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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普及、强化哲学教育，充分发挥哲学的育人功能，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而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重视的、未来仍将继续探索的重要课题。从这个角度而言，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依托本民族文化传统，打造一套与主流价值观相符合的本土化的哲学通识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哲学的育人功能，也必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建设的重心之一。
哲学通识教育何以可能？通过对欧美通识教育体系的研究，可以发现，哲学在它们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种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哲学通识教育。从欧美的实践经验来看，在通识教育的理念指导下，加强顶层设计，建构一套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哲学通识教育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哲学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因此，它的重心并不是知识传授，而是哲学素养的培育，即使人理性地认识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通达地驾驭自我和从容处世的能力与智慧。可以说，哲学素养是人文精神的核心，脱离了前者，就谈不上人文素养的真正培育。而所谓哲学通识教育就是以“哲学素养培育”为核心的育人教育。它注重逻辑思维、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塑造，强调心智的教化、情操的陶冶和人格的培育，追求人类智慧、崇高价值和人生境界的升华，使人真正成长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完整的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哲学通识教育是哲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即在通识教育的理念指导下，精心打造的一套以哲学素养培育为核心的通识教育体系，它本身就是通识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对后者的代替。因此，在教学理念、培养方式、内容设计等方面，哲学通识教育既体现了通识教育的一般属性，又凸显了自身的特质，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就此而言，相较于哲学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通识教育体现了它们的相关理念，与它们存在一定的重合之处，但也存在重要差异。
那么，哲学通识教育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念呢？通过对欧美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一般层面上，它具有以下几个共性：（1）育人理念。不论是哲学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它们的根本目标都是培育“完整的人”。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二者的融合，哲学通识教育绝不能单纯停留在普及知识的层面上，而应该上升到“人之为人”的战略高度，将咨政育人视为哲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宗旨。（2）主流价值观的引导。表面上看，欧美的通识教育体系似乎没有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综观欧美通识教育实践，可以发现，不论是英国的绅士教育、德国的自由教育、法国的政治精英教育还是美国的通识教育，其中哲学教育恰恰发挥着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功能，即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积极引导和塑造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价值共识。（3）文明的传承。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哲学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和智慧结晶，研读哲学经典、品味哲学经典，是当代青年学生理解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塑造学生的灵魂、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基于此，赫钦斯曾把经典学习视为一种“永恒学习”。（4）批判思维的培育。“哲学的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
这种对批判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育，构成了哲学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5）开放包容的豁达境界。哲学本身是开放的，任何一种哲学都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彰显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绝不能将哲学当成僵死的教条和封闭的思想体系，否则，就阉割了哲学的生命力。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的智慧，更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升修养、追寻自由的重要途径，从而塑造人的开放包容精神，使人不至于成为思想封闭、思维僵化的狭隘之人。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世界哲学日的致辞中指出：“哲学不提供任何现成可用的答案，却为思考世界、探寻自我指引出永恒求索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宽容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实用的对话手段。它与宣称一切均无对错的素朴相对主义毫不相干，它是对倾听的一种个人化要求，因为宽容建立在捍卫尊严和自由之普遍原则的坚定承诺之上……现在轮到我们来弘扬这一精神，勇于向自由、开放和宽容的思想敞开大门。”
可以说，上述理念构成了哲学通识教育的一般理念。但这绝不是说，按照这些理念，将哲学独立出来，就能建成哲学通识教育了，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教育理念的转型、教学方式的改变、师资力量的培训、教学体系的设计、质量管理和评估体系的建构、保障措施的建设等。如果缺少相应的配套体系，哲学通识教育只会沦为某种变相了的专业教育，或附属于专业教育的调味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
这表明，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建设哲学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认为，当前开展哲学通识教育建设并不是一种“奇葩”的空想，而是有效应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未来社会挑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从国外经验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哲学通识教育体系，包括教学理念、指导纲领、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制度建设等，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我国在通识教育和哲学通识教育建设方面起步比较晚，目前仍在探索之中，没有形成一套为大家公认的哲学通识教育模式。因此，如何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自身特点，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从顶层设计出发，积极摸索和建立一套适合当代大学生的哲学通识教育体系，全面强化哲学的育人功能，使其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就是当前和未来我国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展哲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本身就蕴含着咨政育人的通识理念。梁启超曾指出：“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中国哲学以研究知识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所以为人之道：怎么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从仁义礼智信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再到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从勤学好问、崇德修身到明辨是非、踏实笃行；从顺其自然、虚静净心到坐忘体道、返璞归真，从与人为善、善善与共到天下大同，等等。中国传统哲学无疑蕴含着丰富的育人思想：它教人如何为学、做事和做人，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它引导人们“析万物之理”、“求人性之善”、“判天地之美”、“究天人之际”，达到知情意、真善美的内在圆融，为人类提供崇高的价值诉求和终极关怀。这种崇德修身、引人向善、以文化人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与核心。也是基于此，梁启超和冯友兰将中国哲学称为一门“使人成为人”的大智慧大学问。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本身就蕴含着通识教育的理念，因此，在当前背景下，提出哲学通识教育建设问题，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内生于中国哲学传统之中的固有理念。就此而言，从当代中国视域出发，全面继承和弘扬这种通识理念，系统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的育人思想，建构一套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哲学通识教育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再次，从发展现状来看，建构通识教育，特别是哲学通识教育，是有效应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全面转向了前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形成了一套以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教育模式。可以说，这套模式适应了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后来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导向和工具理性日益膨胀，并迅速波及教育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实用主义和功利化倾向，特别是随着高校合并和扩招之风兴起之后，我国高等教育逐步从原来的精英化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而原有的专业教育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第一，专业化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第二，实用主义倾向和工具理性的迅速扩张，严重削弱了价值理性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使大学沦为“某种人”的培育场所，培养了一批有知识但缺乏人文精神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力，破坏了社会得以存在的价值共识；第三，这种教育更多地强调知识和技能教育，忽视了人之为人的根本，遗忘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使培养出来的人沦为某种没有精神和灵魂的知识—技术型专家。也是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发展规划，明确强调，“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高校在借鉴国外一流大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率先进行了通识教育改革，将育人教育视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经过20多年的探索，我国在通识教育改革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也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比如，我们虽然也意识到通识教育是培养“完整的人”，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这种“人”应具备什么样的独特特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建构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其中，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澄清。在当前某些高校的通识教育实践中，居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教学内容，确实有些令人感到意外。这种通识教育能否称得上真正的通识教育，还有待讨论。不过，从当前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经验来看，这显然是有待商榷的。作为“人之为人”的教育，哲学不仅天然具有通识教育的属性，而且也构成了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而言，立足中国语境，打造一套符合时代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通识教育模式，不仅是完善当前我国通识教育建设的重要举措，而且也是培养学生哲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应对专业化和功利化挑战的必由之路。
复次，建构哲学通识教育，能够为当前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有益借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就只是意味着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说教，完全缺乏学术性、学理性和系统性，进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国内社会意识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信息和思想传播呈现出多样化的拓扑结构，各种思潮鱼龙混杂，借助于信息网络和自媒体大肆传播，正在侵蚀着大学生的头脑，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了严重挑战，更是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严重危害，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感趋于下降，有的甚至产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积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通过深入的学理分析，系统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当代生命力，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水平，解决“真懂真信”问题，就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打造一套高水平的哲学通识教育体系，恰是有效应对当前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哲学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相通之处，都强调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但前者又不完全等同于后者。
实际上，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单纯的知识或观念灌输，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与感染，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而当前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灌输层面。从这个角度而言，哲学通识教育恰恰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缺陷：一方面，通过哲学学习，培育学生的理性和逻辑思维，通过心灵熏陶和智慧启迪，培育学生的哲学素养和人文精神，使其明辨是非，提升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通过哲学通识教育，可以拓展学生宽广的理论视野，通过深厚的理论分析，使他们不仅在思想的谱系中，清晰辨识马克思主义和核心价值观的说服力，而且在对话与交流中，积极引导学生树立健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哲学通识教育本身是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之上的，是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的一种质性转化，是知识传授、智慧启迪与价值引导的内在统一，能够为当前意识形态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最后，哲学通识教育是有效应对信息社会负面影响的重要举措。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集中反思了科学技术对现代人的生活、思维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影响。他指出，当一种技术得到普遍运用或普及之后，它同时会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生活习惯、品位、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每一个人在享受技术带来的愉悦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与技术理性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虽然有时人们也会意识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物化和奴役，但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批判和反抗，而是主动地选择享受这种美好的“奴役”。于是，在技术理性的侵蚀下，人渐渐丧失了反思和批判能力，形成了一种单向接受的实证思维，成为单向度的人，而整个社会也沦为单向度的社会。因此，他认为，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比，技术理性所建构起来的统治形式更加恐怖，它以一种潜移默化和无声的方式，使大众自愿地沉醉于这种奴役之中。也是基于此，他将科学技术称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虽然他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现象还是有所裨益的。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互联网、手机和微信等自媒体的普及，信息已经充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信息“内爆”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得信息和知识。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耳濡目染地影响和改变着学生的阅读和学习习惯。早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就曾告诫过：“丰富的信息将导致注意力的缺失。”
在网络世界中沉迷得越久，学生就越容易分散注意力，养成一种即刻消费式的碎片化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容易形成关注细节忽视整体、注重微观忽视宏观的思维定向，无法有效塑造学生的理性批判精神、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大部分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学生来讲，过度碎片化式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既不利于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也不利于他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方面出现一定的偏差或扭曲。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积极培育学生的信息辨识能力，塑造学生的反思和批判思维，有效预防或降低信息社会对学生的消极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不同的境况，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开出了药方。马尔库塞强调，在现代社会，科技越发达，就越要培养人的批判思维；耶鲁大学前校长莱文指出，越是在网络信息时代，就越要注重学生的逻辑思维、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培育。德国学者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进一步强调道：“只有综合运用我们在思维、心灵和精神方面的智慧，我们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培养并运用以下四种智慧来适应、改变并驾驭潜在的破坏作用。”
（1）情景判断智慧（思维），即信息的辨识和整合能力；（2）情绪管理智慧（心灵），即情商；（3）自我激发智慧（精神），即高度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4）身体素质，即健全的人格和体魄。那么，如何培育这些素养呢？哲学通识教育则是必由之路。
作为哲学与通识教育的融合，我国哲学通识教育应当符合它的一般理念。因此，在建构哲学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哲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克服传统的知识灌输方式，回归哲学教育的内在属性，形成以“认识世界，立德树人”为宗旨的教育理念，全面强化哲学的育人功能，实现知识教育与育人教育、意识形态教育与智慧启迪的有机结合。但是，仅仅停留在一般层面上，能够建成中国特色的哲学通识教育体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综观欧美通识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英、法、德的博雅教育并不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与本民族传统融合之后的一种本土化产物，因此，虽然它们都继承了古典自由教育的理念，但在具体模式上，又都体现了各自的特色。同样，美国通识教育也不是对欧洲的简单模仿，而是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的美国模式。这表明，任何成功的教育模式都是本土化的结果，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因此，在建设哲学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纲领、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制度措施，全面实现哲学通识教育的本土化。这是我们建设哲学通识教育的根本纲领。
首先，中国哲学通识教育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搞清楚自己的培养目标。就通识教育而言，虽然它的一般理念是培养和塑造“完整的人”，但在不同国家，“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内涵是不同的：英、法、德的博雅教育培养的是与它们各自的需要相适应的“欧洲人”，而美国通识教育培养的则是与美国民主社会相适应的美国人。这就意味着，我国哲学通识教育培养的必须是与我国主流价值观相符合的现代中国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因此，中国哲学通识教育应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灵魂的现代公民”，即全面了解世界文明及其哲学精髓，形成理性的批判认识态度和全面的哲学素养；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把握中国人特有的哲学和精神世界，形成高度自觉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旨趣，塑造中国灵魂；能够正确地认识现代社会，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修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其次，我国哲学通识教育应当具备什么特征？（1）必须坚持“立德树人”的中心地位。“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
（2）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哲学通识教育必须坚守意识形态的红线，把“价值观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3）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4）凝练世界文明的哲学精髓，培育开放包容的豁达境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因此，哲学通识教育“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
，培育学生开放的包容精神。（5）注重逻辑思维、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育。“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
在这方面，哲学通识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再次，应当建构什么样的教学体系？从课程内容来看，哲学通识教育无疑应当涵盖当前的八个二级学科，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它们的比例，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当从顶层设计入手，围绕“认识世界，立德树人”这一宗旨，将每个方向最精华的育人思想凝练出来，进行统筹安排，确定不同内容的比例与课程数量，以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方式，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需要和认知水平，精心打造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如哲学经典导读—新生研讨课—文化素质课—高水平通识课，将哲学素养的培育贯穿大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全过程。
复次，从事哲学通识教育的教师应当具备何种素养？教师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了通识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因此，打造高水平的通识教育师资队伍，就是一切建设的核心。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担任通识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当具备以下素质：深厚的专业素养、宽广的理论视野、高尚的品行、不凡的人格魅力、智慧的启迪者、心灵的塑造者。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精心培育和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哲学通识教学团队，真正使哲学通识教育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哲学的咨政育人功能。
最后，应当提供什么样的制度保障？哲学通识教育体系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要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进行动态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打造一套与哲学通识教育相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具体包括高屋建瓴的科学规划机制，富有成效的遴选、考核与质量评估机制，高效的师资培训体系，灵活的日常管理制度等，以此才能有效保障哲学通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