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现实生活中，纯公共品（例如国防）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非纯公共品。非纯公共品同时具有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
拥挤性非纯公共品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可能导致边际拥挤成本，且具有部分的排他性，例如社区的绿地、公共公园和国家图书馆等。对于拥挤性产品来说，消费者的消费收益取决于使用者的数量。由于存在拥挤性，当消费群体规模增加时，原有的消费者所获收益在给定的非纯公共品供给水平下将会降低。这种因新成员的加入而导致的消费收益下降会抵消由于成本分摊而引起的对该非纯公共品的规模消费收益递增。这意味着对于拥挤性公共品，存在着最佳的使用者规模。
一项俱乐部产品是可以排除他人消费的拥挤性非纯公共品。桑德拉和谢哈特给出的定义是：“一个群体自愿共享或共担以下一种或多种因素以取得共同利益：生产成本、成员特点或具有排他利益的产品。” [1] 典型的例子如游泳馆、电影院、收费的高速公路和桥梁等，在容量约束范围内，这些产品许多人同时消费；而一旦超过了容量约束范围，该产品的消费就开始变得拥挤，这时，拥挤成本的存在和增加将使消费的平均受益不断下降，尽管人数的增加也会同时使得每个成员分摊的成本减少。所以，对于一项俱乐部产品来说，十分重要的是确定俱乐部的有效规模。
对于俱乐部产品的分析，首先需要假设：俱乐部排除非会员时不需要成本；俱乐部会员具有平等的地位；俱乐部会员各自分摊相同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在布坎南看来，俱乐部类似于人们自愿形成的协会。 [2]
以上的分析表明，存在着依靠市场机制来优化提供拥挤性公共品或俱乐部产品的潜在可能性。如果能够实现有效的排他且无需成本，如果供给这些产品的边际成本是不变的，如果可以准确地捕捉到人们对这些产品的边际效用偏好，完全可以依靠竞争的市场机制以最优的群体规模和最佳的产出数量来提供这些产品，并且可以实现帕累托有效配置。这时，由于消费者承担的价格即该产品的平均成本，因此，竞争性的供给将使这些公共品企业以零利润的方式运营。反之，如果无法实现有效的排他，如果相对于消费群体的最优公共品数量过于庞大或者由于成本递减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通过竞争的市场环境予以供给，那么市场方式也许就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在政府或集体通过预算的方式供应公共品时，与纯公共品的情况一样，公共部门将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完备问题。因此，公共品的实际供给往往与理论上的效率规模不相一致。
事实上，由于非纯公共品同时具有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的部分性质，因此，在现实经济中，往往也是由政府和私人同时供给。就拥挤性公共品来说，虽然只具有部分的排他性，但由于其使用数量超过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消费的竞争性，这为收费提供了效率上的依据。因此，只要在技术上实现某种方式的排他，就可以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供给这类产品。当然，政府也可以提供这种公共品。这取决于排他的手段与目的以及供给的成本—效益分析。例如，作为典型的拥挤性公共品，公共教育的供给往往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可以得到。显然，政府提供教育和私人提供教育具有不同的目的导向，因此，在排他的具体操作上也各不相同。正是两种教育服务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排他功能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获得教育提供了可能。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创新，一些在过去看起来是公共品或拥挤性公共品现在可能具有了部分或完全的竞争性与排他性，如特定的气象服务、城市道路、污染控制等，这些变化为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依据。例如，城市道路作为拥挤性产品，由市场来提供的困难通常被认为在于向使用者收费的困难，然而，排他性在技术上却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例如，政府赋予城市道路的私人提供者以道路两旁的商业用房地产某种程度上的特许经营权，这就使私人具有了投资的激励。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思路，这种方法已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有了成功的经验。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类似的非纯公共品不管是由谁来供给，在其最佳规模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拥挤。只有在消费者的边际支付愿望等于边际拥挤成本时，才能达到均衡。从非纯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上看，拥挤似乎是必然的。只有当某些公共品的不可分割性必须要求一个最小规模，或者是某些公共品的供给本身从规模上就能获得直接收益（例如，规模成本递减）的情况下，才能说建一座无拥挤的公共设施是合理的。即使这样，也应该按照这个最小的必须规模来提供这种不拥挤的非纯公共品。当然，如果存在对将来的考虑，例如考虑未来人口的增加或迁移等因素，那有可能现在就建造一项目前不拥挤的公共品。
当某一经济活动所花费的成本或所产生的收益大于该经济活动主体实际支付的成本或实际获得的收益时，即产生了外部性。例如，某户居民在装修新房时承担了装修费用，但他却并没有承担其周围的邻居遭受的噪音所产生的机会成本，这时，负的外部性就产生了，类似的例子诸如生产部门所产生的“三废”问题、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以及一些不符合社会公德的行为所导致的问题等。负的外部性又被称为外部不经济。同样，当一个房主在雪后打扫干净门口的积雪时，正的外部性就将使所有过往的行人受益。然而，过往的行人并没有向这位房主支付劳务报酬，类似的例子包括人们为预防传染病而花费的行为对其他人健康的益处、养蜂者的蜜蜂同时传播花粉而对花园和果农产生的免费服务以及私人的某一项科学发现或技术创新对整个社会带来的贡献等。正的外部性常常被称为外部经济。对于具有外部性的一些产品，由于这类产品在性质上完全具有与公共品一样的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这类产品常常又被称为准公共品。
外部性和公共品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同样源自共同使用的特征。如果个人或者厂商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个人或厂商的效用可能性曲线或生产可能性曲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经济行为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就会与私人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成本不相一致，这种不一致的部分导致了外部性产品的存在。外部性产品部分地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在其效应范围内，外部性的影响往往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强制性的。例如，对于一家火力发电厂所产生的污染，周围的居民所遭受的不利影响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当存在正的外部性或者外部经济时，某一经济行为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收益；当外部不经济时，某一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实际承担的边际成本。
负的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产生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公共资源的产权缺乏明确的界定，或者界定和维护产权的成本过于高昂。例如，对于洁净的空气，人们很难有效地界定其产权，所以，那些受到诸如空气污染不利影响的人无法要求必要的赔偿，或者将造成损害者排除在洁净空气使用之外。
除了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对外部性的分类还包括以下几种。
（1）生产者—生产者外部性。指一个厂商的某一生产行为对其他厂商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产生了有益或不利的外部性影响。例如，一个公司的技术创新带动了整个行业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一个加工企业对地区某种矿石的大规模开采导致同行业的其他企业面临原材料的短缺；某家公司为一种新产品所做的广告同时为其他公司的类似产品开拓了市场，等等。
（2）生产者—消费者外部性。指厂商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对个人的消费效用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外部经济的，也可以是外部不经济的。例如，工业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对企业周围的居民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房地产开发商修建的商业设施或公共设施给周围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并使他们的房产价格趋于上升；偏远地区一家厂矿企业的成立不仅使周围的居民不同程度上免费享用了这家企业兴建的基础设施，还给这些居民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等等。
（3）消费者—消费者外部性。指一个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消费或对要素的提供在价格机制之外对其他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或要素供给产生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例如，一位某种传染病疫苗的消费者在接受这种疫苗注射时，客观上使他人的健康有了更好的保障；抽烟者往往使其周围的人被动吸烟，从而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不利的影响；个人接受教育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素质，获得了较高的报酬，同时还对整个社会产生了良好的作用，等等。
和公共品一样，外部性的存在往往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市场失灵。首先，即使外部性产生了额外收益或额外成本，厂商或个人在对一些产品供给和消费时仍然依据其个人边际成本等于个人边际收益的原则，从而存在没有被纳入价格机制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这与帕累托有效的边际条件实际上产生了偏离，这就导致了资源配置的非效率。这时，价格机制的优化配置功能失效了。
其次，由于免费外部性产品的存在，就会产生“免费搭车”问题。如果“免费搭车”的理性行为成为大多数的选择或者提供这类产品的私人承担成本过高时，一些产品就会因为外部性的存在而使私人部门不愿意提供，从而从整个社会来看出现短缺。例如，为了获取一项技术或工艺创新，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与开发（R&D）费用，然而，如果创新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开发企业很难保证不被其他生产厂商模仿，这往往大大缩短了一个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且企业由创新获得的超额利润被那些“免费搭车”者免费地分享了，这样，企业就没有足够的积极性从事研发活动，从整个社会来看，研发投入就会不足。另外，基础研究可能是更为典型的例子。所以，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必须存在一定的价格补偿机制。然而，即便如此，对于正的外部性，作为准公共品，对外部经济的补偿和公共品一样存在着普遍的信息难题。这是因为，与公共品的供给一样，外部经济的受益者没有直接的动力披露他们对该产品的真实偏好。因此，披露公共品偏好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外部经济导致的准公共品。
再次，外部不经济导致的效率损失也要求生产企业承担外部边际成本，但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衡量外部边际成本的大小。显然，市场机制无法让生产企业主动显示他的边际支付愿望，而如果让负外部性的承担者显示其意愿价格，则同样存在着“免费搭车”和信息难题。因此，自发的市场价格机制又一次失灵了。
不仅如此，外部性的非效率结果还表现在对公共资源的使用上。通常，公共资源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界定可以被免费使用，然而具有一定质量的公共资源又是稀缺的，从而具有使用的竞争性，这为外部性的存在提供了机会。例如，地下水通常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资源，然而，作为稀缺资源，地下水会随着开采者的增多或开采量的增加而趋于减少甚至枯竭。这意味着增加一个开采者的社会边际收益可能小于每个开采者的平均收益（假设每个开采者具有相同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公共资源的免费使用导致的外部边际成本并不需要使用者来承担，因此，公共资源会产生普遍的过度使用问题，这往往导致了公共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利用，并给人类社会福利带来严重的损害。
从外部性的产生过程来看，一定经济行为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一定是以付出一定的边际成本为代价的。私人将选择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一点作为他的决策选择，但却忽视了其他人在价格机制之外所承担的外部边际效应。而有效的资源配置要求经济行为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和由此产生的所有边际收益即社会边际收益相等。因此，在理论上，如果存在一定的措施，使外部性行为人有足够的激励将外部性效应考虑在其行为选择内，就可以实现对外部性的纠正，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通常，自发的价格机制对于纠正外部性显得无能为力。这给政府干预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使外部不经济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得到应有的承担（政府干预的具体手段见第三章）。
[1] Sandler T.& Tschirchart J.: The Theory of Clubs: A Surve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1980,ⅩⅧ。
[2] Buchanan J.M.: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s ,1965,32.