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缘起

孙中山于清季倡导革命，建立兴中会与同盟会，揭橥三民主义，创建民国。然新建民国，不但未能致国家于富强地步，反而陷家国于内战外侵之局面，至有“人民深遭痛苦，乃责革命家之造乱”，而倡导革命之孙中山亦备受责难。如何在革命破坏后重建国家，实为孙氏所念兹在兹者。 1923年年初，在陈炯明叛变被滇、桂军击退后，孙中山又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发表联合宣言，拟采联苏政策。遂由上海南返广州，决定重组政权。与此同时，为向在华首强的英国示好，遂有同年二月中旬香港之行 ，受到香港总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1876—1947）之款待。其间2月20日，至香港大学陆佑堂发表演说，讲述其革命思想之产生。他说：“我于何时及为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为香港。” 直指香港为其革命思想缘起之地。

孙氏进而剖析其革命思想缘起与香港之关系。他将香港与故乡香山两地的社会与政治作比较，发现香港“市街……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贿之事绝无仅有”，而故乡及内地反是。遂下定决心改良中国“恶政府”，并抛弃其“医人生活”而从事“医国事业”，并谓“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从而引起学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缘起之研究，提出除与香港有关系外，或谓源于檀香山，或谓始于中法越南战争，或谓来自洪秀全之太平天国革命，或谓受到师友如郑士良（1862—1902）、杨衢云（1861—1901）、何启（1859—1914）、区凤墀（1847—1914）、王煜初（1843—1903）、郑观应（1842—1922）等之影响。其中孙中山革命思想缘起于香港的观点，虽未获学者如张玉法、陈锡祺、Lyon Sharman、Harold Z．Schiffrin等完全同意 ^[7] ，然综观孙氏一生，其中青年求学时期，先后于香港生活达八年之久，于香港西医书院习医的大学时期，尤为关键。 一直以来，香港出身之学者如吴伦霓霞、霍启昌、黄宇和亦相继就此探析，关注香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所起之影响 ，故香港因素，显然未容忽略。 现就地缘、人和及思想三方面之新角度说明之。

一、地缘——启蒙明灯在上环

自1841年香港开埠以来，英国人于香港岛北岸修建维多利亚城，其地域包括西起上环、中环以迄东面的下环（湾仔）。其中划定今中环与金钟之间山坡为政府山（Government Hill），自政府山至海岸一带，为外商所建的商贸地带，修建横贯东西的皇后大道，故中环一带，乃香港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之中心。 而由华南移居入港的华人，则在殖民地政府的安排下，聚居于上环之下市场（Lower Bazaar）及太平山街。前者乃今苏杭街及文咸街一带，为华商之出入口、批发贸易之地所在。设南北行公所，是为本地华人商业中心。后者为今水坑口以东，城隍街以西，皇后大道以南，为香港华人聚居之地。华人自1850年起，即于此区之荷李活道，创建文武庙，拜祭文昌帝及关帝。于普仁街创设东华医院（中医院），内置神农氏，透过民间信仰及医疗组织，得以成为香港华人社区公共事务的仲裁及管理者。此外，文武庙以其香火收入资助办学，是为文武庙义学之始建（1880），而东华医院亦参与其事，并兴办六间免费义学，共同推广中文教育，而传统中国文化由是得以传承。与此同时，随着香港开埠，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宣教，其中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即于上环华人社区邻近之士丹顿街及伊利近街交界，兴建总部差会大楼，从事对华人宣教、医疗、教育及出版事工，并将原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迁移至此。又于荷李活道创建华人教会——道济会堂，及雅丽氏纪念医院，而香港西医书院亦设于院内。此外，该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建议港府于歌赋街开设中央书院，以中英双语、西方史地格致之学科，培训华人子弟。其他欧美传教士，亦先后来港开设教会学校，包括早期湾仔摩利臣山的马礼逊纪念学校、圣保罗书院（铁冈下亚厘毕道，1851）、圣约瑟书院（坚道，1876），相继招收华人子弟习识西学。而华人聚居之上环，由是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聚居于此之华人，遂于中西文化涵濡后，产生文化自觉，逐渐孕育出新文化之启蒙，而革新思想亦由此起。 （参见图2-1）

二、人和——香港双语精英群体之出现

在上述中西文化交流下，香港不少华人子弟相继于马礼逊纪念学校、英华书院、圣保罗书院、中央书院、圣约瑟书院等英文中学，接受中英双语、西方史地格致等学科之培训，从而产生一批具备中英语文及西学能力的双语精英。较著者包括60年代出身于马礼逊纪念学校，而留学英美的容闳（1828—1912）、黄胜（1827—1902）、黄宽（1827—1878）；70年代出身于圣保罗书院的陈霭廷（？—1902）、伍廷芳（1842—1922）；80年代出身于中央书院的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90年代出身于中央书院的孙中山（1866—1925）、谢缵泰（1872—1938），及圣保罗书院的杨衢云等人。其中伍廷芳及何启先后至英国，于伦敦林肯法律学院（Lincoln's Inn）攻读法律，孙中山则于香港西医书院习医，而陈霭廷为香港著名中文报纸《华字日报》创办人，谢缵泰则于日后创办著名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上述双语精英，身处19世纪下半叶之香港，目睹清季祖国在外力入侵下，国势一落千丈，始悉传统文化之缺失，西方文化之富强，遂起而倡导西学，力主革新，期望借西方文化之长，改革失败落后之旧中国。其中以杨衢云及谢缵泰为首，与中央书院之陈芬、周昭岳、黄国瑜、罗文玉、温宗尧、陆敬科，圣保罗书院之胡干之、何汝明，圣约瑟书院之刘燕宾等，相互结交。上述众人于毕业后，分别任职洋行、学校及政府机关等新式事业，于工作之余，时常聚会，讨论时局。至1892年3月13日，遂于港岛百子里1号成立“辅仁文社”，以杨衢云年长，故推举为会长，并以拉丁文“尽心爱国”（Ducit Amor Patriae）为座右铭，起而倡导西学，讲求革新，遂成为冯自由所谓“吾国人组织新学团体之先河”，为清季首见倡导西学之学会。 时孙中山于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亦结识师友，遂与西医书院同学陈少白（1869—1934），及于广州博济医院习医时相识之尢列（1865—1936），时聚会于其同乡杨鹤龄（1868—1934）位于歌赋街的祖业——杨耀记商号。四人均以洪秀全自况，言行反清，时人视之为“四大寇”。 辅仁文社及四大寇，日后遂起而联合，于香港中环史丹顿街13号，成立兴中会总会，是为清季革命运动之最初萌动。

三、思想——革新主张的诱启

19世纪下半叶，地处天南海角的香港，即在上述中西文化交流的环境下，涌现出一批精通中英双语的华人精英，面对祖国之种种危难，遂凭借其身处殖民地，得以接触及体验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起而参与国内模仿西法的洋务运动建设，并进而倡导维新，力主学习以英国为代表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体制。前者如容闳、黄胜、伍廷芳，参与兵工、留学、外交等洋务事业的擘划。后者除南寓香江之王韬外，尚有陈霭亭、何启、胡礼垣等，借用报刊以文字倡言变法维新。而香港华人精英由是与清季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发生密切关系，成为清季沿海地区首倡改革的先驱。上述人物，除胡礼垣外，容闳、黄胜、伍廷芳、王韬、陈霭亭、何启等，皆由于具有基督教背景，得以获取西学新知而成为改革人物，故被美国史家Paul Cohen标贴为“基督教改革者”（Christian Reformer），香港双语华人精英遂成为全国瞩目的改革家，香港亦由此一跃而成为清季海外华人改革言论的中心地带，而孙中山之革新思想即由此而起。

其时最早来华宣教之英国伦敦传道会，于鸦片战争后，由马六甲迁至香港，于港岛荷李活道建立华人教会道济会堂。该会华人牧执、传道、信徒，分别为王煜初、区凤墀、黄胜、何启等人。而孙中山就读之香港西医书院，即与该堂邻接。 其中王煜初、区凤墀、何启均与孙氏情同师友。伦敦传道会之华人传道、信徒，自鸦片战争以降，早已倡论革新。前有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提出《资政新论》，继有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倡导变法自强。而更重要的则为何启、胡礼垣二人，于1887年起而指出清廷洋务兵工建设，皆属枝节，根本之图在于刷新内政，提出以“民政为本，军政为末”，力主政治上复“民权”，行“君民共治”的立宪政体；经济上兴办铁路、轮船，发展私营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教育则主力求西学，学习西方知识，建立新式教育。二人日后出版《新政真诠》一书，为二人新政言论变法思想之代表作。 据谢缵泰所言，康梁维新一派，大多捧读何胡二人之著述。 ^[8] 与此同时，道济会堂牧师王煜初，亦于《万国公报》发表改革主张，力主禁烟，改革汉字；建议起用传教士翻译西书，协助变法；设立商部，发展商业；兴办大中小学，培育人才等。 而区凤墀亦从事禁烟运动，提出改良农业、兴实业、办教育、改良军旅等主张。 由此可见，19世纪下半叶道济会堂教牧及信徒，相继倡导改革言论。而值得注意者为青年时期的孙中山。1884年5月4日，美国公理会喜嘉理牧师（Rev．Charles B．Hager，1850—1917）为孙中山洗礼入教，其后孙中山常至道济会堂参加聚会崇拜，得以听道于王煜初牧师。王牧之子王宠惠（1881—1918），日后撰写《追怀国父述略》一文，指出孙中山“与先君子相过从，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二人相处，恍若志同道合” 。而区凤墀、何启又先后为其中文及医学老师，关系密切。孙氏对区、何的主张，自然熟悉。孙中山日后发表农业改良言论，以至《上李鸿章书》（1894），指出清廷船坚炮利改革是“舍本图末”，与何启、胡礼垣重视体制改革言论相同；且对何、胡重视日本明治维新，孙氏深表认同，主张中国实行“日本化”，进而建议施行富强治国之四大纲领，此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尽其流”，而归结于“推行农政”为其时之急务。后者又可见区凤墀主张之影子。由此可见，香港实为孙氏革新思想之温床。 ^[9] 故香港与孙中山革命思想，其关系之密切可知。

然而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孙氏益感清政府之腐败，无力改革，遂毅然起而以武力从事革命。 nmT1vl/jD74XC1Hr541v8wKOiskIgRrKFcna3vYzNV/v3UT7FYmWB5DtbzqE2z1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