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末十年新政

自1900年庚子拳变以后，因外力入侵与革命党人动乱，清廷深悉如不再从事改革，国家难保没有覆顶之虞，慈禧遂下诏变法。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遂合上“江楚会奏三折”，提出以仿西法为主的变法方案，并获得直隶总督袁世凯之支持与参与，分别在其所属省份进行军事、经济、教育、行政等各方面的更革。 及至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而得胜，兼且维新保皇派以梁启超等人为首，长期宣传立宪，终于获得海内外官绅之同情和支持，清政府遂于1906年下诏仿行宪政（1906—1911），使晚清新政进一步深化。各地督抚以及官绅即分别在其所属地区开展一连串“制度性”之改革，借鉴西方先进而具有成效的经验与体制，进行革新，西方之政治、军事、教育以及经济体制逐渐移植中国，从而使晚清十年（1901—1911）的国家与社会，产生急剧的变动。 ^[11]

上述晚清十年之改革，除了在中央国家层级，改旧制内阁六部为十一部，增设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农工商部、学部、法部、陆军部、邮传部、理藩部等，加强行政专业分工外，还筹设“君主立宪”政体 ，而主要改革乃由沿海沿江之督抚所推动，内陆各省则相继跟进，当中以袁世凯在直隶，张之洞在武汉，锡良在四川，东三省之改革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为全国之模范。各省之改革，由是触动社会变迁，涌现新社会群体。随着清廷内外肆应无方，人心日益不满，国内革命情势日渐增强。

其一，政治方面——实施三权分立，行政上强化督抚权力，加强省级行政官员之专业分工，又增设巡警、劝业二道。就立法而言，各省由士绅普选议员，成立咨议局，作为地方民意机构，并在省以下之州县设立各级民意代表，讲求地方自治。就司法而言，成立各级审检机关。就现有各省区研究成果观之，清季地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实施下之新机关设立，主要分布于各省省会及沿海通商口岸，而上述地区之士绅遂得以扩大政治参与，成为清季立宪派之基地，由是诱启士绅参政，在1909至1910年间，先后发动三次全国性大请愿，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中央与地方壁垒之形势渐显。

其二，军事方面——清廷鉴于外侮日亟，而经制军之八旗，绿营及湘、淮勇营之日渐废弛，于1901年后，陆续颁布命令，废武举，着手编练新军。1903年成立练兵处，继改为陆军部，督促全国各省训练卅六镇新军，其中直隶北洋六镇与武汉第八镇，尤为新军之劲旅。其时新军军官，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除掌握西方新式军事知识与技术外，民族精神尤为旺盛，对于清廷无能不满，且受东京革命党人宣传之影响，遂萌生反志，回国后，其革命思想遂流衍于新军袍泽之间，清廷精练新军谋保治权，然适得其反。 新军实为日后推翻清政府之主要武力，而以第八镇武昌起义最为著称。

其三，教育方面——于1901年设管学大臣，翌年，颁定学制，设学部。正式下令全国各地兴办大、中、小新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人才皆由学堂而出。至1911年，新学堂达52500所。并大量派遣留学生，学习新知，追求国家之富强，在张之洞鼓励下，以留日最多，1905年留日文武、男女学生，达8000人之多，并集中于东京神田区。此辈留学生于留日之际，受日人歧视，且感于国事凋零，激于义愤，纷纷组党，从事反清之革命。1905年东京同盟会成立，各省不少留学生加入，回国后又任教于新式学堂，师生同感国事，反清之志益切，或文字宣传，或口头议论，或秘密聚会，参加革命团体，革命力量由是积累，党人奔走南北，不时借机起事。清政府设立新式学堂，其所培育之英才，竟成反对之势力，实为始料所不及！

其四，经济方面——清政府于20世纪初，决意使经济“现代化”，此即鼓励全国兴办实业，除设立农工商部主管其事，还邀请南洋各地华侨商人回国投资，以闽、粤为投资之“特区”。华商素居殖民地，备受殖民地官僚苛待，亦感国势不振而憧憬祖国之富强，对清政府无能，亦形不满。此外，国内绅商经营企业，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及洋商之掣肘，切望伸张主权，各省绅商遂群起组织商会、商团，据统计至1911年，全国商会数目达793个之多，从事争取收回筑路、开矿之主权活动，是为经济民族主义之兴起，及至川路风潮事起，清廷肆应无方，绅商遂加入反清之行列，清廷面临崩解之命运。

综括上述可见，清季十年，清政府从事全国改革，谋求富强，然却导致社会变动，社会新群体如新知识分子、新军、华侨商人、妇女等相继涌现，均对清政府之统治权力产生怀疑与不满。而旧阶层之士绅，亦对清政府立宪之结局愤怨，终于联合由孙中山于1895年所创立之“兴中会”，于1905年联同“兴华会”、“光复会”，合而成立“同盟会”此一全国性之革命团体，从事推翻清政府之武力革命，是为1911年辛亥革命，我国传统君主专制王朝由是结束，下开共和之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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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K．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in John K．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4。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1卷，1980年，第61—106页。肯定“封贡制度”中国中心观念于清代国际关系运作的积极意义；清代朝贡制度之内容，可参见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朝贡体制下属国被迫履行义务之生动事例，可参见陈学霖《明永乐朝宦祸探索——黄俨奉使朝鲜事迹考释》，《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1995年，第174—206页；“中华世界之秩序观”至清末民国即受挑战而动摇，外蒙独立即为明显事例，参见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一书，台北，1995年。

[2] Ho Ping-t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ⅩⅩⅤⅡ：2（1967），pp．189-195；John K．Fairbank ed．，op．cit，pp．1-4．

[3] 陈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第402—409页。对人口压力导致太平天国之乱及平乱后督抚权重作出详细分析，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及《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于李定一等编《中国近代史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2辑第2册，第16—81页；第2辑第5册，第85—100页。又参见魏克威《论嘉庆中衰的原因》，《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39—44页，指出嘉庆朝吏治败坏为中衰主因。又参见Susan Mann＆Philip Kuhn，“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 of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ol．10，pp．104-144，指出人口压力为地方叛乱之根源。

[4] 关于鸦片战争成因及其影响，参见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变局》及曾祥铎《论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37、237—271页。又中外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阐释，可参见林增平、林言椒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3—246页。Robert Anthony：《哈佛学派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模式及近年所受到的挑战》，《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2期，第51—54页。谭中：《西方学者对鸦片战争性质的争论》，《国外中近代研究》1987年第9辑，第308—322页。又近代不平等条约由来，参见Wang Dong， China's Unequal Treaties：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 ，Lanham：Lexington Books，2004，pp．11-24．

[5] 荣孟源：《近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概述》，《历史教学》1952年第11期，第31—36页。清季不平等条约问题形成与发展，参见李恩涵《清季史实的线索与其解释》，《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3—37页。近代中国为列强侵略以至进入世界的过程，参见张振鹍《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有关问题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121—143页；并参见Immanuel C．Y．Hsü，“Late Ching Foreign Relations，1866—1905”，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Vol．11，pp．70-141．

[6] 全汉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702—733页。参见Rhoads Murphey的 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一书。

[7] 辛亥革命前夕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市政建设及新城市景观，可参见Kenneth S．Latourett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ondon：Penguin Book Ltd．，1974，pp．7-9．沿江通商口岸，以上海、汉口、重庆为首，并包括九江、镇江、芜湖开设的租界，发展新式工商企业及现代城市建设之概况，参见樊卫国《十九世纪长江沿岸城市的开放及其特点》，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00—112页。

[8]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2—319页。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兴办学校与医院，参见Irwin T．Hyatt，Jr．，“Protestant，Missions in China 1877—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in Liu Kwang-ching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93-109．

[9] Jerome Che'n， China and the West ，London：Hutchinson＆Co．Ltd．，1979，pp．206-234．福厦二通商口岸之例子，见李金强的《从福建海关十年报告 Decennial Reports 观察清季福建社会之变迁》。又参见闵王编著《影像辛亥：晚清社会》上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9-325页。指沿海较沿江的通商口岸，沾染洋气更甚。

[10]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82—87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前的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史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50—64页。胡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0—88页。并参见Lloyd E．Eastman，“Political Reformism in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ⅩⅩⅤⅡ，No．4（1968）。

[11] 乔志强：《论清末的“新政”》，《辛亥革命前的10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8—269页。Mary C．Wright，“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ina”，in 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1，24-30． ESCR0N1K9pOLtx4EaV1E54hQXQrf0YiRLqRacOINFdkY9f+HNFwHOmJyQ297C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