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1839—1842)以降,西方列强进侵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丧失主权,包括协议关税、开埠通商、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最惠国待遇、割让租界,以至海关管理权、内河航行权、铁路敷设权、矿山开采、外资设厂,列强易取易携,中国已成“次殖民地”,民不聊生。自太平天国起义以降,民变四起,清季国家与社会出现存亡之危机,遂触动官绅及民间知识分子救亡之决心。 其中值得注意者为沿海沿江所开之条约港口,门户洞开,西方文化涌入,促成所在省、市中西文化交流,形成晚清之新社会及新观念。其中滨海、临江口岸之官绅与新社会群体如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新军、企业商人、华侨、妇女等,逐渐衍生出对欧美先进国家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模式的向往。 [1] 随着外力不断入侵,在清政府对外失败及屡丧主权之背景下,朝野起而提出学效欧美体制的革新方案要求。在华南地域,以省(广州)、港、澳三地为首,由于为西方诸国来华活动最早的桥头堡及英、葡割占的殖民地,“夷风染习”而自外于中国,从而成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