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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始于1885年中法越南战争之败。1894年甲午战争之际，孙中山北上计划上书李鸿章谋求改革，提倡“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项主张，然未能得见，“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
，遂自京津南下武汉、上海，取得江海关发给的出国护照，乘轮转抵檀香山（夏威夷），与当地华侨创立兴中会
，翌年初于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起而革命。兴中会由此成为清季首创之革命团体，进而于粤港及海外各地，结合同志，策动武装起义。
1894至1895年间，孙中山先后于檀香山、香港及广州三地联络亲属同乡、师友同学，设立团体，倡导革命，振兴中华，是为兴中会之成立。
檀香山兴中会
甲午军兴，中日启衅，陆军败于平壤，海军受挫于黄海。孙中山以为良机，于檀香山鼓吹革命，惟风气未开，华侨多视为乱谋作反，应者寥寥无几。犹幸孙中山兄长孙眉（1854—1915）于当地经营畜牧业，“交游至广”，又清军败报频传，日侨大事庆祝，刺激华侨滋生民族意识。
1894年11月24日，众人会集于卑涉银行（Bank of Bishop＆Co．）经理何宽宅（爱玛巷Emma Lane 140号）。由于人数太多，转移至李昌家（爱玛巷157号），召开成立会，与会者包括何宽、刘祥、李昌等20余人。按孙中山的提议，定名为“兴中会”，通过章程九条，指“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方今列强环列……蚕食鲸吞……用特会以兴中”，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推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及何宽分别为正副主席，设会所于华人消防二楼，并规定各会员须纳五元会底银。众人须填写盟书，左手执圣经，高举右手宣誓入会，会员数目陆续增至约130人，并由何宽保留其时该会之“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成为该会创立之重要文献。檀香山兴中会之成立，有赖何宽、李昌和宋居仁（1854—1931）等华侨基督徒的支持，可见孙中山早期建立革命团体与华侨及基督教之关系密切，是为兴中会的始创。
香港兴中会总会
1894年年末甲午败局已现，日军西渡鸭绿江攻辽，京津地区岌岌可危。上海同志宋耀如（1864—1918），函促孙中山结束美洲之行回国。1895年1月，孙中山偕檀香山华侨邓荫南等返抵香港，随即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联合各地志士，扩大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又遣陈少白赴上海联络，惜仅得水师出身的陈廷威一人来归。时杨衢云、谢缵泰等辅仁文社社员欣然加盟，是为孙、杨合作，决定设总机关于中环士丹顿街13号，取名“干亨行”，掩人耳目。此名乃由精通易理的黄咏商所定，取《易经·文言》“干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预兆物极必反，清亡汉兴。
同年2月21日举行香港兴中会成立大会，入会者一律高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又修改檀香山章程九条为十条，明订总会设于中国，分会散设各处，确立“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述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之宗旨，列明拟办事务、组织及招收会员、会费等条文。首选黄咏商为会长，准备广州起义。
宣言虽未指明香港兴中会为总会，但广州、横滨、南非、台湾、河内等分会建立，皆由香港兴中会成员拓展而生，故已具总会之实。虽有论者对此质疑，并引陈少白1931年函为证
，惟陈氏于1939年口述出版之《兴中会革命史要》，明言干亨行为总机关。且该会亦被孙中山、谢缵泰、冯自由等称为“干部”、“总部”（headquarters）、“总会”、“总机关”、“实行机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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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兴中会革命史料》第64辑时，亦冠以总会之名，可见香港兴中会实具总会地位，推动革命，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论述如下：
革命运动之推行，有赖立会、宣传及起义三者。香港兴中会总会于此三方面均扮演开创性的角色。
其一，立会。檀香山兴中会虽为首创，却欠革命之性质及行动：宣言明显较温和，未明确反清。
现举宣言一项说明之：两者均指中国面临内忧外侵，提出联合志士、贤豪以“兴中”，救国救民意向明显。但香港宣言进而提出“中国积弱，至今极矣”，较之檀香山宣言“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更觉迫切。此外，香港宣言对于清廷腐败、贪污无能、残民自肥进行挞伐，更具激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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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则为香港兴中会总会一经成立，立即策动乙未广州之役。故香港兴中会总会，实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首具革命性质之革命团体。
其二，宣传。香港兴中会总会章程第三条，早已说明“设报馆以开风气”。1899年陈少白建议回港办报，鼓吹革命，获孙中山同意，借曾协助菲律宾革命党人购买军火所获赠款，于横滨购买印刷机器，付运至香港，支持办报。1900年1月下旬，陈少白租得港岛士丹利街24号（今香港陆羽茶室）为报社，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命名，创设《中国日报》，自任社长，又发行十日刊《中国旬报》，以“游戏文章、歌谣，讥刺时政”。由于首创，又被誉为“革命党组织言论机关之始祖”。该报仿效日本报纸格式，以横行短行排印，令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每日出纸两张，后增至六页。
综观该报之言论，于兴中会时期宣传革命，攻击保皇党，揭露清政府腐败，影响海内外革命同志，促成东京、上海两地党人先后办报，两地最终成为清季宣传革命之两大中心。革命思潮由此日见传播，益广益深，可见《中国日报》在清季革命运动舆论阵地中所居的开创地位，堪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其三，起义。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即策划首次广州起义。此后香港遂成清季革命运动的“大本营”，策划、筹款、购买军火、输送革命队伍至起义地点，以至失败后退返，皆在此地，包括兴中会时期之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1903年壬寅广州之役。其后同盟会时期所策动之1907—1908年粤东之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以至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广东光复之役，皆上承香港兴中会总会策动武装起义模式而至。
广州分会
1895年兴中会决定在粤省发动首次起义，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北上广州发展，设立分会，租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作会所，为内地首创之革命团体。该会定名“农学会”，藉以掩护革命活动。孙中山继在《中西日报》发表《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倡议农业改良，招揽同志。
由此获得粤省官绅潘宝璜、刘学询（1855—1935）等数十人署名赞助，且有同志如左斗山、程奎光（？—1895）、程璧光（1861—1918）等踊跃加入，借改良农业为借口，实则密谋起义。并分设机关于圣教书楼及东门外咸虾栏之“张公馆”。
及后，乙未广州起义流产，广州兴中会亦随之结束。
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流产后，由于清廷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相继流亡台湾、海外，先后于横滨、南非、台湾、河内、旧金山建立分会，继续推动反清革命。
横滨分会
1894年，孙中山自檀香山返港，中途船泊横滨，向船中同胞演讲，经船上售物商陈清推介，认识旅日侨商冯镜如（？—1913）、冯紫珊（？—1921）兄弟及谭发等。乙未广州之役后，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流亡日本，寄居横滨山下町53番冯镜如之文经印刷店二楼，邀其弟紫珊、谭发、黎炳垣（焕墀）等十余人，商议组织兴中会分会。选冯镜如为会长，冯紫珊、谭发等为干事，半月后设会所于山下町175番，温芬、郑晓初等相继加盟，年仅14岁的冯镜如之子冯自由，即于此时加入成为党员，投身革命，是为其日后起而撰写革命史之由来。时在日华侨反应冷淡，自孙中山离日后，会员供给月费者日少，冯镜如不得已关闭会所，移会务于文经印刷店。
1897年，冯镜如联络华侨，创设大同学校，教育华人子弟，康有为门徒徐勤（1873—1945）担任校长。徐氏引用康氏门徒，交际华侨，获得支持，故兴中会“遂有江河日下之势”
，“能宗旨一贯历久不变者，寥寥十数人矣”。1898年，孙中山自欧洲回日，寓居横滨连续八年，决策会务，包括协助菲律宾独立军、策动庚子惠州之役，刊行《国民报》，鼓吹革命。又因大同学校已成保皇会机关，故联合三江帮商人等团体，另办横滨华侨学校。为扩大实力，1903年孙中山设军校于东京青山，以日本武官少佐日野熊藏为校长，培育革命武力，惟因学生“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方教员多次调解不成解散。
南非分会
南非兴中会分会乃杨衢云所创。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杨氏游历越南、南洋群岛、印度，至1896年抵南非，分别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及彼得马尼士堡（Pietermaritzburg）两地，联络同志，热烈宣传，吸纳黎民占、霍汝丁（胜刚）等会员数十人，会务“渐形发达”。同年十月，杨衢云欲回国革命，会员献金助之，而黎氏贱卖产业，遂随同返港。奈杨氏不能立足，仅能教授英文自活。黎氏屈居香港，日见贫穷，亦郁结以终。此后南非兴中会并无特别表现。
台湾分会
台湾兴中会分会，由陈少白于台北创立。广州之役失败后，杨鹤龄侄杨心如（1868—1946）北走台湾谋生，任永乐町美时洋行买办。陈氏于1897年亦赴台湾，结识侨商容祺年（1868—？）、吴文秀（1873—1929）、赵满潮，遂组织兴中会，因会员不多，会所设于心如宅。台湾志士共20多人，惟无名册保存。其后陈氏返日向中山报告，次年回台北募集革命经费，助办《中国日报》。1900年惠州之役，孙中山以台湾作指挥基地，杨心如负联络之职，并往返港台传递机要文件。
河内分会
1902年秋冬间，孙中山藉参观河内博览会之机会，拜访越南总督韬美（Paul Doumer）。值韬美返国，其秘书长哈德安（M．Hardouin）代为招待，因而留居数月。时有广东新宁人黄隆生（1870—1939）在河内保罗巴脱街20号开设隆生洋服店，平日喜读《中国日报》，已具反清之思想，偶遇孙中山，相谈甚欢，并介绍杨寿彭、罗
、曾克齐等加入，遂创河内兴中会。河内兴中会分会会员有限，未设会所，会议均假隆生洋服店，三年后改组为同盟会。
旧金山分会
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继到檀香山，再至美国西岸旧金山，联络洪门致公堂，然风气未开。及至1903年，孙中山于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后，再次抵达旧金山，因清领事及保皇会勾结移民局，孙氏被拘留于码头木屋多日，不能入境。幸得《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1868—1931）与致公堂黄三德（1863—1946）合力营救，终于安然入境，下榻致公堂会所，结识当地华侨邝华汰、邓干隆等。孙中山又托《中西日报》社，印刷邹容之《革命军》11000册，赠予当地华侨，鼓吹革命。时孙中山欲建分会，决定从具有新思想之教友入手，召集其中有志者，开筹饷大会于士作顿街长老会布道会所，并推邝氏为主席。孙中山即席演讲，推销革命债券，谓买券者即成兴中会会员。教友有所保留，孙中山志在筹饷，改变初衷，“入会与否，一惟尊便”，遂得美金4000余元。惟宣誓加入兴中会者，仅邝氏等数人，发展不佳。此后孙中山偕黄三德，巡游美国各埠宣传，纳兴中会纲领入致公堂新章程，图以旧组织吸纳同志，目的在于联络及改良海外会党，继续为反清革命打拼。
自孙中山于1894年创设兴中会于檀香山，随着时势推移，兴中会日渐发展，建总会于香港，设分会于广州、横滨、台北、南非、河内、旧金山等地。据张玉法统计，各地兴中会成员共计325人，就其所属籍贯而言，大部分为广东人（85.6％），其次则为福建人（1.4％）、湖南人（1.1％）、湖北人（0.7％）等。就出身而言，分别为商人（35.1％）、知识分子（20％）、工人（15.7％）、会党（13.6％）、农牧业（4.4％）、军警及退职军人（2.2％）、不详（9％）。显然兴中会会员以广东人为主，因为孙中山原籍广东，且其活动地主要在粤港一带。就出身而言，以商人、知识分子、工、农、会党等为主，可见成员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具有“全民”的社会特质。
其中香港一地之粤籍会员及外人加入人数，最为突出。自1895至1900年间入会者合计38人。除英、日国籍会员5名外，华人会员共33人。其中除杨衢云为香港出生的福建人，刘成禺为湖北留日学生之外，余皆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县乡。就此而言，除部分会党背景不太清楚外，主要仍以商人、知识分子为主，且大多曾在沿海城市居住及接受西式教育。其中黄咏商、余育之及李纪堂三人，均来自香港世家及富有阶层，故可知该会成立之初，其成员多为香港华人社会精英，并具有外人支持的国际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