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省港澳华人的觉醒

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出现了上述一批精通中英双语的精英，他们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对外失败，渐知“清政府之不足恃，及研究新学之必要” ，相继起而要求清廷改革。在此一政治觉醒下，尤以中央书院为首的香港青年双语精英流露出关心国事的言行，最为突出，上环之香港华人社会逐渐形成一种改革的氛围，已于前述。遂促成“四大寇”及辅仁文社两组群体的出现，继而至省、澳两地活动，吸纳同志，谋组革命团体，是为清季革命的酝酿。首述“四大寇”：

“四大寇”乃指孙中山、尢列、陈少白、杨鹤龄四人，1880年代后期，四人先后移居香港，或升学，或就业，时香港在港英当局统治下，推动自由贸易，由是中西文化得以交流。在英人管治下的香港，据孙中山的回忆，城市建设“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且政府官员“洁己奉公”，情形均与内地有着显著的差异。 孙、尢、陈、杨四人，于此一新的社会及生活空间，目睹香港本地的显著进步，相对于内地的“落后”，其思想遂出现变化。时四人于1888年起，时常聚谈于歌赋街8号杨耀记，言行反清，因而被称为“四大寇”。 随着清廷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其中尤以中法越南战争（1884—1885）及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两役对于四人影响尤大，如孙中山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尢列谓“时方中日战争，国人渐有国家思想”；陈少白谓“甲午之战，割地索费，以为支那当头之一棒”。 四人遂逐步踏上革命的路途。以下就四人参与革命的历程作出论述，以此说明其时海外华人的觉醒。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号逸仙，以孙逸仙（Sun Yat-sen）一名闻世。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人。家世务农，幼读私塾，因其兄孙眉（1854—1915）垦殖谋生于夏威夷，于少年时得以移居此地而具华侨之背景。由是得识中英语文，遂能拓展视野。1883年回国，就学香港。入读拔萃书室、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而于香港西医书院习医毕业。由是结识中外师友如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7—1926）、何启（1859—1914）、区凤墀（1847—1914）、王煜初（1843—1903）等人，中西学问精进。时值清政府腐败无能，遂思改良中国的专制恶政。1894年，于檀香山始创兴中会，翌年至香港创设兴中会总会，倡导革命，谋求推翻清政府。1905年前后，联合留学生、华侨、会党，终于于东京创立同盟会，以香港、新加坡、河内为基地，策动粤、桂、滇三省边区革命，前后十次。1911年，终于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

尢列，原籍广东顺德，幼名季榑，字令季，学名其洞，别字少纨，号小园，又名吴兴季子。出身富裕积学之家，曾祖父尢耀东（1765—1846），以经营棉花行及批发而致富，并以“克勤克俭”、“修桥整路”造福乡梓。其父光瑶，继承家业，以治国学著称。 可见尢列出身于具有士商背景的大富积善之家。少时曾受教于同邑名儒陆南朗，陆氏讲论异族入侵史事，激发尢氏的民族思念。早年随家族游历江、浙城镇，以至日、韩两国，得见日本明治维新之新气象。后抵上海，接触洪门，得悉“反清复明”之宗旨，始悟其师陆南朗之教诲，遂“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

时清廷对外战争失败，尢氏目睹时艰，于1885年回粤，遂入学广州算学馆，适值孙中山就读于博济医院，由其早年毕业于博济医院的族兄尢裕堂介绍而得以认识孙氏。尢氏常往来香港，得悉香港华民政务司招考书记，随即投考而获入选，遂留香港。因至歌赋街杨耀记，走访算学馆同学杨鹤龄，得重遇与杨有同乡之谊的孙中山，相互聚谈，而孙氏同学好友陈少白亦常加入，高言反清，故有“四大寇”之称号，交谊遂深。 ^[10] 与此同时，尢氏与辅仁文社社员罗文玉相熟，遂加入辅仁文社，推介社长杨衢云结识孙中山。至1895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尢氏遂与黄咏商、杨衢云等加入该会，投身革命，参与乙未广州之役及庚子惠州之役，并先后于香港、横滨、新加坡三地创设中和堂，联络三地劳工阶层，鼓吹革命。 ^[11]

陈少白，广东新会人，幼名闻韶，号夔石，少白一名，乃慕乡贤大儒白沙而得。先世自闽迁粤，属官宦之家。 其父子桥“倡导新学新政，好议论国际事”，父子二人，先后归信基督教。 少白早年居乡习举业，初受教于四叔梦南（1840—1882）。梦南为两广教会名人，早年以诗书积学闻名乡里。

时梦南自广州携西学译本回乡，少白得而读之，“始知世界大势，发生国家观念”，并谓“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自是弃帖括，习有用之学”。 1888年美国长老会哈巴牧师（Andrew P．Happer，1818—1894）在华筹设教会大学，初拟建校上海，其父子桥与地方士绅联函，建议哈巴于广州办学，结果创设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是为岭南大学之前身，少白即为第一位入学者，遂受洗入教。同年因事至香港，由区凤墀亲函推介，得识就读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少白随即辍学，南下香港谋生；并因孙中山的引介，蒙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接纳入学，遂成同窗。 时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列强侵凌，陈氏深感“君相委靡而少仁，官府贪殊而无耻……又复开门揖盗”，产生“国以民为本”之民主思想 ，从而成为孙中山倡导革命的重要伙伴。1895年加入兴中会，参与策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流亡日本横滨，联络日本同情中国革命的志士，透过孙中山檀香山友人菅原传的介绍，结识曾根俊虎、宫崎寅藏等人。1897年孙中山于伦敦蒙难，死里逃生后，东返日本，因陈少白而结识愿意支持中国革命的犬养毅、宫崎寅藏等人。1897年东渡至台湾，于台北创设兴中会分会。 1899年至香港，翌年于中环史丹利街24号创办《中国日报》，鼓吹革命，为清季革命报刊之元祖。1900年在港联系兴中会、三合会及两湖的哥老会，合组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该会会长，密谋革命。1900年惠州之役即由此而起。1905年，更被推为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参与粤、桂、滇边省起义。

杨鹤龄，字礼遐，为孙中山之同乡。父显光曾任知府，晚年辞官归故里，从商于港澳两地，并于香港歌赋街开设杨耀记商店。杨鹤龄“为人亢爽不羁，喜谐谑” ，与孙中山、陆皓东二人，自幼相识，童年时得听太平天国革命故事，向往洪杨革命。早年受教于岭南硕学简竹居（1851—1933） ，1887年孙氏至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结交陈少白而成同窗，而尢列、杨鹤龄亦相继寓港，四人遂能时相聚会于杨耀记，高谈阔论，仰慕洪秀全，并提出“勿敬朝廷”，是为四大寇时期。

及至孙中山毕业后，先后到澳门及广州行医，开设药局，除获粤、澳富商支持外，并得杨氏出手相助。孙氏于澳门草堆街所开办的中西药局，乃透过杨氏推介，获其七妹夫吴节薇担保，向当地镜湖医院借得本银2000元，用作赠药施诊。由于医术高明，孙氏誉满濠江。然因遭当地医师排挤及镜湖医院的司事、中医所忌 ，只得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杨氏毅然将其澳门龙崇街大楼转让给吴节薇，资助孙氏开业 。当孙中山行医于澳门之际，其往来“同志”，唯独同乡“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相与畅谈时政”。 至1895年于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鹤龄及其侄心如二人即加入成为会员，支持革命。 由此可见，孙、尢、陈、杨四人，均为清季革命运动始起之早期同志。此“四大寇”得以名垂革命史之由来。

辅仁文社，乃由中央书院之谢缵泰，联同同学陈芬、周昭岳、黄国瑜、罗文玉，及圣保罗书院之杨衢云，圣约瑟书院之刘燕宾，时常聚会，讨论时局而产生。其初聚会地点分别为：刘燕宾任职的炳记船务行、杨衢云任职的招商局、胡干之任职的江记船务行及谢缵泰的住宅永胜街11号。 ^[12]

1892年3月13日，上述七人义结金兰，共订盟誓于中、英文铅字印刷的《兰谱》中。遂成立“辅仁文社”于港岛百子里1号2楼。以杨衢云年纪居长，共推其为社长。《兰谱》内具拉丁文“尽心爱国”（Ducit Amor Patriae）作为座右铭，并具英文《社纲》，共计六条：（1）to purify the character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degree；（2）to prohibit indulgence in the vices of this world；（3）to set an example for future young Chinese；（4）to improve in all possible ways Chinese and foreign knowledge from both a civil and a military point of view；（5）to obtain a good knowledge of Western science，and learning；（6）to learn how to be and act as a patriot，and how to wipe out the unjust wrongs our country has suffered．现将其译述如下：

（1）培养至善纯洁之人格；

（2）避免沉溺于当世之恶习；

（3）作为未来中国青年之表率；

（4）通过可能途径增进中外、文武学识；

（5）增进西学新知；

（6）以爱国者自励自勉，消除吾国所受之乖误。

此外，尚有《辅仁文社序》，说明本“扶危济困”、“劝善规过”、“切磋琢磨”之友道，以此组织团体。 ^[13] 由此可见该社成立之初，已具英文之《社纲》，藉以说明其成立之宗旨，而华人组织团体，竟以英文撰写社纲，前此所无，于此亦可见其“洋化”的转变。

新成立之辅仁文社，社员增至17人，其时姓名可考者，据冯自由早年著述，计共9人，然不止此数。 社内购置新学书报，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为“港侨设立新学团体之先河” ，亦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先倡导改革的学会。 其时辅仁文社，虽以倡导西学、讲谈时事、宗尚改革为其活动方针，未具革命的激进性质，然由于朋党结集聚会，已引起“香港警吏之窥伺”。

关于辅仁文社的成员，谢缵泰曾指于该社成立前，他共有16位好友，其中获得其信赖者则为杨衢云、陈芬、周昭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6人。而据《辅仁文社序》所记，创会时“同志七人”，可知谢氏与所信赖者6人为创会会员。 ^[14] 其次，据冯自由所述，其成员为16人，除上述7人外，尚有温宗尧、胡干之、何汝明、温德4人，而温宗尧与温德同属一人。 又谢缵泰尚提及陆敬科与其Iu Kui会之友人居于百子里3楼，陆敬科亦应为该社成员。 ^[15] 而邹鲁则列黄咏商为辅仁文社社员 ，此外与文社尚有关系者为尢列及陈 勋二人 ^[16] 。故辅仁文社17名社员中，已知加入及具关系而可稽者，计共14人。其中以杨衢云、谢缵泰两人最为重要，盖因杨氏曾任社长，而谢氏则为“辅仁文社之成，端赖其力” 。首述二人生平（见表2-1）。

* 表示创会会员　—表示未详

杨衢云，原籍福建海澄，幼名合吉，字肇春，衢云一名为其义兄瑞云所起。 祖父福康出身廪生，曾任官，后移民英属马来亚之槟城（Penang）。其父清水出生于此，后回乡再至香港，任港府辅政司通事，并于各院任教，娶东莞郑氏为妻，生衢云。早年随父读书，14岁至香港海军船坞学习机械，不慎伤右手断三指。又获英人总技师白礼仁之助，夜习英文，且肄业于圣保罗书院，并具基督教信仰，由是得识西学。先后任职圣约瑟书院、招商局书记及沙宣洋行（David Sassoon Sons ＆Co．）副经理。冯自由谓其“为人仁厚和蔼，行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并谓其精于拳击，每见国人受到洋人欺凌，时常打抱不平。 稍后与谢缵泰等中央书院学生交往，共同创立辅仁文社，以年长而被推为社长。时因尢列推介，得与孙中山认识，孙、杨一见如故，“欢甚，由是朝夕常至，至则抵掌而谈，达旦不倦”，是为二人日后共同倡导革命之由来。

谢缵泰，广东开平人，字圣安，号康如。父日昌，于澳洲营商，开设泰益号，经营出入口贸易，属洪门三合会，故具反清复明思想，以此教导二子缵泰、缵业。谢缵泰于悉尼（Sydney）出生。7岁时受洗，成圣公会信徒，然自谓乃儒家思想支持者，16岁回港，入学中央书院，毕业后任工务局书记及买办之职。在中央书院就读时，已经认识校内外关心国事的爱国青年，遂与杨衢云等合组辅仁文社。 ^[17] 谢氏擅长英语、数学，时常于本港中、英文报刊如《华字日报》、 Hong Kong Daily Press （《孖刺西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其言论尤多改革主张。1898年绘制著名的《东亚时局形势图》，警醒国人关注列强瓜分中国，被视为近代中国首出之政治漫画。 由此可见，谢氏凭其西学新知，从而成为一位具有改革及发明思想的爱国者。 ^[18]

1895年，辅仁文社以杨衢云、谢缵泰为首，加入孙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遂投身革命。辅仁文社一派之黄咏商及杨衢云，亦先后出任香港兴中会会长，参与策动1895年广州乙未之役、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杨衢云亦因暴露身份而被清廷派人暗杀致死。谢缵泰愤而策动1903年壬寅广州之役，结果失败，谢氏此后遂告别革命。1924年以英文撰写《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一书，为其个人生平、辅仁文社及兴中会时期留下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具有中英双语背景的新一代华人知青，以孙中山等四大寇及杨衢云等辅仁文社成员为代表，共同出现民族觉醒，终于促成省港澳“新青年”对中国前途的关怀，逐渐出现“串连”的现象。原来孙、尢、陈、杨四人所集会之杨耀记，亦为孙氏同学、同乡兼挚友的郑士良、陆皓东自粤来港下榻之地，故该店被称为“革命党最初之政谈俱乐部”。 其次，由于尢列的关系，孙中山与杨衢云亦得以结识，二人相见甚欢，时相会面，每每抵掌谈心，通宵不倦。杨氏且时至香港西医书院宿舍，与习医的孙氏及其同学关景良等，“痛陈国人迭受外人欺侮之愤慨，及应急起图存之必要”。 时孙氏并以“衢哥”昵称称之，二人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论者且谓孙氏之反清及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颇受杨衢云之影响。

1892年孙中山于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于澳门及广州行医。首至澳门设中西药局行医。其时“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间，相与畅谈时政” 。或谓孙中山已经开始成立“少年中国党”，期望以改造中国为宗旨，谋以和平手段，借请愿方式争取当道接纳。 继至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于1893年冬又与郑士良、陆皓东、尢列、陈少白、周昭岳、魏友琴、程耀宸及程璧光、奎光两兄弟，共同聚会于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讨论时局，并且提议成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是为兴中会创设的起始。

及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大败，省港澳的“新青年”遂起而反清，促成清季革命运动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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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英、法、德、俄四国模式的追寻学效，参见鲍绍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69页。对美国建国模式之向往，参见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7-119．

[2] 王韬：《香港论略》，《弢园文录外编》（1883），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重印，第37—58页。王氏谓：“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难至粤者，随海舶来，必道香港，遂为孔道，香港不设关市……行处者乐出其境……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94-196．

[3] 吴伦霓霞：《香港自由地位的建立——从一块石头到转口港》，《历史月刊》1990年第32期，第106—117页。又清季内地香港贸易的紧密关系，促成香港的兴起，可参见K．C．Fok（霍启昌），“Hong Kong'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Late China Period”， Lecture on Hong Kong History：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0，pp．97-117．G．B．Endacott，“Forward”， An Eastern Entreport：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1964，pp．Ⅵ—ⅩⅥ．

[4] 王韬：《香港论略》，《弢园文录外编》（1883），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1—262页。李金强：《胡礼垣与戊戌维新》，《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Carl T．Smith， Chinese 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11，139-171。“The Contribution of Missionar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in A Sense of History ，Hong Kong：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1995，pp．285-304．

[5] 省、港、澳关系的建立，可参见《百年来港澳交通史》、《百年来省港关系发展史话》，鲁言《香港掌故》第三集（1981），香港，广镜出版社，1977年，第100—105、167—181页。关于省、港、澳航运业，参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辑，第149、237—240、516—523页。《支那省别全志》，东京，东亚同文会，1918年，第494—496、498—499页。又参见“Hong Kong，Steamers”， Hong Kong Daily Press ，25 Oct．，1882，28 Oct．，1882，29 May，1886．徐曰彪：《近代香港航运业的兴起》，《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第192—193、200—205页。Daniel Y．K．Kwan（关一球）， Marxist Intellectual and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A Study of Tang Zhongxia（1984—1933） ，Seattle＆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pp．52-58．广九铁路的修建，参见李恩涵《中英广九铁路的交涉》，台北，第139—172页。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89页。并参见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1990年，第119—124页。

[6] 参见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Midigan，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1970，pp．1-6．粤港澳新生代华人的反满，可以孙中山、尢列、陈少白及杨鹤龄“四大寇”为例，参见李金强《中山先生与港澳》，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99—102页。自甲午至辛亥时期反满之民族思想，可参见李国祁《甲午战后至抗战以前我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8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44—850页。

[7]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1975年，第143—150页。张氏指出孙氏对基督徒演讲，则谓受教会学校教育及外国传教士自由精神的感染。对国人则谓乃外国侵略，清廷无力抵抗所致。在香港大学演说则强调革命思想起自香港。并参见Lyon Sharman， 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p．28，认为宜将上列各种因素合而观之，始能说明孙氏成为革命家之原因。陈钖祺：《孙中山革命思想产生和革命事业的开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5—82页。并参见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p．10-40．

[8]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p．15．

[9] 何胡重视日本明治维新，见李金强《香港华人与中国——何启、胡礼垣之个案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41、47—48页。赵雨乐：《何启、胡礼垣的日本观》，《文化中国的重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与活动》，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年，第23—35页。李金强：《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香港，孙中山纪念馆，2008年，第80—88页。Lyon sharman， 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pp．65-68．

[10] 冯自由：《尢列事略》，《尢列事略补述一》，《革命逸史》第1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40、47—48页。尢列于1892年任职港府华民政务司署（C．S．O．）之中文文书（Chinesewriter），年薪为180元，见 Hong 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92 ，p．140．

[11] 尢列：《对时局之宣言》，尢嘉博编《尢列集》，香港，自印，2002年，第239—240页。自述参与兴中会及同盟会的活动。冯自由：《中和堂小史》，《革命逸史》第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30—132页。冼江：《尢列事略》，尢嘉博编《尢列集》，香港，自印，2002年，第71—73页。尢列在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于1901年南下新加坡，于华埠牛车水悬壸行医，结识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为孙中山于星埠创设同盟会打下基石，参见Yen Ching-hwang（颜清湟），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41-47．

[12]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pp．15，7-8．

[13] 杨拔凡在《杨衢云家传》（1955年冬）中，谓于谢缵泰家中，得见此中英文《兰谱》，内有座右铭及社纲。辅仁文社序及社纲，Hsueh，Chun-tu（薛君度）从谢缵泰儿子处得到，首见于其撰文“Sun Yat-sen，Yang Chu-yun，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in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03，note 3；后影印转送贺跃夫（见贺跃夫《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兹我同志七人，以为此社名曰辅仁文社，但愿同心同德，有始有终。”Tse Tsan Tai，op．cit．，p．8．

[14]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p．7．贺跃夫：《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4页。

[15]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op．cit．，p．8．马小进的《香江之革命楼台》［《越风半月刊》第12期（1936），第1页］则列胡干之、温宗尧、陆敬科3人，故陆氏应为社员。

[16] 尢列：《杨衢云略史》，香港，自印，2002年，第226页。谓尢列与罗文玉相识，被“介绍之于文社，屡至谈学，因得与诸君游”。陈 勋、莫世祥校注：《前言》，《香港杂记》（1895），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莫氏认为陈氏加入辅仁文社。吴萱人：《逾百年名著〈香港杂记〉种种》，《今识杨衢云：吴萱人文集》，香港，2011年，自印，指陈 勋即陈芬，然未提出确据，故存疑。

[17]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op．cit．，p．7．Sonia Lightfoot， The Chinese Painting Collection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 Lewiston：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8，pp．21-22．

[18] 谢氏生平始见于Chesney Duncan的 Tse Tsan Tai一书 及冯自由的《老兴中会员谢缵泰》（《革命逸史》第2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3页）。关国煊：《谢缵泰1872—1937》，《传记文集》第46卷第5期（1985），第141—143页。杨拔凡称誉谢氏“不失去其中国人灵魂，此为其最可贵之点”。见杨拔凡、杨兴安《杨衢云家传》，香港，新天出版，2010年，第39页。 C8LTcOrpTTWJ9BiRWlMKhOZDPN5WGV0nQEcsSJoLGCmCxvoz+XWle4ayoD5HI0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