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区域性革命团体的组建,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全国革命形势为之一新。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孙中山联合全国革命党人成立了跨区域的新型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在充当全国革命领导中枢的同时,由于会员之间存在的政治理念、革命方略等方面的歧异,内部纷争不断。同盟会的发展,出现由联合到分途的变化。
孙中山是一位有理想有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革命领袖,在以兴中会为基础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对兴中会的局限性逐渐有所体认。庚子惠州起义虽然有效地提升了革命的影响力,促进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但经此一役,革命党人损失惨重,兴中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骨干成员多星散各处,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基本中断,兴中会几近形同虚设。有见于此,在全国革命形势全面勃发的大背景下,孙中山对兴中会的重建工作态度消极:1900年至1905年间“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辛丑壬寅间(1901—1902)为留东学界革命团体最蓬勃时代,留学生某等屡请总理乘势扩张兴中会,总理均以徐图机会答之”,而“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
在孙中山再组新党思绪明朗,进而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1905年的欧陆之行无疑对其影响巨大。庚子之后的孙中山奔走于日本、南洋、美洲等地,一方面从事革命的宣传与组织活动,在东京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培养有志于军事教育的留学青年;一方面与保皇党人“苦战”,抑制其在华人社群中势焰益张的党势。1904年,孙中山在与黄宗仰的通信中,对陈范在横滨设馆“联络各处志士”颇为称许。 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对于组建打破省界区隔的全国性大党这样的组党方向已较为明确,只是尚未找到付诸实施的契机。
1904年12月,受正在“寻孙逸仙,期与一致”的旅欧湖北留学生的邀请,孙中山自美赴欧,以与“中原士大夫”相联络。 次年1月抵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后,孙中山与留学生贺子才、魏宸组、朱和中、胡秉柯等彻谈革命进行方略。从目前公开的材料看,此次晤谈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转变以及组建新党的实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与留学生们的交谈,孙中山认识到原先以会党为主体的革命方略存在明显的缺陷,只有打破会党与学界长久以来的隔阂,“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 。一个“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的新的革命思路在孙中山的脑中逐渐形成。
作为革命的实干家,孙中山立即着手对留欧学生的组织工作,先后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地建立了不同于兴中会、以学界中人为主体的新型革命组织。对此,孙中山后来在梳理立党脉络时指出:“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 显然他认为1905年上半年同盟会已经于欧洲成立,东京同盟会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扩充与发展。
孙中山欧洲组党之事很快就借助留学生们的交际网络传到了东京。 此时的东京留学界,“学生大都同情革命,聚集在黄兴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 。黄兴等曾拟欲组党,以为革命中坚,但为倾服孙中山革命学说的程家柽所力阻。他主张稍缓时日,等待“革命名已大震”的孙中山来游日本,届时“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如此革命方“事在必成”。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横滨,数日后旋赴东京。在程家柽、宫崎寅藏等人的传告、介绍下,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人数度会面,商洽革命的联合问题。7月28日,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的晤谈中,孙中山“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29日,针对孙中山的提议,湖南学生齐聚黄兴寓所集议应对之法。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黄兴提议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刘揆一则反对联合;宋教仁表示应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之后再作分晓。与会诸人各是所说,莫衷一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内田良平宅第举行。会议参加者除孙中山外,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凡10省70余名留学生。与会者人数之众,“连庭院里也站满了人”,“到会群众无比狂热的情绪,甚至把壁龛板都挤塌了。一致认为:‘清朝一定要灭亡’”。 经过一整天的议程,会议先后确定了新团体的会名、纲领、盟书及联系暗号等。
8月13日,留学生假座东京富士见楼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千余人,观者如堵,秩序井然,“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之人数,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齐” 。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说,就“见闻所及”,指示诸君救国“要从高尚的下手”,“取法西人文明”,“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言毕,掌声如雷。至此,以其丰富的革命经历、卓拔的革命识见以及崇高的革命声望,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为绝大多数趋向革命的留日学生所公认。正如亲耳聆听讲演的陈天华所欢呼的:“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位于东京赤坂区的本金弥宅举行成立大会。会议修改并通过同盟会章程。章程确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宗旨,对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及相应职权、国内外的分支机构均有所规定。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并以选举或指定的方式产生了本部职员。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清季革命党人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中国同盟会是以“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文武才技俱有之”的学界中人为主体而成立的一个“极有精彩之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运动告别了各自为战的早期阶段,迈入了一个以整合全国革命力量的先进政党为“中国革命之中枢”的新阶段。自此而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同盟会打破省界区隔、整合全国革命力量的鲜明取向,在其组织机构的设计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根据同盟会总章,同盟会组织结构主要有本部、支部、分会三个层级。本部设于东京,支部设于海内外。其中于国内设东、南、西、北、中五大支部:东部支部设于上海,管辖浙江、江苏、安徽三分会;南部支部设于香港,统领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分会;西部支部设于重庆,分管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五分会;北部支部设于烟台,统辖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山东六分会;中部支部设于汉口,指导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分会。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支部,分设于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檀香山,亦各有职掌,指导各自区域内的分会活动。 由此可见,同盟会成立之初志向高远,拟于国内各省及海外华人活动之区遍设职掌分明的各级机构,以统合各类革命力量,推动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然而由于上述区域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同盟会宏大的组织规划在具体执行中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张玉法在分析了多种史料后指出:同盟会支分部的使用较为混乱,层级隶属关系并不尽依同盟会总章。同盟会查有实据的支分会共45个,其中海外占24个,国内有21个。海外24个支分部中,南洋10个,美洲7个,欧洲6个,澳洲1个;国内21个中,华中8个,华南6个,华北5个,东北2个。就国内状况而言,同盟会分支机构主要存在于“交通便利、风气开通的省区” 。
从孙中山的活动看,因为历史关系,在同盟会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较为关注华南与南洋地区的会务发展。1905年9月,孙中山委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前往香港、广州、澳门等地联络同志,“主盟收接”。 不久同盟会香港分会即告成立。10月孙中山赶赴西贡,一面举行债券筹款之事,一面在旅越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组建同盟会分支机构。1905年至1907年间,孙中山在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同盟会南洋负责人的通信中,对南洋地区的会务发展常有及时的针对性指导。在孙中山的亲自引导下,华南及南洋地区同盟会会务发展相对迅速,革命活动较为活跃。
同盟会国内各分支机构组建后,在当地往往能起到整合革命力量、领导革命运动的核心作用。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湖南当局加强了对学生的防范,“以致每一学堂里,充满了腐臭的空气” 。湖南进步学生虽不甘受压制,有所抗争,但苦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同盟会成立后,前华兴会会员禹之谟受孙中山、黄兴之托,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禹之谟利用自己任湖南教育会会长及湖南商会会长的便利条件,深入各界进行革命宣传,壮大组织力量,领导革命斗争,“故当时民气伸张与革命暗潮之四布,湘为特盛” 。
北方地区同盟会分支机构的建设虽然较为迟滞,但它们在革命运动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同样彰明较著。1907年春,宋教仁见“同志俱在南方,北方尚未着手”,乃偕白逾桓、吴昆等潜赴东三省,组设辽东支部。 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关外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在教育界、戏剧界或者新闻界都利用合法身份,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在青年学生中传播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在新军中播下了革命火种”,革命势力因而大张。1910年,主要来自“教育界和军政界”的“秘密的革命派”,在奉天地方已经成长为一支足以与“维新派”及“士绅派”相抗衡的力量。
海外各分支机构则在华人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发动捐款捐输,为国内革命运动的推展提供重要保障。1909年,同盟会在“保皇会势力高涨”的纽约建立分会。纽约分会初设,便积极响应孙中山筹款号召,“竭尽绵力”,筹“得一千五百元呈交于总理手收”。 美国西部是华人汇集之区,当地“华侨风气未开,复饱受康梁保皇之毒,表同情于革命者寥寥”。1908年,李是男受国内南方支部派遣前往美西活动。李是男从组建“鼓吹革命之言论机关”入手,创办《美洲少年周报》,“一纸风行,大受侨胞欢迎”。“侨界青年头脑,乃为之一新。”1910年2月,孙中山由纽约抵旧金山,同盟会美西分会正式成立。为救助广州新军起义逃难同志,李是男“商之(黄)伯耀,拟将其父之商店所存会项千元捐出。伯耀深表同情,亦即将自己商店存款凑成二千金,共同送交总理汇港”。次年,美西分会奉孙中山之命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购者甚为踊跃”,“故三月廿九广州黄花岗之役筹款颇多”。
经过数年间持续不断的建设,同盟会国内外分支机构初具规模,从而为各革命力量汇聚于革命洪流,造就革命运动的功成之局创造了条件。
同盟会是一个由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革命者所组成的新型革命政党,由于诸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随后的发展中,制度建设较为滞后,组织运作较为散漫,不但未能有效破除宗派主义的壁垒,消弭组建初期即已存在的政治理念及革命方略等方面的差异,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矛盾日积月累,鸿沟不断扩大,部分革命者遂另立团体,重新走上了自行其是的革命道路。
在同盟会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始终未能摆脱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框束,成为同盟会内部矛盾频生的重要诱因。1907年初,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围绕着国旗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起因即在于孙中山坚持沿用兴中会使用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却别有所见。章太炎非常传神地记录了孙、黄相争的场景:“逸仙自南洋还东京,作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 一场具体事务争端,竟致黄兴生决裂之心。据宋教仁分析:“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逸仙——引者注)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局中人宋教仁所指示的同盟会员别有成心及“疑心疑德”,显然与同盟会内盛行的地方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宗派主义有着极大的关联。 虽然黄兴最终从大局出发屈从孙中山,却“意颇怏怏”,对孙中山坚持己见甚难释怀。
同盟会员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也体现在革命方略上。同盟会员来自国内不同省区,他们从自身感情、经验及认识出发,往往主张将本省区的工作作为同盟会工作的着力点。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的主导下采取着重经营两广的军事路线,而对其他省区的革命活动较为忽略,这与孙中山生长在广东,“对两广人民斗争力量了解得比较深切,而且与当地会党也联系得比较紧密”直接相关。 随着同盟会在两广及边疆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屡屡受挫,来自其他区域的同盟会员的反弹愈来愈强烈。1907年8月,部分同盟会员别树一帜,组织共进会。共进会的参加者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多山泽豪帅与手臂技击之士” 。他们对“革命运动的开展,偏重在华南方面,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并且是用和缓手段……逐渐推动形势,稳步前进”颇为不满 ,遂分立门户,另组“实际行动的队伍” ,试图以会党力量为依托,将革命运动扩展至长江流域,推进革命运动的进程。共进会相对于同盟会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不仅擅改纲领,自建组织系统,而且不接受同盟会本部领导。据说力为调护同盟会团结的黄兴曾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达峰曰:‘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兴曰:‘如是革命有二统,将谁为正?’达峰笑曰:‘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等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兴爽然无以难也”。
共进会的自立开启了同盟会分裂的端绪。1907年后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之一是经费问题。经费的筹集与措置所关甚大,直接关乎组织的正常运转,但同盟会一直未能建立起一套严格有效的财政收支管理制度,在经费问题上“人治”色彩浓郁。在同盟会内部政治理念与革命方略等多方面歧异的催化下,经费问题不时引爆各种冲突。 围绕着经费的措置问题,章炳麟、陶成章等先后两次发动倒孙风潮。经历两次倒孙风潮,以陶成章为代表的一些同盟会员决意“继续前迹”,“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重建光复会,在同盟会外“另开局面”。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在东京宣告成立,章炳麟因“故旧”被推为会长。
同盟会东京本部组织涣散,人心浮动,局面近乎失控。孙中山自1908年起着手在自己长期耕耘的南洋及美洲地区重新组织团体,对同盟会本部事务愈加敬而远之。在此背景下,对孙中山谋划革命“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 深为不满的谭人凤、宋教仁等100余人,于1910年7月齐集谭人凤寓所,重新检讨革命进行方略。会间,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经过公议,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策动长江流域革命的中枢机构。 1911年广州起事再遭失败后,由同盟会脱胎而来的一个全新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在上海成立,该团体决定“转谋武汉” ,另造革命新局。
同盟会是清季新的革命形势下出现的第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它的组织与管理,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同盟会运作发展过程中数次出现的组织分裂,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提示了这一团体的不成熟性。革命党内部林立的山头,虽然“为反清大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显然极大地损耗了革命党人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没有各个山头的努力,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胜利。自然,如果不是山头林立,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各个击破,致使中华民国成为空招牌。”
[1]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9页。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289页。《兴中会于檀香山之铁证》,《革命逸史》第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页。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4页。《香港兴中会总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8—19页。Tse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The South Chinese Morning Post,1924,p.8.
[2] 《香港兴中会宣言》,《革命文献》第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62页,“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Marie-Claire Bergére, Sun Yat-sen ,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