中国当时境况实儒者之咎，“侠者儒之反”，“十八世纪以来，我中国而有侠也，其无今日矣”，“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主张以游侠主义重“铸吾国民之魂”。
受此思想影响，一些革命党人身体力行，往往以古之游侠自任。
与传统因子相比，外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豁。20世纪初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广泛传入，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动引起革命党人高度关注，为他们所“歆羡”所“崇拜”。
从虚无党人的事迹中，革命党人认识到暗杀“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
，纷纷鼓吹并效仿，意欲在中国“全部尽发泄”暗杀之“潜势”，“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
整个20世纪头10年间，宣扬爆裂弹“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
之文章，连篇累牍地见诸革命党人举办的各色报刊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暗杀思想的传播。
“俄国的民粹主义、欧美的无政府主义，结合了中国传统荆轲之匕、力士之椎的侠客榜样，个人的英雄行动便立刻呈现。”
自1900年始，革命党人先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支那暗杀团、成记洋货店、北京暗杀团、天津暗杀团等多个专职暗杀的秘密团体
，领导与指挥暗杀行动，其中并不时闪现女子队员的身影。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之下，暗杀之风前后两次臻于高潮。第一次是1904至1905年。受拒俄运动促发，留日学生反清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暗杀行动随之展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甲辰三暗杀案与吴樾炸五大臣案。第二次为1908年以后，特别是1910至1912年间。1908年以后革命起义一败再败，部分革命党人或为提振士气，或为宣泄愤懑，发动过多起暗杀行动，如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温生才击刺孚琦等。而从暗杀事件发生地看，“以广州、北京为最多，因为广东是革命党活跃之地，而北京则为清廷权贵政要集聚所在”
。
除一般革命党人外，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也颇受暗杀之风的裹挟。总体上看，孙中山将暗杀定位为革命的辅助手段，对暗杀“不为绝对之主张”，赞成“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的暗杀，反对“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及“敌之势力未破……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的暗杀。
与孙中山稍异，黄兴对暗杀态度较为积极，认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军国民教育会时期，黄兴便为暗杀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同盟会时期，由于总揽庶务，黄兴未暇组织与躬行暗杀，但对暗杀的态度未变。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痛感“负国负友，虽万死莫赎”，颇欲“躬自狙击此次最为敌之虏贼，庶于心始安，亦可以作励吾党之气”，但最终为孙中山等人所阻。
在革命党人上下一致的提倡与践行之下，暗杀与起义交相而行，协力推动革命运动稳步前行。
兴中会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先有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继以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于1904至1905年间参与策划组织的一系列暗杀事件。
史坚如刺杀案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一起暗杀事件，“在实践上开创了以暗杀作为一种革命手段的先例”
。史坚如，广东番禺人，少有大志，“立志欲为世界第一等事业人物”
。1899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1900年，孙中山策划惠州起义，事先派郑士良前往惠州等地联络会党和绿林领袖，遣“史坚如、邓荫南偕英人摩根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
。惠州起义发动后，外援告绝，义军窘迫，“坚如思解惠州之厄，而广州大举初志，期缓莫济，不得不行暗杀以盾其后”，期望通过狙杀督抚将军辈位高权重者，“使其余恐怖惶恐，自顾不暇”，“大局不劳而定”。刺杀署两广总督德寿的计划随即实施。史坚如等首先于广东抚署旁租下民宅，随后挖地道直达德寿卧室，装填炸药，伺机引爆。10月28日，炸弹轰鸣，声振屋瓦，但德寿仅梦中震落床下，性命无虞。史坚如因一击不中，思谋留城再举，为清吏识破，次日被捕，旋即遇害。
此次暗杀虽破敌未成，但“足为后死者之模范”，事实上开启了革命党人起义与暗杀相协而行的革命模式。以身赴义的“命世之英才”史坚如，也被孙中山誉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
暗杀进入革命党人视野后，随后成立的革命团体多以实行暗杀为职志。1902年，叶澜、汪荣宝、秦毓鎏等发起留日学生中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会章揭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1903年，拒俄潮起，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志在“排满革命”，并“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
杨毓麟、黄兴、苏鹏、何海樵、张继等部分会员遂组成暗杀团，“专主张暗杀，研究爆发物”。
不久，暗杀团成员纷纷归国，伺机行事。
杨毓麟、张继、何海樵等则选定慈禧太后为暗杀“第一对象”，一行五人由东京直入北京，探听慈禧太后行踪，拟中途埋设地雷，以谋行刺。
伺候日久，终因无机可乘，废然南返。是年11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杨毓麟受黄兴派遣前往上海，别设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以杨毓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其革命计划取黄兴与杨毓麟意见之折中，“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
，但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之事业”
的杨毓麟主持下，爱国协会的工作明显偏重于暗杀一途。
广为人知的甲辰三暗杀案，其中两起即由爱国协会“发纵指使”。1904年夏，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的消息传开后，这位满人中的能臣立刻成为革命党“千人所指之共同狩猎物”。章士钊、万福华等人策划，乘铁良于南京下关码头下船时，由华兴会会员易本羲伏击狙杀。但事机不密，被同情革命的两江总督李兴锐之孙李茂桢知察，李极力劝阻，刺杀铁良事流产。
11月，万福华、章士钊、刘师培等在上海组织截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动。王因主张出卖利权以联俄，深为国人痛恨。此次刺杀因万福华射术不精而功亏一篑，万随即被捕下狱，革命党人上海暗杀机关受到破坏，章士钊、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受牵连入狱，杨毓麟逃亡日本。此案的发生及审讯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更倡导了长江下游对于满清亡国君臣直接行动的先声，激发了一般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
。
甲辰三暗杀案中另外一起，为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胡瑛袭杀铁良，最终同样未能奏功，抱定杀身成仁信念的王汉投井自尽。
吴樾炸五大臣案是军国民教育会策划的影响最大的暗杀事件。谋刺王之春失败后，杨毓麟对暗杀活动有所反思，认为“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于是潜至北京，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北方暗杀团，成员有吴樾、马鸿亮、杨积厚诸人，从事“中央革命”。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至深的吴樾，特别崇拜炸弹的威力，相信“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
。杨毓麟、吴樾本“念念在杀铁良”，以完成前人未竟之志，但1905年7月清廷宣布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他们“深恐立宪告成，益不利于汉族”，决定变更计划，谋炸五大臣。
9月24日，怀抱炸弹的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五大臣专列，但杨毓麟研制的新式炸弹并不稳定，火车震动，炸弹自爆，吴樾当场被炸死，仅炸伤载泽、绍英二人。此次刺杀虽未能阻止五大臣出洋，但深入敌阵心脏区域的杀身成仁之举，不但使清吏“狼奔鼠窜，魄散魂飞，知炸弹为不可侮之利器矣”
，从而造成了有力的心理震慑，而且益使革命党人的英雄形象彰彰在人耳目，有效地推扬助长了暗杀之风的形成。
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兴中会元气大伤，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革命党人无力组织军事起义，暗杀几乎成为对抗清廷的唯一激烈方式，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暗杀对于国内革命风气的形成，革命运动的持续推进，其意义或许不可低估。
同盟会成立后，暗杀之风更盛。暗杀不仅成为革命党武装起义的协同手段，革命低潮时期提振士气的不二法门，而且在清廷抵抗最后阶段的定点使用，成为压垮封建王朝的最后稻草。
同盟会对暗杀的重视在部门设置上有明显体现。据宗方小太郎记载，同盟会“组织分外交部、内政部、军政部、联络部、言论部及暗杀团之五部一团”
。此在吴玉章回忆中有所印证。吴玉章忆述，1905年后“暗杀活动更为扩大了，同盟会特地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女）负责主持，我和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曾醒（女）等也参与其事”
。刘揆一也提到，同盟会“设制造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包括喻培伦、方君瑛在内的多名男女会员“皆加入练习”。
可见，同盟会自成立之日起对暗杀活动就较为重视，体现出对军国民教育会的继承性。
1906年夏秋间，同盟会决定在广东大举，留日广东学生纷纷回国开展活动。刘师复、汪精卫、冯自由等人认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水师提督李准“二人均为党人大敌，非去其一，不足以消灭阻力，而张革命党人之声势”，于是决定由刘师复实行狙杀，以配合即将发动的潮惠起义。
1907年6月，刘师复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重伤左腕，旋即被捕。刘深受无政府主义感染，自狱中获救后赴香港集合同志，于1910年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从事暗杀活动。
1907年影响最大的暗杀事件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同盟会成立后，“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
的徐锡麟并没有加入，自行捐官谋握军权，以为犁庭扫穴之计。1906年9月徐锡麟来到安庆，1907年3月出任巡警会办，深得恩铭信任。7月6日皖浙起义发动，徐锡麟借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与陈伯平、马宗汉刺杀到场检阅的恩铭。徐锡麟等终因寡不敌众英勇赴义。随后秋瑾在浙江被捕，壮烈牺牲。徐锡麟等人的英雄之举，令清廷官员谈虎色变，惊恐万状。“徐氏皖垣数弹，竟使朝廷改引见之章，大吏慎出入之戒，至于卫署拒客，不一而足。循此现象而推，则知各大吏戒心，无时或息……是徐氏且化身无量数，虽死而未尝死矣。”
1907年以降，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重挫，同盟会上下为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革命陷入低潮，部分会员或为振衰起敝，或为惩治凶顽，或为发泄愤懑，多次组织暗杀行动。其中最有名的是1910年汪精卫、黄复生等行刺摄政王载沣。汪精卫自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愤革命之无成，“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
。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屡次规劝，但汪不为所动，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等组成暗杀团。初拟以李准、端方为对象，未行。潜至北京后，先图刺杀载洵、载涛两贝勒及庆亲王奕劻，后“决计擒贼擒王，专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
。1910年4月，暗杀团于载沣上下朝必经之什刹海埋设的爆炸装置被发现，汪精卫、黄复生身陷囹圄。随后汪在狱中写下多篇壮怀激烈的文字，令其“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
1911年广州成为暗杀事件的频发地。革命党人为排除革命的障碍，造就武装起义的形势，先后刺死广州副都统孚琦、击伤水师提督李准、炸死广州将军凤山，沉重打击了广东地区的封建势力。在对温生才的审讯中，面对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的不解与质问，温侃侃而谈，直言非“暗杀”实“明杀”，“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廷负隅顽抗，革命党与封建王朝的对决进入最后阶段。为摧毁清廷的抵抗意志，京津同盟会组织暗杀团，决定由彭家珍对“极端反对”清帝退位、皇室成员也因而“余勇可贾”的宗社党核心人物良弼实施暗杀。
1月26日，良弼被炸伤左腿，两日后不治身亡。彭家珍当场赴义。革命党人的炸弹使宗社党人噤若寒蝉，在清帝退位问题上不再坚持己见。此次暗杀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稻草。
暗杀作为一种通用的权谋手段，“多少是带些‘杀鸡骇猴’‘造成恐怖’的作用”，但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使用，其意义与价值大不相同。革命党人“为全民，为主义”，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采此手段”，可以说为中国结束帝制走向共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大局初定，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致电各方，请立“大汉忠烈祠”，其中备述各次起义及暗杀活动，指出共和告成实“全国殉难诸烈士及战死将士铁血之功”，诸烈士“虽殉难之先后迟速不同，而其爱国爱民之苦衷，耿耿不灭于天壤则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