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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00年庚子拳变，八国联军入京，清廷无力御侮，国人对于清廷之无能，日见愤慨，加速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时以留日学生为首，各回本省利用地利与人脉关系，开展反清活动。一批区域性的革命团体相继组建，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湖南的华兴会和江浙地区的光复会。革命活动也由华南一隅推展到长江流域。
湖南是近代开风气较早的中部省份，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曾“独步一时”，继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导留学日本。在兴起的留学热潮中，湖南也是派遣留学生较多的省份。20世纪初，随着一批思想日趋激烈、以推翻清廷为职志的留日学生回国活动，中国中部地区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应运而生。它的核心人物就是留日学生黄兴。
黄兴，原名轸，1874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早年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98年入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学习，开始接触西学新知。在校期间，因为笃志向学，颇为院长梁鼎芬所赏识。翌年，义和团起，“各国有瓜分中国之言，心甚忧危，思图补救”。“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
1902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时“留学生全体多不满意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参杂于其间”
。黄兴与蔡锷、杨毓麟、樊锥等创办《游学译编》，以译述的方式输入文明启迪民智。1903年，俄国欲图东三省，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学生军），以拒俄人侵略，黄兴为其中分队长之一。不久，学生军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活动重心亦由外转内，由先前的拒俄御侮一变为革命排满。
黄兴自认运动员，被赋予归国发动革命之责。“此实学界民族革命团体之嚆矢，而公乃被推为归国实行革命第一人焉。”
黄兴性“笃实厚重，不多发言”，在留学生中可能并不为人瞩目，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
。6月，遄返国内的黄兴，偕章士钊赴泰兴、南京筹措革命经费。7月，受胡元倓邀请拟赴长沙明德学堂任教。8月，黄兴赴湘途中道经武昌，因宣传革命思想，为梁鼎芬诘责，被张之洞驱逐。随后抵达长沙，任教于明德学堂。
明德学堂是留日学生胡元倓因倾慕日本庆应义塾，在湖南巨绅龙璋、龙绂瑞兄弟的支持下创办的新式学堂。该校以教育救国为职志，成立伊始，师资建设就注重吸纳归国学生，教员中的著名者如张继、吴禄贞、李书城、周震鳞、苏曼殊等皆为留日学生，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也“颇负时誉”
。任教期间，黄兴“白日上堂，晚间计划革命”
。“平日则恂恂儒者，绝口不谈政治”，“亦常宴会猜拳赌酒，联络官绅，议论庸凡。举事之前，无有疑为革命党者”。
明德学堂成为长沙地区革命者相互联络与宣传策划革命活动的中心。
1903年11月4日，章士钊、秦毓鎏、刘揆一、张继、周震鳞等借庆祝黄兴生日为名，于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宅召开秘密会议。“席间一致认为非组织革命团体，积极进行排满革命，不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
，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黄兴为会长，秦毓鎏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注意，对外则以“华兴公司”名义活动，“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100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公司”设址“林公馆”，“表面俨然一候补道之公馆”，“同志中所有乘舆往者，相约在门外下轿，不得入内。开会时，桌上供一香炉，有无关紧要之记载，随时焚化。历时半载，竟无人知为革命机关也”。
华兴会是一个知识分子主导的、以湖南人为主体的革命团体，主张施行“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分途并进的革命方略。具体说来，在湖南一省则结合本省省情，使“革命思想日见发达”的军学界与排满宗旨“久已蔓延固结”的会党“联络一体”，“审时度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取湖南为革命的根据地；同时为避免“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致革命中夭的局面，则利用各种机缘广泛运动省外各界，以造成全国革命勃兴的大势。
革命方略既定，会员遂分途进行。受自立军起义的启发，黄兴极为重视哥老会这一力量，亲自做联络工作。为防泄密及与学界中人隔阂，黄兴于华兴会外别设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专门机关。同仇会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列各种组织，黄兴、刘揆一、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分任大将、中将与少将，各有职掌。哥老会员相继加入者不下十余万，“声势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
除此之外，宋教仁、胡瑛在武昌设华兴会支部，结纳同志，运动新军；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杨毓麟、章士钊注重沪宁，策应一切。黄兴则往来于湘鄂之间，统筹全局。一个以湖南为根据地、放眼全国的革命局面已然成形。
华兴会原定于1904年11月6日慈禧太后寿诞之日，全省文武官员齐集庆贺之际，事先埋置炸弹，施行一网打尽之计，同时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等处五路并起，一鼓而下，占领长沙，点燃全国革命风云激荡的导火索。然因事机不密，为当局侦知，霎时间缇骑四出，磨刀霍霍。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11月5日，自家乡筹措经费返抵长沙的宋教仁偶遇曹亚伯。“亚伯若甚惊余之来省也者……乃密语余，问于何时来者？今日省城已杀二人，一游得胜，一肖贵生也。云皆为华兴会放票之事，现抚台密派兵四处严拿黄庆午（黄兴——引者注）、刘连生（刘揆一——引者注）等甚急，闻游得胜已供出常德有一宋姓者，子宜速避云云。”
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张继等华兴会骨干在长沙无法立足，纷纷逃离湖南，辗转上海，相继流亡日本。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陷于停顿。
光复会是以浙籍志士为主体的区域性革命团体，是在浙人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汇流整合而成，其源流可部分上溯至1903年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由拒俄义勇队演变而来，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会员纷纷归乡运动。其中部分会员组织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
。浙籍志士龚宝铨即为团员之一。龚宝铨自日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同志设置机关，伺机开展活动。
与此同时，陶成章等人联络会党的工作也同时展开。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素主“中央革命”。1902年曾入北京观测时势，“知非由陆军着手不可，因之屡谋入陆军学校，以图进身之路，乃竟不获如愿”
。旋赴日本留学。拒俄运动发生后，陶与龚宝铨缔交，“称为莫逆”。
1903年冬，偕魏兰回国联络会党。陶“长于谋略，处事周密谨慎”
，先赴上海与蔡元培密商进行办法，后抵杭州，经人介绍得见浙江会党重要人物濮振声。“濮氏素闻公名，相见恨晚，即出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授公。”在濮的推动下，陶成章、魏兰来往于浙江各地，各秘密会党之党魁“均联为一气”，“公自此于秘密会党中，大膨涨势力矣”。
龚宝铨、陶成章等人的活动，与上海地区蔡元培等人的活动逐渐声应气求，联为一体。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季翰林。甲午战后，开始接触新学，思想日趋激进。1902年春，蔡元培与蒋智由、林獬、叶瀚、王季同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设爱国女学，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
11月，南洋公学风潮骤起，教育会应退学学生公请，组织爱国学社。学社成立后，很快就成为上海新学界的一个重要中心，学员“在诸师教导下，日益关心政治、时事，民族意识也因而日益增强”，学社风气，“倡言革命已胜过求学”。
1903年拒俄事起，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消息传至上海，教育会诸君“人人感奋，故有愿应东学诸君为义勇队者出站草地之举”
。进而又追随东京留学生步调，将拒俄义勇队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稍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早晚训练”
。此时的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
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廷嫉视，其主要成员均在预定逮捕之列。在亲友的劝导下，蔡元培避居青岛。苏报案旋即发生。是年冬，蔡元培返沪，与王季同、蒋维乔等组织对俄同志会，出版《俄事警闻》日报，假借报道俄事，继续倡言革命。翌年初，对俄同志会“扩张”改名为争存会，《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意在通过会员内外各个方向的努力，“达争存之目的”，符天演学“物争自存”之要义。
浙籍革命志士以上海这一场域为中心开展活动，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无可避免地日形密切。龚宝铨、陶成章返国之初曾与蔡元培有所联络。龚宝铨还在蔡元培任校长的爱国女校担任教员。蔡元培则“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与各方交际广泛，往来频密。
1904年年中，为配合华兴会起义计划，蔡元培、陶成章等密商响应之策。议定，陶成章续返浙江联络会党。浙江举事最终虽引而未发，但其筹谋及准备，显然促进了浙江地区革命力量的整合与新团体的组建。光复会的随后成立可为佐证。
1904年11月，在蔡元培与龚宝铨的发起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应时成立
，蔡因声望素高被举为会长。光复会成立之初，虽然会员大多来自军国民教育会与爱国女校，但显然志不止此，实以统合浙籍革命力量为归向。该年冬，陶成章东渡日本途经上海，蔡元培知其“于内地各秘密会党中颇有结纳”，力邀入会，“由是绍兴商学界及各属会党头目相与订盟者，大不乏人”。
不久，在浙江地方颇有影响的徐锡麟、秋瑾等亦相继入会。一个以学界中人为主体、外联秘密会党的新型区域性革命团体正式形成。
光复会又称复古会，会员入会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光复”二字，据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章炳麟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
据此，光复会应持以种族革命为先导的革命思路。
光复会成立后，以联络会党为活动重心，通过对会党的宣传与组织，筹谋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9月，徐锡麟以“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之教练，以兵法部勒，不能为用”，与陶成章、龚宝铨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培养会党的专门学校。由是，众多光复会员齐趋绍兴，共商革命大计，“绿林豪杰麇集其间，而势力亦益盛”。自此，浙江革命军大本营移于大通学堂，绍兴取代上海成为光复会活动的中心。
在光复会的精耕细作下，浙江地区的革命条件逐渐形成，从而为革命党人在东南地区的起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