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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记述，始于革命党人。而关于武装起义，尤以孙中山的《有志竟成》及《中国革命史》、刘揆一的《黄兴传记》、陶成章的《浙案记略》以至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著作，记述最多。
上述各人对辛亥时期革命活动的记述，当以孙中山、冯自由及邹鲁三者最为重要。据三人所述之武装起义，从起义地点而言，约可分为三区。
其一，广东：包括兴中会时期之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1903年壬寅广州之役；同盟会时期之1907年丁未年潮州之役，汕尾之役，黄冈之役，七女湖之役，1908年戊申广州保亚票之役，1910年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辛亥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及光复之役。其中汕尾之役，乃接械失败，不属武装起义，合计10次。
其二，广东西南部、广西及云南（粤、桂、滇）：1903年周云祥云南临安之役，同盟会时期之1907年丁未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戊申钦廉上思之役及云南河口之役，合计5次。
其三，长江各省：1904年长沙之役，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徐锡麟安庆之役、秋瑾绍兴之役，1907至1910年四川之五次起事，1908年熊成基安庆之役，及最重要之辛亥武昌起义，合计10次起事。
就此而论，孙中山更指出上述武装起义，以乙未广州之役为“中国革命军举义之始”
，此役乃“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于……香港为干部”
。及至庚子惠州之役后，“革命风潮遂由广东渐及于全国”
。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风潮鼓荡全国。1907年清廷向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遂与胡汉民、汪精卫二人至越南，“设机关部于河内”
，策动西南三省粤、桂、滇之边区革命。与此同时，“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举事于长江，亦与两广遥相辉映焉”，继而有3月29日广州一役，更使“革命党之气势，遂昭著于世界”
，促成辛亥武昌革命之成功。由此可见，香港、河内及长江流域之武汉三镇，成为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从而形成清季武装起义之香港、河内及武汉三种模式。
1901年冯自由与孙中山相见于横滨时，谈及孙氏《伦敦蒙难记》一文，内谓孙中山于澳门投身主张君主立宪之少年中国党，并向清廷请愿，且谓兴中会设于上海，深觉诧异，因而向孙中山请示。据孙中山之答复，其革命始于香港，但因英人保守，不喜革命，且香港为英人管治，不能坦白陈述，妨碍在香港策动革命，并明确说：“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
至于以广东为其武装起义地点，乃因“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而更重要则为广东具备“易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的优势，具有发动革命的优越条件。
而密迩广东，不受清政府管辖，即为香港与澳门两地，其中香港最为重要。
上述广东之起义，包括乙未广州之役、惠州之役、壬寅广州之役、潮州之役、黄冈之役、七女湖之役、广州新军之役、黄花岗之役、广州光复之役“皆利用香港为出发点”，香港遂成为“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
故广东之历次武装起义，关键在于香港此一基地。
就此而论，香港基地在上述的历次武装起义中，提供了策划、宣传、筹款、购械、输送及接收党人的作用。其中自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起，香港基地已显露出其作用及特质。孙中山、杨衢云、黄咏商、尢列、陈少白、郑土良、陆皓东、谢缵泰等人，于2月21日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后，3月13日商议广州起义计划。众议由孙中山等驻广州，专任军务，联络、招募广州及附近地区的革命同志；而杨衢云则于香港专任后勤、财务。与此同时，透过寓港日人梅屋庄吉，结识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寻求军火援助。继而在何启策划下，于香港英文报章《德臣西报》（
China Mail
）发表对清政府弊政的批判。并由何启匿名投书，要求清政府以西方体制作为政治改革蓝图。至于革命经费，除由孙中山及其兄孙眉、党人邓荫南三人筹措外，继由香港方面之黄咏商及富商余育之共同捐献，充实起义经费。透过杨衢云于沙宣洋行（Messrs Sasson＆Co．）任职买办之便，一方面购买军火，另一方面交由在港之三合会，以募勇名义，招募起义队伍。并计划于同年九月初九日重阳节，运送起义队伍至广州。及至起义前夕，遂安排起义队伍及所需军火，搭乘夜班省港轮保安号（S．S．Pawan），由香港出发至省城。然起义结果流产，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先后逃归香港避难。
其后之兴中会及同盟会对广东，包括广州、三洲田、潮汕、惠州诸役之武装起义，基本上沿用乙未广州之役之模式，借助香港作为基地，拟订策略，进行宣传，募捐革命经费，寻求外援，购买军火，输送起义队伍入粤，然失败后皆退返香港避难。
[3]
由此可见，香港一地，在清季兴中会及同盟会时期，于广东省内策动的武装起义中，扮演至为重要之角色。故上述广东一系列的武装起义，皆以香港为其“出发点”而后得以成事，故以“香港模式”之武装起义命名之。
孙中山以香港为基地所策动之广东“武装起义”，随着兴中会时期于广州、惠州等地的相继失败，开始转移革命目标。众所周知，孙中山为求革命，不但以海内外华人为其吸纳及团结之对象，并且重视寻找外援，谋求助力，其中英、日、法、美诸国皆为其对象。 [4]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自1900年起孙中山始与法国官方、政界联系，从而获取法方的支持，得到在法属越南活动的默许，至1908年始被法方禁止。期间先后开展了粤西、广西、云南三省边界的四次革命，即1907年钦州防城之役、广西镇南关之役、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及云南河口之役。 [5]
孙中山对于越南的关注，始于1900年庚子拳变时，计划起义，谋求于华南建立一新共和国之构思。
遂于日本接触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Franois JulésHarmand），请求协助，要求函介法属越南总督韬美（Paul Doumer），并寻求军火及顾问军官的协助。表示革命成功，将给予若干特许权。遂有西贡之旅，虽获韬美属员接见，然未取得支持。事实上，法国外交部得讯，亦未表赞同。与此同时，孙氏在当地活动，得识侨商李竹痴、曾锡周及马培生等，遂与越南华侨建立关系。
1907年3月，由于清廷施压，日本政府不容孙中山留日，孙中山遂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前赴河内发展。时越南华侨早在孙中山影响下，1905年已经在西贡及堤岸成立同盟会分会，由刘易初任会长，李卓峰副之。孙中山等人抵达后，遂将原河内兴中会改组为河内同盟会分会，设机关于甘必达街61号，继而又于海防之台湾街32号万新楼设分会，以刘岐山为会长，隶属河内同盟会。
遂以河内为基地，以香港同盟会分会为河内、东京及起义部队联络站，策动粤、桂、滇三省四府的六次武装起义，分别为潮、惠之黄冈与惠州二役，钦廉两府防城与上思二役，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二役，实行声东击西，两面发难，共同起义，藉以牵制清军。
然起义重点在于钦廉两府及中越边界，分别为防城、镇南关、上思及河口四役。
钦州防城之役（1907年9月4日）。广东西部之钦州、廉州两府，与广西之东南及越南之北部邻接，为孙中山计划起义之地，以其地接近越南，方便输送党人军械进入。其时适值钦州县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由于清吏苛征重捐，乡绅刘思裕等组织“万人会”，聚族抗捐，求援于同盟会，故孙中山拟发动钦、廉二府起义，策应粤东之潮、惠二府。
粤督周馥派遣郭人漳、赵声所部进驻防城，镇压抗捐。郭、赵二人，为黄兴故旧，被策动加入革命战线，然未知三那与革命党之联合，竟然出兵进攻三那，致使刘思裕及乡民惨被屠杀。孙中山于河内，委任王和顺为南军都督，专任钦廉军务，拟定攻取桂南边城南宁之起义计划，遂至三那联络当地乡团，梁少廷、梁建葵、刘思裕之侄显明等数百人来会，并再次获郭人漳、赵声二人应允相助。时防城清军亦有反正之意，然萱野长知购械运送，至汕尾接收，因许雪湫误事未成，是为丁未汕尾之役，未能供应军火。然王和顺以运动成熟，机不可失，遂率众起事，从三那王光山袭攻防城，清军响应。继而进兵钦州府城，以府城有备，改攻灵山，目标进入广西，爆发灵山之战，然久攻不下，党员损折甚多。时郭、赵二人以革命军势弱，并未响应。而清军援兵又至，终以弹药告缺，撤退至三那，下令解散，退入十万大山，王和顺转返河内，遂告失败，是为钦州防城之役。
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2日）。防城之役虽败，然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于河内结集会党，游勇头目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策动西南边省武装起义，由黄明堂率领游勇攻击桂、越边界的镇南关，攻取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与法国军官亲临镇南关，终因后援不继，为清军龙济光、陆荣廷部增援，猛攻炮台，历经七日苦战，撤回越南边界，是为镇南关之役。
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27日）。镇南关之役后，由于清廷向法方抗议，孙中山乃利用越南策动武装起义，法方遂决定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被迫离开越南，将河内机关交由胡汉民负责。离开之前，孙中山一方面命黄兴筹备再入钦廉，另一方面派黄明堂窥取河口。
黄兴遂于河内购买枪械，并由香港冯自由购取子弹，私运至海防，送入中越边界，并与郭人漳商约支援，于3月27日，率领游勇由越界进入粤境，转战钦廉，却误与郭人漳部交战，终因弹药不足而败退。是为钦廉上思之役。
云南河口之役（1908年4月30日）。正当黄兴再次潜入钦廉，胡汉民亦计划于云南起事，遂由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进入云南活动，策动中越边界战略要地河口之军警反正。他们于4月30日起事，攻占河口，分兵进攻蛮耗、蒙自等地，深入云南境内300余里，全省震动。孙中山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入滇，然经老街时，法国警察疑其为日人，将其拘留于河内。河口革命党遂无人指挥，而云贵总督锡良则部署兵力，采取全面反攻，重夺河口等地，国民军亦因经费缺乏，最终失败，撤入越南。
至此，同盟会以河内为中心，于粤桂滇三省所策动之钦州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四役，均告失败。参与起事者，相继为法属越南当局驱逐出境，分别被遣送至新加坡及香港两地。而同盟会的武装起义目标，遂由西南边省转回广州，回复到以香港为基地的“香港模式”起义，此即广州新军之役及3月29日广州之役之产生。
河内机关，即在孙中山、胡汉民等指挥下，拟订策略、筹款、结集起义人员，以至购买军火，再透过中越边界的铁路、河运，输送起义人士及物资至粤、桂、滇，策动武装起义。
由此可见，此皆以河内为革命之起点，宜将上述粤、桂、滇四次武装起义，列属为“河内模式”之武装起义。
孙中山倡导革命于香港，早期同志以广东人为主，故其武装起义，仍以两广、云南边省为目标，此即其所说之“人地合宜”也，上述“香港模式”及“河内模式”，皆由此而生。然首都北京、长江省份之武汉及南京亦为其所关注。及至以香港及河内为武装起义之模式相继失利后，同盟会内部逐渐产生不同的主张。就华南边省的起义策略而言，在1910年广州新军失败后，黄兴、赵声一度建议“弃粤而图滇”，主张云南起义，依违于香港及河内模式之间。然孙中山提出“云南辽远……不利于进取”，认为“广东可战可守”，且广东起义，具有经验，“而可驾轻就熟”。
故有辛亥3月29日广州之役，最终失败。至此党人遂谋新的武装起义地点，其中长江各省市即为最主要之选项，此即中部革命之所由起。
至于中部革命，乃指于长江诸省，包括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所策动之革命。事实上，1900年原属维新派之毕永年、唐才常与孙中山建交时，已有此着，计划使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至有庚子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谋起义于汉口之失败，实为中部革命之滥觞。
而中部革命始受关注，乃因居长江省份之两湖华兴会及江浙皖光复会有以致之。
1903年黄兴创设华兴会，被推为会长，提出“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起义策略，而其方法则是策动湖南之会党及新军作为革命武力。黄兴遂结交哥老会会首马福益，获其支持，进而联系两湖、江西、四川之会党、防营、新军，计划起事。至于经费则由黄兴、刘揆一及该会会员捐献，遂设机关于长沙、上海，部署起义，并获光复会同意于江浙响应。然最终于长沙事泄而告失败，揆一之弟道一及马福益均被捕杀，是为1904年长沙之役。
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相继逃亡日本，得以结识孙中山，遂合组同盟会，稍后光复会亦告加入，共同推动全国革命。新成立之同盟会成员，中部各省会员比例大增，会员遂有“南部派”（以粤闽两省为主）及“中部派”（两湖、江浙、四川等省）的地缘分划，而此后武装起义，遂见所属乡土的特色。中部派成员力主于长江各省起义，有异于南部派的华南边省起义。同盟会内部，渐见两种相异的起义策略，孙中山倡导之华南边省起义，被称为“外起内应模式”；而中部革命则被视为“内地即时发动起义模式”，此即长江模式之诞生。
事实上，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华中地区党人已先后策动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徐锡麟安庆之役、秋瑾绍兴之役，1908年熊成基安庆新军之役，然皆告失败。长江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打击，转告沉寂。此即黄兴南下支持孙中山所策动两广、云南革命之因由。
然华中成员对于中部革命，仍然锲而不舍。
时共进会及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谭人凤活动下，于1911年9月联合，准备由所属新军策动武昌大举。领导人物为共进会的孙武及文学社的蒋翊武，并获长沙焦达峰同意响应。至10月9日，由于孙武于汉口租界制造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武昌当局注意，并捕杀新军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及杨宏胜三人。新军人人自危，遂于10月10日晚7时，由工程营熊秉坤率领同志起义，打出第一枪，继而攻占军械局，取得军火，攻陷湖广总督衙门，瑞澂出逃。新军统领黎元洪及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和民政长，武昌起义遂告成功，全国各省蜂起响应，计共15省宣布独立。
至于上海方面，由擅长组织及工于谋略的陈其美进行活动，联络江浙党人，终于促成辛亥武昌起义后上海之光复，孙中山誉称陈其美光复上海为“影响于全国最大者”，此因上海光复，遂得进取南京，使革命大局得以维持。
武昌起义成功，证实宋教仁主张于长江流域发动中部革命策略的正确，相对于孙中山所策动华南边区起义的香港模式及河内模式，宜将其称之为武汉模式。
综上可见，辛亥革命时期所策动之武装起义多以城市为基地，为起义地点。此因城市为新知识群体接受新式教育所在地。故本文缕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之武装起义，以城市革命视角观之。就革命领导层所讨论之起义策略而言，遂有首都北京发难之中央革命，起事长江之中部革命，举兵两广、云南之边省革命。结果上策难行，下策失败，而最终中策成功，促成清朝败亡，而中华民国亦由此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